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音樂人

結他手馬仔自言,女子樂隊在台上較容易引起觀眾的注意,觀眾會對女子樂隊感到新鮮和好奇,所以在台上站幾分鐘已可以賺取很多人都注視。雖然如此,她補充,有時候出外表演,要帶出去的器材很重,特別是鼓手Venus,這無疑對女子樂隊來說頗吃力。

要問Edwin啦,他除了經營Bitetone,其實亦有做獨立音樂人顧問的工作。其一的工作是幫獨立音樂人處理放音樂上如KKBox及Spotify等Streaming 平台的事宜。但這工作的起源,其實是個巧合來的:「係年幾前,Kkbox 話好想要獨立音樂,咁就撘左我去同佢傾。我話:好啊,我地有好多可以Band放上去啊!問題係KKBox嗰時唔知嗰機制點做先好,咁我地就話不如由我地做Ditigal Distributor嘅角色。KKBox 一聽到就覺得:岩啦!好Perfect! 」

2003年我做左《Hardwood》這 CD Project。咁對音樂人黎講,其實做實體CD個Sense of Achievement(成功感)又好似大少少。但另一方面,就要面對另一樣壓力,就係銷量!始終係人地對你的投資,做得唔好大家都『無癮』,就算係Indie 唱片公司都好,其實要生存都好困難,即使係好有心想幫獨立音樂人的,其實好難圍到成本。所以變左我中間停左幾年,改在Myspace發單發嘅歌….

筆者問,在樂壇的經歷如此不順利,會否對音樂心灰意冷。徐浩答:「我只是喜歡音樂和唱歌,並不是喜歡做明星。而且,做音樂有許多種,不一定要做幕前,現在我很滿意自己的幕後工作。」他的回答正好表達了一個音樂人的理念:明星和音樂人的概念是分開的,而徐浩總能準確地定位自己的工作,不求名利,只求音樂。

「當時親戚餐廳剛剛開業,要找人去撐場,我白天就是老師,晚上就要趕去做兼職待應。打兩份工相當辛苦,晚上下班後我已經極度疲倦,影響到我白天教書的工作。我連續兩天遲到,幼稚園方面最終都辭退了我。但親友們知道我被炒後,他們都邀請我去餐廳做全職員工。碰巧餐廳要找駐場歌手,那我就被臨時拉夫上陣。我穿著餐聽的制服走上台唱歌,其實是很怪的畫面,不過客人也相當受落。」每一晚唱歌,Shimica 都視為自己的個人演唱會,即使沒有錢收,她都落力演出。但盛名之累,Shimica 因為誤會,被餐廳的同事迫走,「當時我真的喊出來,感到相當委屈。」

隨著互聯網愈趨普及,業餘的音樂人也能把自己的音樂,透過YOUTUBE 等網站,帶到大家面前,更有不少原本只是少數人留意的音樂人,因互聯網而跳上舞台,甚至大銀幕。但現時的觀點下,「認真地翻唱」亦已構成侵權,那這班有志造音樂的朋友連這樣的機會也沒有了。YOUTUBE 在外國已經孕育出不少歌手,如Sam Tsui, Boyce Avenue 等,既然香港也需要重新發展音樂市業,而互聯網又帶來如此方便簡單的交流騁台,那又為何要狠狠將這朵正茁壯成長的音樂小花狠狠踐踏呢?

音樂人是怎樣被輪姦的

隻「碟」出街唔夠48小時,星期五晚睇下外面乜野反應。望下KKBox幾多個like,iTunes流行榜點點點。咦?OK喎,算係有個交代。點之,之後喺Google打自己個中文名,加埋自己個碟名,我竟然見到下面呢個畫面。唔。籃。係。呀?

能同行雖好,但有時實在無可奈何,他始終受不了有人些排外、歧視。「有啲人好強調地域,強調自已係香港人、中國人,都係想要種存在感,證明自己特別。」他並不信相國界,可是存在感的問題如何解決呢?「我覺得存在唔需要原因,因為我哋已經出咗世!」

Tri-deuces於二零一二年成立,成員包括有主音 Sonia Raphael、結他手 Tomii Chan、鼓手 Dickson Kui、琴手 Dick Wong、貝斯手 阿輝 及色士風手 Dickson Kwok。Tri-deuces取名自一間二十年代美國爵士酒吧Three-deuces。結他手Tomii自言,那所酒吧曾經是很多爵士樂隊傳奇的表演舞台,所以希望用類似的名字作為樂隊名字。果然,Tri-deuces的傳奇開始萌生,短短一年多時間,Tri-deuces已在各個大型比賽得獎,二零一三年代表香港出賽亞洲音樂盛事YAMAHA Asian Beat比賽,琴手Dick Wong更榮獲亞洲區最佳琴手。

香港人做電視有好多方法

啊,這畢竟是個大眾化的節目,經商業計算的節目,罵甚麼罵呢。是的,即便 Trot(韓國演歌,是在朝鮮半島的傳統流行樂)仍然在韓國樂壇佔一席位,電視台也不會為了推動非主流音樂而找人到韓版《我是歌手》裡演繹Trot,道理就正如台灣電視台也不會有良心得開拍一檔台語歌唱比賽來推廣台語音樂一樣。一切情有可原,所以我們不應該非難大陸電視節目,生意應當如此。再說,韓國的現場觀眾聽歌聽得癡醉入神的程度,也是跟大陸現場觀眾難分高下的,那就是說,造假與誇張的中韓文化差異,簡直不存在。那麼,我們又憑甚麼指控《我是歌手》無益於世,大陸電視節目就是惡俗呢?要嘲笑,又何以不把韓國觀眾也一併嘲笑?

民謠音樂,是一種風格以簡單直接的彈奏,分享草根階層掙扎求存,以及生活日常瑣事的音樂。簡單來說民謠可以是民間歷史記錄,當你品嚐歌詞後,自然可感受到當時他們的生活文化及當中的民間智慧。

周耀輝的歌詞一路走來共有一個母題,就是對小眾的憐憫和人文關懷。性別議題,或者他筆下的各種畸戀,其實是那個母題的皮膚。他對「多數」的嘲諷、對個人經驗和個體獨特性的推崇,乃在詞裡川流不息。這條虛線貫穿流行曲歌詞,形成一種隱晦的批判——森嚴而無所不在的體制,對比個人脆弱的血肉之軀,周耀輝一筆寫來,就十數年。

這次《Bitetone》趁著摩登天空創立26週年,透過網路訪問了該廠牌的老闆,清醒樂隊的主唱-沈黎暉。要特別提說沈先生曾是清醒樂隊主唱,除了突顯出其自身是音樂人的份,更是因為廠牌的歷史,正源自當日沈黎暉的清醒樂隊遇上出版困難,而貿然成立廠牌,只是沒有人想過他們能走那麼遠,走得那麼前。

蔡世豪憶述說,「據我創作經驗及歷來閱讀所知,由於電子音樂可以一人成軍,只要有一部電腦在手即可,所以亦有其中一個名稱叫睡房音樂(bedroom music),而電子音樂可大概分為兩大類。第一種是傾向跳舞型風格式,較流行普及的說法叫做electronic dance music,即是平日DJ打碟及音樂節經常會接觸到的,節拍感較清晰亦較容易入耳。另一種電子音樂我會歸類為較academic 的電子音樂,就是著重藝術型態/表現及實驗性較強。其實最原本五六十年代的電子音樂,只是扭幾下Frequency,直到Kraftwark出現將電子音樂流行化,將電子音樂轉化成人聲唱和,大眾先開始慢慢感受電子音樂。」

一般人對重金屬音樂的印象,自然地想起毒品、性與魔鬼撒旦的崇拜,但除此以外,對重金屬音樂又是否只停留負面認識程度,抑或重金屬音樂可否反映世情及其文化價值?透過訪問本地後搖滾重金屬樂隊戳麻,筆者對這種音樂的看法有變,甚至乎覺得應打破該音樂常規、轉化成更貼近常識的本土音樂。不過在進入戳麻樂隊的重金屬音樂前,不如讓我們先進入重金屬音樂的內心世界。

眾生納音少,百子輔樂深

過往我自己曾經好幾次在公園吹笛被人驅趕,為此更與康文署「交手」過好幾次,自知樂器聲音一定較響,每次我也會選一個遠離人群的地方去自吹自娛,但也不時招來公園管方干預,為此我曾寫信去康文署「反投訴」,因為香港這方面的管理潔癖實在矛盾得可笑。舉例來說,某些公園安裝了一些發聲管給遊人拍打發聲遊玩,這時候便是假「音樂」之名讓汝曹一嚐音樂的甘美,但如果你自攜樂器去玩,卻不知為何極易觸動其他遊人或者保安的神經,即使你挑個最偏僻的角落,也有人會忙不迭跳出來干預你。我總覺得很氣餒,為何香港人就連這一點點文化上的包容也做不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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