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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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Undergrad),香港大學學生會官方編輯委員會,亦為校內唯一文字傳媒,出版刊物《學苑》,內容主要分為新聞版、專題版、文藝版及專欄。學苑屬學生會架構中掌管第四權的監察者,獨立於掌理行政權的幹事會,同屬擁有司法及立法權的評議會管轄。一名總編輯及兩名副總編輯均由全民普選產生,其他編委則由三位總編任命,而幹事會出版秘書則為當然編委。學苑致力推動同學關心校園、放眼社會、省思自我。透過報導校園及社會議題,鼓勵同學從關心身邊的校園議題出發,將關注推展至社會議題,並一再思考身為大學生的自己於校園及社會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背負的責任、所抱有的堅持,從而逐步改善校園以至整個社會。

本文希望回頭檢視公民民族主義的理論源流和其於世界各國的實踐,以參與關於「公民民族主義」內涵的討論。筆者嘗試指出,在公民民族主義的前提下,香港民族的概念包容了所有居住於香港的人。討論「香港人」身分要件或「香港文化」或「價值」,其實沒有意義。

在很多人眼中,《基本法》不可撼動,猶如聖經一般,不必要也不可能挑戰。去年六四維園集會焚燒《基本法》以及七一遊行所提出修改《基本法》的訴求,引起泛民內部的爭議。經常代表民主派出使各國的陳方安生在去年六月二十九日與傳媒聚會時表示不支持修改《基本法》,擔心此舉猶如「打開潘朵拉盒子,有人隨時藉此收窄港人公民權利、損害法治」。事實上,就是這種陳腐的觀念拖累香港政制發展這幾十年一直停滯不前。

歸人

我熬過了快一年沒有陳奕迅推出新歌的日子,春寒料峭的天氣又準時守候。大夥在早上五時應聲蹦起,匆匆忙忙套上軍服,悉悉率率地整裝。向齊總會一如既往地坐在對面鋪上翻著以前的日記,早已穿戴整齊。除了進行某些極限項目,我們在平日裏到點的時候必須睡覺,幾乎連思考的時間都沒有,所以向齊只能這樣擠時間。我曾建議過他在夜裏偷偷開手電筒看,早上可以多睡會。他輕笑著搖頭,說他喜歡早早起來等破曉。

「沒有大會,只有群眾!」雨傘革命時「拆大台」的呼聲言猶在耳,歷史竟已然翻過一頁。二零一六年新春,衝突發生在旺角街頭,警察槍指市民,群眾擲磚還擊。香港在激烈的衝突聲裡開年,警棍落下,街頭的烈焰熊熊燃起,我們目睹新年的紅在抗爭者的前額綻開,街影也因火光照得通紅。

今時今日的香港,與其他的大城市一樣,鐵路系統給人縱橫交錯、錯綜複雜的感覺。地底是個大型人潮流動的空間,充斥著不絕的皮鞋、高跟鞋的腳步聲。繁忙時間人太多,金鐘站的月台候車像散不去的一樣,港島線往柴灣的列車剛離去,又一群乘客從對面的荃灣線湧過來。這個原有的地下空間已經飽和,礙於地底縱橫交錯的電線、水管、樁柱等設施,第一代建成的路線無法增加容量。或許這是大城市的通病,地鐵通車時未能準確預計日後增長的需求,久而久之就負荷不了。

在這匆忙的地方,我們很難看到運動的蹤影。城市的人快得像賽跑一樣,卻又不是在運動。時間在追趕人們,人們在追趕金錢。不實際的夢想,在萌芽時已被扼殺掉。這片土地,彷彿只是暫借的寄身之所。體育政策,只是一次又一次的紙上空談。不過,我們仍相信運動文化應與這片土地緊緊相繫。

「假如地球上,連一滴乾淨的水一口乾淨的空氣都沒有,賺再多的錢又有什麼意義?」這是本年初上映的電影《美人魚》的一句對白。淺白的假設問題,沒有深奧的哲理,對一些觀眾可能是發人深省,一些可能是當頭棒喝,但更多的應是一笑置之。在香港談環保是不設實際,是少數人吃飽飯後的玩意,原因就是「不設實際」。因為對香港人而言,生活上總會有些更迫切、更實際的問題要處理。例如在談小販擺賣事宜,更迫切的是處理小販的生計問題、政府發牌制度的問題、小販管理隊咄咄壓迫的問題;至於小販使用紙袋、膠袋、發泡膠容器、竹籤,所製造的垃圾,自然是旁枝末節。我們認同事項有嚴重程度和迫切程度的分別,在小販的例子中,在生計上、民生上、執法上的問題,很合理地是比垃圾製造的問題來得迫切重要。然而,其他生活上大大小小的習慣和制度,我們的環保意識足夠嗎?環保能成為重要的議題,及成為制定政策的重要準則嗎?談環保又真的那麼不切實際嗎?

社會對本地時裝的支援寥寥可數,所謂「時裝基金」與其他東南亞地區政府所提供的支援對比,實在相形見絀。現時本地時裝業界缺乏一個如韓國KoreaFashionAssociation或是英國BritishFashionCouncil的業界諮詢組織,作為支援本地設計師的平台。一直以來,本地設計業只能單靠業界力量獨力發展,而設計師惟有靠一些如FashionFarmFoundation(FFF)的非牟利、非政府組織,舉辦不同推廣活動。FFF無法以資金直接資助,只能將辦公室劃為7位設計師的工作室,或舉辦活動,鼓勵港人穿上本地設計師的作品。然而,這些不都是我們這個要「大力推動」時裝業的政府可以做的事嗎?民間的力量畢竟有限,偏偏政府愛理不理,貫徹其「一句唔該」就推卸責任的作風,把工作室租金高昂、SelectShop不足的問題留給非政府組織處理。

我們是即將離開大學校園,走進社會,投入職場的年輕人。家人、師長和朋友曾經為我們「大學菁英」的身份感到興奮和自豪,以為我們從此成為社會上較具優勢的一群。然而,伴隨這身份而來的,除了舒適的學習環境與豐富的學習資源,還有對殘酷現實的恐懼。那不單是因為我們看到社會的荒謬,而是知道我們終有一天要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打拚。在大學生活的前幾年,身邊的同學已積極找實習工作,為的是在履歷上多添幾欄工作經驗,比其他人更具優勢,讓我們看起來更貼近成人的世界;在畢業前夕,我們逼不得已投身激烈的就業競爭,到不同工種的公司應徵。這一切都源於恐懼──我們懼怕成為雙失青年(失業、失學),成為社會上的失敗者。

十八歲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甚麼?以前的人大多會回答要光明正大地去酒吧,或試一下抽煙,或學習駕駛車輛。但如若問我們,得到的回答或許會是開始輪候公屋。這答案是顯然是玩笑一則,戲謔背後卻揭櫫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哀。

《中英聯合聲明》中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在二零四七年屆滿。香港的命運再次成為未知數,究竟是獨立成國,維持現狀,還是成為中國城市,現時社會鮮有觸及。二零四七年說來遙遠,然而香港人早在七十年代未已開始討論九七的問題,觀乎現時香港赤化之快之急,我們現在已需要著手準備二次前途問題,增加談判桌上的籌碼。就二次前途問題,我們有以下訴求

消遣──這沒有生產力,為求愉悅心靈的行為,大概已經理所當然地被不少香港人從生活中剔除。我們不敢空閒下來,不敢放空,時間不花在對仕途、學業有利的事項上就是浪費。睡眠不足、精神緊張的香港人,就是這樣煉成的。我們營營役役地生存,自甘﹁生活﹂的權利被褫奪,更病態到以此為傲的地步,從未想過這是種自我剝奪和被剝奪。

教育和訓練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訓練只問「怎樣做」,教育關心的還有「為何這樣做」;訓練只看如何完成該做的事,教育是判斷何謂該做的事;訓練是被反覆灌輸一套既定的答案,教育是在吸取知識的同時自行發掘答案。教育比訓練少了一個框架,理應因而多出一種可能性。但在香港,當我們談可能性的時候,想到的是甚麼呢?選校必然選擇三大,學科以醫學和法學為首,藥劑、牙醫等他日起薪不錯的科目也可作考慮,不抗拒數字的話則可從商——我們的社會,把這些稱之為可能性。

我們第一次講的粗口是「屌」,而不是「幹你」。粵語流語曲、港產片在我們成長中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伴隨著我們的喜怒與哀愁。當兵聽麥浚龍的《耿耿於懷》,失戀聽連詩雅的《到此為止》,中學畢業聽梁詠琪的《Today》;新年例牌翻看《家有囍事》與《行運超人》,到現在看毛記電視,一直以來最能夠激盪我們心靈的必然是粵語文化。粵語是香港人身份認同最重要的基石,在香港生活用上最多的語言是粵語,對粵語缺乏認知則難以了解香港社會的狀況,更遑論融入。

在香港出生,從不是我們的選擇;生於英屬香港,卻成長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生活於今天彷彿被中國全面管治的香港。有人或言,若我們不喜歡這個身份,大抵可以選擇離開。我們沒有必然的責任至死不渝忠於一地,但我們有無盡的感情竭力守護我們成長的地方,保衛與我們分享共同語言、共同回憶的香港人。這是「生於斯、長於斯」的真締。

若深究台港兩地近來於太陽花/雨傘、反課綱/反國教等大型抗爭中雷同的運動框架,便不難發現追懷鄭南榕、認同抗爭精神的集體心理,不單單孕生於對自己家鄉土地的認同與歸屬感,還雜揉了頻繁出現於抗爭場合裏的「反中論述」。「中國」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的意義是爆發情緒的窗口,也是著手民主工程首要指明的威脅標的。誠然,香港人視雨傘革命為共同體建構的重要啟程,而且此共同體向外排除「中國」的抵抗色彩,比起對內部文化圖景、階級生態與政治願景的想像,較為濃烈、明確,也更容易蓄積抗爭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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