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後殖民地恐懼

我們跟新加坡不同。舊權威成功地平息了第一個「過渡階段」。第二個所謂的「過渡階段」,就是1984中英談判到1997香港淪陷之間,卻沒有出現一般殖民地所經歷的混亂。只是在這過程中,一個新權威忽然出現了––「中國」(其實就是中共描繪出來的「中國」,即中共政權本身;「國家」與「政權」是否真的存在區分,是一個複雜的哲學問題),而且這新權威極力將自己與過去那種代表「混亂」(文革、六七暴動等)的刻板印象畫清界線。誠然,六四大屠殺使這新權威名譽掃地。但由六四產生對中共的恐懼,卻不足以推動香港人去建立「英國」與「中國」以外的權威,甚至這種恐懼竟然無力推動港人對產生反抗,反而使港人某程度上向中共屈服。

香港人對梁振英很包容

「愛」的定義就只是「恆久忍耐」嗎?非也,現今很多人也習慣「斷章取義」。原文出處還有一句「(愛是)不喜歡不義」,對於「不義」,我們不必要「恆久忍耐」。面對不義之事,只要你言之有理,那就不怕拿出來作理性的討論及批判,甚至是反抗。

陳允中文章內容有意無意將屬於不同光譜的個人或組織捆綁,混淆其主張及行為,是失諸公允。因就行文便利而樹立「開放派」與「土著派」的本土二元傾 向,卻欠缺至為基本的學理分析,忽略「中港區隔」思想形成的背景與動機,過簡地將現象訴諸個別的族群仇恨與政府制策的流弊,而漠視更重要且存而未決的問 題:新移民或自由行普遍的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這並非以陳氏引用個人的新移民體驗或開放參與抗爭路線就可充當常例解釋,論理亦不充份。以下打算徵引以「不合作運動」聞名於世的聖雄甘地抗爭史的片斷,以作本土抗爭的參考教材。有意細閱其生平詳情者,可逕自收看《甘地傳》(Gandhi,1982)或翻閱其自傳。

假如需要採用甘地相同的「不合作」方式來爭取自己的政治談判籌碼,香港人是否不需要和中國大陸作出任何交易? 這才是歸根究底的問題,這才是這場「佔領中環」行動能否真正造成政治壓力的考量標準。

而在這個極端情況的設想下,假如沒有具體而微的計劃,像新加坡1965年被迫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的情況分析,佔領中環也只是一個概念而已。馬來西亞對新加坡「斷水斷糧」,應該是香港所能面對的最壞情況。各位學者有應對計劃嗎?

假如未有「善後措施」,所謂「佔領中環」,也又是一場徒勞無功的表演罷了。西環大佬看在眼裡,當然也又不必當成一件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