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政治常識

盧森堡 - 這個西歐小國的政局週二發生戲劇般的發展,首相容克的執政盟友社會主義工人黨LSAP,轉而和民主黨DP及綠黨 Déi Gréng 組成藍紅綠 「岡比亞」執政聯盟,將執政18年,基督教社會人民黨籍的首相容克趕下野。容克因為政府竊聽醜聞,7月在LSAP撤回支持下被迫向大公申請解散國會,並內閣總辭。而大選後該黨雖然依然是國會最大黨,但現時無力籌組聯合政府而下野。

回看港大民調就是次選舉進行的滾動民調,抽樣方法為隨機撥出家居電話,撥出時間多數為晚上。可以想像,有一些人是較難被這個民調接觸得到的,例如較早睡的長者,需要輪班的朋友等,但這些人,卻有不少會投票的。以長者為例,他們大多較重視地區福利事務而非政治議題,會投票支持較多地區工作的政黨,結果他們支持的候選人,往往於民調中被低估;相反,較重視政治議題的候選人,得票民調中會被高估,得票高開低收。

小心佔中民調

選項所暗示的後果嚴重程度相差很大,而且明顯令人傾向不選代表民主價值的選項。在不「係重大政治議題上俾市民更多發言權」最多只是政治上維持原狀,沒有進步。但其他三者暗示的結果則很恐怖:例如不選擇「維持社會秩序」的話,暗示後果很可能是動亂、無政府狀態的級數。結果這個選項有傾斜的民調,就被演繹成「社會秩序重要過民主很多」。

電視台所得的原始數據(raw data)是一樣的,不過就個別選區就勢而言,NOW新聞台選擇先剔除因不同原因未有回答投票意向的受訪者,再計算候選人預計得票率;而有線新聞則未有剔除。前者好處是較明確知道候選人預計得票率,後者則可從「未決定」人士當中,知道選舉有多大變數。如果同學要引用不同民調數字時,記得小心處理。

立法會還是垃圾會?

以工聯會王國興為首的保皇黨議員,從上年開始便經常批評拉布的議員每天浪費幾百萬公帑,不斷發表相關的謬論。立法會不是一間工廠,不是只講求通過法例、法案的速度,不是每年通過得愈多條法例,公帑就愈用得其所。假如通過的全都是像廿三條般的惡法,而政府不斷濫權,立法會又有何用呢?拉布的議員為市民爭取權益、監察財政、阻擋惡法,絕無浪費公帑,反而經常在議會內寫大字看電影、放棄監察政府、助長政府濫權的議員才是浪費公帑。

威權者及親近威權的人,就是藉着這個「社會我」的空洞獲取政治紅利。由議題設定、文宣到實際利益交換,在這個城市的你也會感受到,在此不再詳述。要扭轉這個局面,抱着良知的從政者實在需要為「社會我」的覺醒,進行漫長而有目的的啟蒙運動。然而,香港人的「社會我」是如何、應該如何;在從政者中,我感到未有進行認真的探討。港中矛盾,可算是建構香港「社會我」的契機。

由於民主派(可能)沒有成為影子內閣(Shadow Cabinet)的想像,故此選擇低度投入政策研究。而選民亦難以實質感受到政策研究的成果,故此對於政策研究不甚熱衷,令不少從事上述工作的同路人感到氣餒。簡單而言,就是因為不需要透過論述競爭去獲得人民授權執政,故此不是以Do better作為目標,最後以「魚蛋定律」處理建制派(荒謬)政策研究及倡議。

民間公投VS補選公投

引進民間公投,能在補選公投以外擴闊全民投票的可能性,決定選取哪種公投方式時能有更大彈性,實不能一概而論何者較佳。看見民間公投即將之一棍打死者,要不對一切形式公投諱莫如深的中共喉舌傳媒,要不一些將變相公投奉若無上光環,往自己頭上套,依靠不斷搶佔道德高地以自存的力量,因為一旦有其他形式的公投,自己就難以繼續壟斷對公投的話語權。

香港原來不安全?!

由香港註冊的「中國城市競爭力研完會」所推出的每年全國十大競爭力城市,香港仍然是最佳的競爭力城市,其次是上海,報告指兩個城市的競爭力日益收窄,而香港保持其競爭力,但上海也開始急起直追。是否同意此報告,實屬見仁見智。不過個人對其安全城市香港不能入十大,而深圳又卻成為第二最安全的城市確實有點奇怪。

談一談歧視的自由

基右理論上唯一可以討論的點是這並未是一個社會共同認同的道德:並因此認為少數性取向不受歧視未達到成為法律,甚至道德的前設。然而他們卻連辯都不敢辯,連為自己自辯的機會都失去。然而,當我們已經立法禁止其他歧視時,根據類推原則,我看不到禁止少數性取向歧視者有不立法的理由,尤其是在基右更為社會證立了這立法必要性。

「言論自由」不是擋箭牌

言論自由不是什麼都可以講,而是有條件的。不能發表鼓吹侵犯他人的個人權利的言論,還要符合自己的身份,為自己言論負責;批評別人的言論,並不是侵犯別人的言論自由,反而是言論自由的一部份,這是公民權利與義務的常識ABC。梁愛詩身為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擁有建議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她的言論,不是一般老百姓言論,而是有影響力的。所以必須慎言。這是從政者及執政者的政治常識。以言論自由為自己的言論辯護,是理屈詞窮的表現。張同學的「港狗」言論也是。來港讀書是自由選擇,不合可去他處。當然,他可以批評香港的一切,但也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華夏文化中有兩句話「入鄉隨俗,先撩者賤」形容此事,合適不過。

從公民、國民概念看政治教育

作為政府的一部分,香港教育系統應該向社會、香港政府、還是北京負責呢?政治教育是影響年輕一代的思想情感的工具,它本身也現存政治體制的產物,反映了政府領袖如何看待公民、國民、一國兩制等概念,反映了他們想推動的政治文化。一國兩制之下,宏觀的憲制框架的確是已經制定了。但是至今,從國民教育的官民紛爭中可以看到現存憲制未必能反映香港人的政治價值觀。要達到政治教育方面的共識,我們必先要思考究竟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公民和國民的概念。

處理危難是政府存在的最大目的,所以政治上最值得討論的問題,莫過於政府如何處理危難。而我們在香港從危難中討論政治,目的就是不想救災工作受無謂的政治干預,令生命和財產得到最大保障。每逢遇災難,總有的市民會有這種迷思:為何還會有一班人那麼熱烈地討論政治問題,大難臨頭,大家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救人和關心傷者和死難者家屬,把事件「政治化」,批評這個、批評那個,還有沒有人性?危難中討論政治,在人道上,在具體救災善後工作上,沒有半點負面影響。

先問一個問題:以下兩項賭博,你會選擇哪一種?第一種賭博,有機會奪得獎金三千萬;而第二種賭博,最多祇能嬴取三萬元獎金。前者一旦幸運中獎,人生將徹底改寫:你大可即時向老闆請辭,踏入優哉悠哉的日子,祇憑存進銀行的利息,一輩子不愁衣食;而後者的獎金頂多足夠你去一趟豐足的日本遊而已。但若假設前者中獎機率僅有一千萬份之一,而後者則「高達」一萬份之一,如此一來,你又當如何抉擇?

從反日看動亂之源

「奧羅拉大橋事件」中,被社會學家里昂.曼恩(Leon Mann)稱為「挑釁性群眾」(Aggressive Crowd)的圍觀者,並非首例。曼恩研究過的案例中,有半數跳樓或跳橋自殺案件,都曾有圍觀群眾慫恿企圖自殺者趕快躍下。曼恩發現,這類群眾在晚上尤其會做這種事,因為晚上更能在不被認出身分的情形下,享受那種置身於大團體內的感覺。而圍觀者愈多,愈可能催促企圖自殺者躍下。人群愈大,愈容易讓人產生匿名(Anonymous)的感覺,此項毫無疑問;然而,亦有可能是因為叫嚷的人愈多,會使得愈多人想要叫嚷。

我的思潮

我發現,在宿舍的懶人甚多,這十二天的勞苦到底是否必要?我稱這個迎新營為「十二夜」。對,就是那套電影,有些事例如愛情,是要經歷過才可批判,它更是一場小小的輪迴,把你內心那點無知殺掉,然後教你學懂政治。政治是什麼?政治是人與人之間為利益的角力的結果,是權力的互相制衡,而權力則是「get things done」的能力。若不是一種權力,為什麼我們可以被操縱?若不是因為有宿生有權可以決定其他宿友的去留,為什麼我們要設法令掌權的宿友對我們留下好印象?政治一直沒有離開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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