書話《香港人之香港史》:
省港大罷工是一場愛國運動?

《香港人之香港史》

 

近幾年,中港矛盾問題日漸加劇,激發了本土意識抬頭,香港首次出現「香港人優先」、「香港我主場」等強烈的本土聲音。但同時候,也有一些學者與香港市民堅持「中港是不可分的命運共同體」的看法,愛國情懷仍然存在。「何謂香港人」這極具爭議的身份認同問題又再次出現。要談及身份認同問題,都必定牽涉歷史因素,必須追溯本地的文化與傳統發展。但問題就在,香港人一直缺少了一本屬於香港的歷史。

學者王宏志在名著《歷史的沉重》曾言:「對很多人來說,香港是沒有歷史的」 ,在八十年代前,人們從來沒有正視香港的歷史問題。那時的香港中小學都不教授香港史,以中文書寫的香港史著更是寥寥無幾只有三四篇。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都不知道香港為何會成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如何從一個寂寂無名的小漁港變成所謂的「國際城市」。

 

今次我想介紹的正是一本屬於香港人的香港史,它的書名已經闡明了這個觀點:《香港人之香港史》。說來有趣,這本書的作者蔡榮芳並不是香港人,而是台灣人,但他卻深入地以 「在地」的方法分析了幾百篇歷史文獻,從鴉片戰爭開始,敍述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後,華人在香港社會的形成與演變,再到省港大罷工至抗日戰爭,這大約百年之間, 來自中國政治、社會運動衝擊下,香港的歷史演變以及主要社會和政治運動,是一本香港的早期史。

這本書最獨特與有趣的地方,在於作者強調要寫一本以「香港為本位」的香港史。可能有人會疑惑,香港史不就是以「香港為本位」的歷史嗎?並不是的。作者指出過往的香港史都不是以 香港為中心而寫的,大多數都是由殖民者寫的「殖民主義的史學」(colonial historical scholarship)。這些殖民史學,往往都是以殖民者精英的立場來寫歷史,試圖合理化殖民統治,譬如英國作家Jan Morris的《香港:一個帝國的收場語》竟然這樣描述香港人:「香港華人是歷史的消極旁觀者……甚少華人的名字出現在歷史書籍,因為甚少華人在香港的發 展中扮演公共的角色。」這顯然徹頭徹尾是以殖民者觀點寫的香港史,完全漠視了香港華人對香港的發展貢獻。

相對於殖民史學,另一種就是愛國主義的香港史,九七前,很多中國學者都是寫這類的香港史,這些史書都帶著明顯的國家政治任務,宣揚民族與愛情主義,譬如這些史著都喜歡大篇幅報導帝國主義如何發動戰爭,奪取香港、堅稱香港人民與中國內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有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的共同任務等等,把香港視為僅僅是中國的 一個從屬地區,沒有任何獨特的特徵與權益,香港各種重大的歷史事件都是以中國為首。

以省港大罷工為例,大多數史學家一向強調港人是以愛國主義為中心參與罷工運動:20年代初中國是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孫文準備北伐統一中國,國民黨實施三大政策,包括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割據與統一全國。1925年5月30日,上海學生與工人遊行抗議日商殺死華工,卻遭英藉巡捕開槍射殺,造成五卅慘案。然後同年6月21日廣州數萬人舉行示威遊行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結果與英法警衛發生衝突,數十個華人當場被射殺身亡,造成聞名的沙基慘案,然後事件震撼全國,香港的學生和工人感到極度憤怒,響應愛國主義的號召,紛紛回到廣東參與反帝、反英的愛國主義罷工運動。

 

作者認為這種傳統的說法實在過於單純, 純粹把複雜而龐大的社會運動訴諸於愛國主義,是不足以解釋為何整場運動能維持長達一年又四個月之久。他認為運動裡每個人其實都懷著不同的目的。因此,這場罷工運動雖然是以愛國主義情緒為原發點,但實情是結合各人的現實利益需求而推動與持續。

最明顯的是,五卅慘案發生後, 雖然香港開始出現罷工行動,但當時香港不少工會害怕罷工。據鄧中夏的回應,當時香港工會許多都是黃色工會與行會工會,以抽受會費為生,一開始他們贊成罷工,是因為以為罷工後可以取得愛國虛榮,同時能夠掌握領導權而扣取罷工經費賺取實利。但之後卻發現沒有實質益處而畏縮起來。於是香港共產黨指揮了他們所屬的工會先行罷工,再逼使這些黃色工會發難,並且以「爭取香港民眾權利」為手段,例如要求取消對華人的私刑、笞刑等法律、減房租、設定最低工資等等,招引更多港人參與全國反帝愛國運動。

不過當時大部分香港居民開始時仍然反對罷工,不僅是商人與資本家,許多商店伙計、工匠、一般居民都希望社會安寧、反對動亂。作者認為要解釋後期運動能引發大規模運動,是不能忽略當時香港社會的經濟環境,社會人口正在劇增,同時物價高漲、居住缺乏、 工人生活困苦,深受殖民者的剝削與壓迫,與此同時,罷工運動出現後的幾日,香港社會充滿謠言,傳出政府行將斷絕自來水與糧食接濟,以困居民。因此當沙基慘案發生後,很多香港人才會接受「愛國主義」這口號呼籲,紛紛離港到廣州支持罷工運動。

不過,並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支持這場運動。當工人逐漸罷工離去,帶給了港人極大的困苦,因此有些市民選擇了與港英政府合作,組織「街坊自衛團」與「工業維持會」,召回華工復業,由6月19日至7月19日,不少沒有離去香港的工人都逐漸復工,許多離去的勞工也回到香港,每日至少有四千多人。與此同時,廣東左翼政府訴諸暴力與 恐嚇,不准工人回港,曾有一位店員就憶述,他用了九天時間才能回到香港,許多罷工工人都回不了香港,才會造成運動持續了那麼長久,因此並不是工人對愛國情懷的堅持真的那麼巨大。

而罷工運動之中,最有趣的是華商的態度。不少商人都反對罷工,但在高漲的愛國浪潮之中,他們都不敢公開反對,只捐出了數千元支持運動,並休業一天,象微性罷市。有趣的地方就在這,商人不支持罷工是很容易理解,畢竟害怕經濟損失,但到了後來,許多粵商都支持罷工,接受愛國口號。原因是當時國民政府決定孤立英國貨船,變相使其他國家直接來廣州通商,華商見有助於廣州商務,於是就改弦易轍,支持罷工, 並忽然愛國起來,說罷工是一場為了爭回國體與人格的愛國運動。

 

由此可見,所謂「愛國主義」運動,其實只是一個情緒的載體,載著的是不同人的利益考量,或許真的有人純為愛國,但為數不多,實情在這16月的長久運動之中,就令香港華人分裂成兩個陣營,一是擁護廣東革命政府的罷工工人與學生,另一是支持港英政府,反對工潮的居民與右派勞工,雙方都互相攻擊,自稱愛國,指責對方叛國。那麼,到底什麼為之「愛國」,成了最大的疑問,也許愛國主義從來都只是商人的推銷品或勞工的爭取權益工具,大家都為了各自的利益而愛國。作者最後認為省港大罷工其中一個重要意涵是港人開始視香港社會的繁榮安定為主要考慮,而中國的北伐與國民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只是港人偶然或附帶的考慮。

在書中最後的<結語>,作者也論及愛國主義的曖昧性與危險性,指出五四運動時期,以民主和科學兩種「啟蒙」來「救國」,但兩者產生緊張與矛盾時,救國卻享有優先的考慮,愛國主義都會造成大中國的「中原心態」,試圖壓制各地方人民權益。 同時又提到,蔣氏父子曾推行「中國文化復興運動」,製造反共愛國的迷思,以打壓台灣本土文化,貶視台灣文化為中國文化之流,造成許多台灣人的反彈,引至台灣本土化運動的出現。

這本書出版日期為2001,當時中港矛盾問題並未出現,作者在書中提到因為中港地理環境相 近,在文化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與大陸有密切的關聯,因此,「港人認同中國熱愛祖國」 。他萬萬想不到,在今天香港的環境下,正正由於地理環境相近、文化差異巨大、中國資本可以自由進出香港等問題,反而造成中港矛盾激烈,愈來愈多香港人不願意接受「中國人」身份,本土意識抬頭亦令不少本土派批評有些愛國人士為「大中華情意結」心態,與他所提到的大中國的「中原心態」非常相近。

 

延伸閱讀:《「本土」的崛起、轉向,與實踐面向 》

 

關於作者:楊梓燁

楊梓燁
修讀哲學系,Mensa會員,主要經營部落格《捷學的哲學》,志在推廣思考方法與哲學,以及思考方法的實際應用,包括應用於政治、科學、數學、倫理等各種不同的範疇。詳細版作者介紹: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3/03/10/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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