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諾貝爾

中村教授在講演手冊的範圍外,開頭另有3張簡報。他批評,日本媒體普遍以「藍色LED的實用化(量產化)」介紹他的獲獎原因,但這是錯的!中村教授摘錄一段授獎理由,並指出諾貝爾獎只獎勵「發明與發現」,而非獎勵「量產化(manufactuing)」。換句話說──我中村是憑藉(獨立於赤崎小組的)發明獲獎的,外行記者憑甚麼矮化?!──對傳媒報導水準的不滿,洽與約12年前的小柴昌俊教授(200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如出一轍。

巴基斯坦識字率偏低,這種問題也是阻礙了該國的發展。而兒童失學問題嚴重,特別在女童當中更是重災區,當中因由是當地人固有的宗教傳統並不願意女子讀書入學,即使國家有規定有法規上給予他們有權利讀書,但是真實情況卻是另一回事。現在馬拉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嘉許她在此方面的貢獻更是對兒童權利的關注。

我有很多身份,除了人家會叫我知名網民之外,我還是一個電台節目主持,專欄作家,和大學講師。我希望,高教界的同工,可以到以下的網頁,把「香港學生」(HongKongStudents)提名為2015年諾貝厭和平獎的候選人。

張國榮的愚人節死忌,世界悼念,郭看得很不舒服,心裡嚷著的大概是:「操你媽的,到處都是張國榮,還不過是一個香港歌星。」一個香港歌星就是可以做得那麼大,而大陸就是找不到一個同級的。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達賴喇嘛拿諾貝爾奬,中國人就搖頭晃腦,說諾奬已經沒有公信力、瑞典在「玩火」;到黨的作家莫言拿了獎,全國人民就熱烈地彈熱烈地唱,跟瑞典又一團和氣、互送高帽。同樣道理,中國大陸出不了一個張國榮,又見全世界都在談論他,郭即老羞成怒,不惜自揭「民族瘡疤」,說張國榮是「文化毒奶粉」。

孟加拉的奇蹟

三十春秋過去,孟加拉農村窮人的生活質素已經得到根本的改善。逐漸地,微型信貸的重心也轉移到「Grameen model」可否被成功複製的問題上。在世界各地,都有仿效微型信貸的團體在當地工作,而成功的程度卻迴異。貧窮是整個世界共同的煩惱,成因卻因著不同的社會結構而有所分別,所需的解決方法也自然不盡相同。但是最起碼,Grameen Bank讓世人學到的重要一課,是證明到改善社會的團體也可以做到財政獨立。與世上絕大多數NGO不同,Grameen Bank完全不用、也毫不接受任何捐款,而是專心致志的專注於自己的社會任務。這也是Muhammad Yunus近年大力提倡的社會企業概念。

今生不做中國人的李安

李安生於1954年,第一、二套作品《推手》和《喜宴》,格局都是小品創作,一看就知道是旅美華人的作品,但這二十年來,他完全走出了中國人的框框,他的導演功力就像水一樣,拍《少年Pi》時就是印度人,印度教諸神眾生,都在他的鏡頭下活靈活現,拍Sense and sensibility,指揮一眾英國演員Hugh Grant、Emma Thompson、Kate Winslet 亦沒有難度。無獨有偶,國內億元俱樂部的大導演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都是五十年代生的,近幾年國產電影請得起Christian Bale、Adrien Brody,但國際視野並沒有因此而提升,連中國人自己的故事也愈說愈糊塗。

莫言的語言偽術

在他的眼中,「文學」和「政治」是對立的,河水不犯井水,兩者混淆會窒息創作,妨礙藝術。其實,中共和其追隨者,常運用二元對立的觀念,掩飾一貫的政治行為,迴護自己的專制本質。例如,中央政府認為「經濟改革」比「政治改革」緊迫;香港的保皇黨強調「民生」比「民主」重要;莫言則說:「多關心教人戀愛的文學,少關心教人打架的政治。」經濟V.S.政治、民生V.S.民主和文學V.S.政治是僵化的思維模式,落伍的邏輯框架。中共、保皇黨和莫言卻視每組對立為理所當然,暗示自己在二擇其一時,已選取了更佳的一項。

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亟言言論審查對創作自由之禍害,其真知灼見儼然如烔燭。不幸地大陸文壇的中流砥柱無一以守護自由為己任,更淪落得為專制張目,喪失良知的力量,那他們尚有何憑恃感召人心?知識份子中出類拔萃者皆流於腐化,那我們將何處尋覓真善美等價值標準?就連曾幾何時的照世明燈均不能倖免於利慾權柄耳濡目染,社會將如一座巍峨的古老要塞,持續被諸般惡念在牆角下挖去土石,文化、教育、義理乃至文明規範必然被蠶食至土崩瓦解,最終人類世界將陷入萬劫不復的罪惡深淵。

莫言與王菀之

在電視新聞看到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演講,看到他說:「如果你是一個高明的讀者就會發現,文學遠遠的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是教人打架,勾心鬥角,這是政治要達到的目的。文學是教人戀愛,很多不戀愛的人看了小說之後會戀愛,所以我建議大家都關心一點教人戀愛的文學,少關心一點讓人打架的政治。」當時我第一個反應是:「王莞之上身!」

寫作的高度是人格的高度

文學當然遠比政治美好,因為文學是自己營造的世界,裡面可以將自己說成英雄,而事實上卻是連話都不敢說的無言者。然而政治原本並無好壞,孫中山當初提議譯做政治就已經政乃眾人之事,治則是管理;政治讓人打架,是因為你在中國太久了,那不叫政治,那叫權術。

莫言說:「有很多的中國作家關在監獄裡,這個我沒聽說過。而且我想每個人進監獄,其中都有很複雜的原因,我在沒有了解清楚之前,我不能隨便地發表言論。我們不要認為只要是作家,就是一個高尚的人。」

在十月十四日瑞典文學院宣佈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莫言的三日後,德國人也把國內最重要的文化獎項 — 德國書業和平獎(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 於法蘭克福書展其間,由德國聯邦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之手頒給一位中國作家 — 廖亦武。

拋開艱深前沿的文學標準,光是看看莫言在寫甚麼,就知道鬼佬會覺得很fascinating。古老的中國,他們不知道;共產主義的可怕,他們未必身歷其景。《紅高梁》他們看到的也許是千年不變的人倫結構;《檀香刑》他們看到一種類似「滿清十大酷刑」的奇觀、一個被滿清腐朽了的古老國度;《生死疲勞》講出了長自海洋商業文明的鬼佬們所不了解的土地情結:一個地主不停在同一塊土地上輪迴,就像佛經說的那種無光無期的苦刑;《蛙》講人類史上最大的計劃生育,政府力量介入民眾的床第之事,在各大農民之間展開一場荒謬而必要的生殺予奪‥‥‥這些主題,對香港人來說,都很遙遠,有一種到第三世界尋幽探秘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