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言論自由

在大陸建立網站,會有一定法規,其中一個法規是需要申請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er) 互聯網內容供應商牌照,由信息產業部發放,申請這牌照是作為備案之用,倘若沒有這牌照,便不能在大陸境內提供互聯網服務。

是次判決乃對警方近年執法方式的警醒:不應試圖扭曲既有罪行的定義和適用範圍去應付新的「執法挑戰」。上月有報導指警方有新內部指引,以「阻差辦公」(抗拒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等罪行檢控辱罵警員的示威者,此舉跟扭曲有違公德罪以檢控網上言論的行徑如出一轍。這次終審法院重新肯定罪行元素的定義不能隨便擴展以涵蓋新的範圍,就是提醒警方不應「走法律罅」,必須尊重法治中必須有清晰法例方可入罪的原則。

「賣家賣國不要緊,最要緊賣個好價錢」正是他們這個商業星球上的人的信條,對他們而言有個和平的環境賺錢就可以,再好一點的就是希望藉著努力工作,「一點一滴累積財富,從來也不做對不起自己良心的事,甚至還常常回饋社會,造福人群,渡過充實的一生」;但是他們的願望再怎樣卑微或簡單,「到頭來仍然沒有辦法不受歷史改變的影響,這個多變的時代以及國家的興衰,依然深深地左右著他們的命運!」

原來在所謂「言論自由」的香港,是不能談論政治、揭發權貴的不公義、甚至自由言論的。當新聞業界人士、電台主持、撰稿人等「言論過激」抒發己見時,輕則會像李慧玲突然被停職,重則會不幸地像劉進圖、《凸周刊》社長梁天偉和商台名嘴鄭經翰一樣,光天化日下在大街被斬至半死;甚至會像1967年商台主持林杉般,被狂徒擲汽油彈活活燒死。

我(辛比)與金金大師於參與「反暴力大遊行」之前,特意來一祭本土反共先烈:林彬 - 林少波先生。我們要親口告訴林彬先生,於他被冷血的左仔殺害接近半個世紀以來,不單止兇逃至今仍然逍遙法外,當年67暴動有份策動的人於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後,竟可獲得至高榮銜,有的甚至能於體制裡身任高職。

裝睡

看著兩岸潮湧的人群和高樓間灰暗的天空,這個海港一片黯淡,空氣叫人窒息,前方茫然無路,這條船上的人,知道自己應駛向何方嗎?人在做,天又是否在看?回頭一望,原來十年前說這句話的人都早已經被噤聲。一場無聲的風雨降臨,有幸有不幸,一個傳媒人活下來,一個城邦的新聞自由死去。有時我會想,到底我們還要失去多少,才能喚醒某些人叫他們睜開眼看看這裡發生的一切,然後我才發現,你根本沒法叫醒裝睡的人。

藍絲帶之後,應該要有更多

這些禽獸不如的人威脅在前,不單要象徵性的團結。在維護言論自由的骨節眼上,選擇無聲抗議是最荒謬的抗爭方式。對付這些想要我們閉嘴的敗類,我們更加要張嘴說話。人愈多愈好,嗓門愈大愈好;批判文章寫得愈多愈好,寫得愈真實愈好,巴不得以全城的唾液把他們溺斃。因為對這些不分錯對的人來說,單單譴責是沒有作用的。要令他們知難而退,嚐到失敗,是教曉他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道理。套一句老話,今天你刺傷了一個劉進圖,明天只會冒出千千萬萬個陳進圖,黃進圖,李進圖。

明目張膽下毒,只有白痴才會中招。先習以為常,後理所當然,大功告成。香港正處於被習以為常的階段,已經有一幫人上腦,很快就傳染出去。當大多數人如是,少數人自當無所適從,正如現今五六十歲那幫大陸佬說的,怕啥,要衰一起衰,要死一起死,最後人人隨大流。

面對全權政府,渴求自由的香港人可以如何抵抗? 80年代的「蘇東波」(蘇聯、東歐、波蘭)的民主化,在香港民間社會及學術界眼中,主因是有強大的公民社會,例如波蘭就是有強大的天主教會及團結工會的結盟。這些結盟一方面是在反抗壓迫時,能夠組織動員不同立場(倫理價值、信與不信)的市民同心進行抗爭;另一方面,在公民社會之內,市民可以真誠地分享需要、理性深入地辯論、不完全同意的情況仍尋求更高層次的整合,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民主價值。

網絡電台D100製作圖片,用上「抽稿者天理不容」、「污染言論自由最後一片淨土!」來評論學系處理手法。D100社交專頁內,充滿不必要的惡意中傷、人身攻擊,完全偏離主題,明顯會對有關人士造成傷害。網絡電台的素質,實在讓我大開眼界。

過去十年,是很多人老虎謀皮的十年。李慧玲過去幾年在言論上排濟激進派、掩護過民主黨多少次,體制不念這個舊情,同樣是手起刀落。李慧玲在傳媒位置上做得好的,體制自然也不計較,只計較你越雷池的那一次。當日給你上來,是為了「和平理性」,現在你真做上來了,越來越麻煩,就炒你魷魚,連雜物都不給你機會拿,很粗暴,很野蠻,但這就是體制的邏輯。新聞自由已死?新聞自由不是殭屍,它早就死過了。當年支持民主回歸的,愛國愛民的,今日卻撲出來為「言論自由」呼天搶地,我只覺得他們偽善無恥。回歸「祖國」,這就是應得的下場,不是求仁得仁嗎?早已進入體制的泛民,他日得到甚麼下場,都是自己害的。

現在這些事情都是告訴你,走入對方裡面又傾又砌,從來就行不通。心仍未冷的,可能不想做官方應聲蟲,但養家的要養家,又不是搞革命。一個傳媒機構同時也是商業機構,不可能跟中國殖民當局全面決裂。也有人會頂著淒風冷雨,繼續呃鳩你,說他是體制裡的溫和反對派,能混多少日子就多少日子。黃毓民和鄭經翰被封味之後,李慧玲就是如此頂上,配合商台新的理性務實主旋律。只不過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理性務實」的標準當然可以重新定義。

「佔領商台」的構想

筆者認為矛頭應集中指向商台,所以群眾運動的發生地點應該是商台。初部構想是呼籲市民到商台門口和平聚集,可以是集會,亦可以是純粹留守,目的是要直接向商台施壓,要求它重新僱用李慧玲,並承諾不會向中共和港共獻媚輸誠。施加壓力的程度完全取決於人數,以及影響商台正常運作的程度。要影響商台的正常運作,就需要堵塞商台的主要出入口,其實幾百人就已經能夠產生一定的效果,但當然人數愈多愈好。

李慧玲被炒,港人的共業

由沒有太多人關注的吳志森被炒與《信報》踢走紀曉風團隊,到眾多知識份子關注的《明報》總編輯劉進圖被撤換,直到李慧玲被調職,由主持《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到主持《左右大局》到主持記者招待會交代被炒魷的前因後果,一切都依照著相似的劇本進行。下一次無論輪到潘小濤還是陶傑,事情還是一樣。

體育之悲歌,傳媒的墮落

季鸞先生在《大公報一萬號紀年辭》中,重申續辦報紙發刊詞中之立場:「報紙天職,應絕對擁護國民公共之利益,隨時為國民宣傳正確之智識,以裨益國家,宜不媚強禦,亦不阿群眾。而其最後之結論曰:吾人惟本其良知所昭示,忍耐步趨,以求卒達於自由光明之路」。今把「報紙」二字換上「傳媒」,適當不過。香港傳媒之所以傾頹崩壞,乃敗壞在一群奴顏媚骨、處處阿諛奉承、日日卑躬屈膝之鼠輩手上。編輯記者要抗爭,或許只有脫離財團與共產黨徒控制之傳媒集團,另立報社或電台(如網上電台),特立獨行,始能清議公正、為民喉舌。

只可以講呢啲的時代

伍珮瑩敢於批評政府曲解顧問報告,是烈士的表現,而香港過去,尤其是新聞界,也出產過多少君子淑女,因違抗高層或世外高人之意旨而掛官而去。香港人不會感到陌生,只是永遠地愛莫能助,因為商業理由永遠講得通,「不涉及政治因素」的說辭百說不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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