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難為也要為 - 直布羅陀城邦簡史

回眸歷史 / 國際視野 / 政治

城邦難為也要為 - 直布羅陀城邦簡史

直布羅陀舊城區一座民居外牆(筆者攝於2013年7月)

 

「直布羅陀地方細,冇發展空間,既然西班牙已不再是專制國家,又係歐盟成員,為何不和西班牙合併,等個空間大D,住都住得舒服D啦!」從西班牙回直布羅陀後,我曾有這個念頭,縱使這個念頭一閃即逝,因為我知道這猶如叫香港人支持取消中港邊界,兩地完全融合。雖然我到直布羅陀前,已讀完英國學者Chris Grocott及Gareth Stockey所寫的《直布羅陀近代史》( Gibraltar: A Modern History,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12),知道二戰後直布羅陀人對西班牙要求他們「回歸祖國」,是何等抗拒,但當我從寬敞的La Línea,回到道路狹窄、人多車多,連機場跑道也要建在馬路上的直布羅陀時,仍禁不住有兩地不如合併的想法。由此可見,地狹人稠、生活緊張、可用土地奇缺的城邦,要持續獨立地發展,何其困難!此等困難,絕對可以令城邦居民,感到自主城邦已不可為,而漸漸支持和其接壤的腹地(hinterland)融為一體,一如不少香港人真心覺得,未來香港只有「和內地融合」,才能繼續發展。

可是,直布羅陀人並不這樣想。2002年7月12日,直布羅陀民選自治政府就著「是否贊同英國和西班牙共享直布羅陀主權」,舉行全民公投,結果反對票有17,900,而贊成票只有187票(見Gibraltar: A Modern History, P.116)。其實,西班牙是民主國家,人均GDP亦位居世界第29位(2012年國際貨幣基金會數字,同年香港排第6,中國排第93),兩地民間往來又日益頻繁,為何直布羅陀人仍堅拒西班牙分享主權呢?這就要由直布羅陀與西班牙的關係,以及直布羅陀身份認同建立的歷程說起。下文的史實及資料,除了特別註明外,均引自上文提及的Gibraltar: A Modern History一書。

 

城邦難為也要為 - 直布羅陀城邦簡史

 

英國佔領促成現代直布羅陀誕生

直布羅陀之所以成為英國屬土,是源於十八世紀初,西班牙與英國等國,因為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爆發戰爭,最後西班牙戰敗,被迫於1713年簽訂Treaty of Utrecht,將直布羅陀割讓予英國。直布羅陀在「開埠」初期,純粹係英國一個軍事要塞,商貿活動不多,更先後在1727年、1779至83年遭西班牙武力封鎖。到了十九世紀,此地漸成為英國皇家海軍的重要軍港,駐軍生活所需及軍事建設,帶來了大量商機,再加上直布羅陀的免稅「自由港」地位,以及西班牙因有求於英國而停止武力威脅,使不少來自西班牙、意大利、英國本土以至北非等地的人,紛紛來到直布羅陀謀生,包括從事由直布羅陀走私貨物到西班牙的業務(因西班牙稅重),自此,直布羅陀開始繁榮起來,以富商為首的民間社會(civilian community)逐漸形成。

因此,若用香港人熟悉的「生母/養母論」,直布羅陀作為一塊土地,固然原屬於西班牙,但直布羅陀作為一個城邦(city-state)、一個社會(community),其誕生實由英國統治促成,所以,究竟英國還是西班牙,才是直布羅陀的「生母」,就看你如何理解「直布羅陀」這個字詞。

 

城邦難為也要為 - 直布羅陀城邦簡史

直布羅陀的郵筒(筆者攝於2013年7月)

 

直布羅陀居民也曾「胸懷西班牙」

稍讀香港史,就知道1950年前的香港,並不是「自成一體的社會」(語出自香港社會學者呂大樂),雖然中港之間有邊界,但基本上沒有出入境限制,因此人們經常省(廣東省)港兩邊走,而除了少數華人及混血精英外,廣大香港華人並未有一種與中國身份有別的「香港身份認同」。各位只要到香港中央圖書館或位於觀塘的政府檔案處,看看1960年代前的香港中文報紙,例如《華僑日報》、《華字日報》等,就知道當時有關中國大陸的報導,明顯多於關於香港的,而這時的香港居民,大多關心中國多於香港。這點與二十世紀上半期的直布羅陀,十分相似,當時直布羅陀居民,對西班牙政局的關心,遠多於本地政治。例如在西班牙內戰(1936-39)年間,直布羅陀居民就分別支持內戰雙方──佛朗哥的「國民軍」(Nationalist)和蘇聯支持的「共和派」(Republican);在盟軍勝利日,直布羅陀爆發大規模示威,抗議佛朗哥獨裁,要求西班牙民主。與此同時,直布羅陀和其接壤的西班牙地區,在社會經濟上屬於一體。每天,大量西班牙勞工往直布羅陀開工,放工就回西班牙,兩地居民亦經常「兩邊走」會友聯誼,兩地家庭也常見通婚。隨著兩地交往趨於頻繁,再加上1930年代不少西班牙難民移入,直布羅陀的社會文化日益「西班牙化」(Hispanicised),無論於街頭巷尾,還是在一般家庭,最多人用的,都是西班牙語,即使到了1951年,官方人口普查仍顯示,能說英語的人口,不多於65%。這情況要到1950年代,直布羅陀與西班牙佛朗哥政權關係急速惡化,才有所改變。

 

佛朗哥迫出來「直布羅陀身份認同」

直布羅陀的城邦身份認同,是1950年代開始形成的,形成原因固然不止一個,但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戰後佛朗哥政權不斷施壓,更不惜陸路封鎖直布羅陀,以求英國將直布羅陀交給西班牙,但這反而使直布羅陀人民對西班牙這個國家,離心離德。

二戰後,美國須爭取西班牙支持,以對抗共產陣營,佛朗哥的政治信心因而大增,再加上他想塑造自己「民族英雄」的形象,便趁著英國在全球殖民地撤退之勢,開始以強硬手段迫使直布羅陀重歸西班牙,主要為不斷限制兩地社會經濟往來,例如不斷收緊往直布羅陀的西班牙勞工數額。到了1960年代,直布羅陀建立起民選自治政府,更激起佛朗哥的不滿,及至1969年,直布羅陀頒布新憲法,確定英國不會在未經直布羅陀人同意下,將直布羅陀交給他國,終使佛朗哥決定無限期關閉兩地陸路邊境,並斷絕兩地的航運及通訊,使兩地邊境猶如築起了一道「柏林圍牆」,西班牙此舉對直布羅陀經濟,打擊很大。

為了向國際社會顯示直布羅陀居民的意願, 1967年英國政府決定就著直布羅陀前途,舉行直布羅陀史上首次公投,結果只有44票支持主權移交西班牙,支持英國繼續享有主權的,則有12,138票。這次公投,表標著「我是英屬直布羅陀人,不是西班牙人」的「直布羅陀身份認同」,正式確立。

 

城邦難為也要為 - 直布羅陀城邦簡史

攝於直布羅陀博物館(Gibraltar Museum,2013年7月)

 

城邦難為也要為 - 直布羅陀城邦簡史

1969年直布羅陀憲法序言,攝於直布羅陀博物館(Gibraltar Museum,2013年7月)

 

一國一邦的身份認同建立,除了靠外力刺激外,亦有賴於內部的經濟及文化建設。自陸路邊境封閉後,直布羅陀便轉而向對岸的北非犘洛哥輸入勞工(因此犘洛哥人,現已成為直布羅陀的主要族群之一)。為了不再依賴英國的現金援助,並應付英國關閉當地海軍船塢所帶來的就業問題,直布羅陀政府自1980年代起,積極吸引郵輪旅客、離岸金融,近年更發展起網上遊戲及網上賭業,成果顯著。至於食水方面,自1954年西班牙限制向直布羅陀輸出食水後,當地政府一直另覓水源,包括用大船入口英國的食水,到今日,直布羅陀靠著巨岩內的引水道、水庫以及海水化淡廠,達致食水自給(食水資料來自直布羅陀政府網頁)另外,直布羅陀政府亦深知身份認同繫於歷史記憶,因此大力支持本土歷史研究以及文物保育,並十分注重中小學的本地歷史教育。

 

西班牙民主化未能化解兩地矛盾

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開始建立起民主政制,並逐漸恢復與直布羅陀的往來,可是,由於西班牙政府仍然不放棄對直布羅陀的主權要求,所以兩地的矛盾至今仍未化解。

1985年,兩地邊境完全解封,此後,縱使西班牙對直布羅陀經濟日益重要,但無損直布羅陀身份認同。佛朗哥專制結束後,西班牙新政府,多次和英國談判直布羅陀主權問題,直布羅陀人對英國出賣其利益的恐懼,進一步助長他們的直布羅陀身份認同,形成「直布羅陀民族主義」(the sense of distinctive Gibraltarian Nationalism)──既不是西班牙人,亦不是英國人,而是直布羅陀人。2004年,超過一萬名直布羅陀人組成人鏈,圍住直布羅陀全境,以紀念英國佔領直布羅陀300週年,並藉此向西班牙的主權要求「說不」。

2006年,西班牙、英國與直布羅陀政府簽訂Cordoba Agreement,根據英文版維基百科Cordoba Agreement條目,是次條約只是協定直布羅陀與西班牙之間的航空、通訊及邊境管制等事務,至於直布羅陀主權問題,西班牙政府仍然堅持只與倫敦商議,不容「三腳凳」談判。至近月,直布羅陀與西班牙有關水域的糾紛,成為了英國下議院的討論議題。

從直布羅陀的歷史可見,城邦的生存,本來就不易,要維持城邦的永續發展,除了有利的國際政經形勢外,城邦居民獨有的身份認同,亦非常重要。若沒有這種身份認同,城邦居民就很容易受到其接壤腹地的豐富資源吸引,不再堅持城邦的自成一體格局,使城邦漸漸「被融合」而煙消雲散。而城邦的身份認同,除了源自其獨特的歷史發展軌跡和歷史記憶,更發端於外部對城邦的壓迫,而這種身份認同一經建立,即使城邦與接鄰腹地的往來越來越多,也難以消除(除非有這種身份認同的城邦居民完全消失)。直布羅陀的經驗,或許能對香港今後的發展,有所啟示。

 

關於作者:毛來由

毛來由
香港史愛好者。曾研究戰後香港政治及社會史。希望一生都以歷史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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