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牆築起的和遺下的

(原載於:游城客書

柏林圍牆近BERNAUER STRASSE遺段,屬最早建牆地帶。

柏林圍牆建於一九六一年,原活在同一片土地、同一個種族、甚至講同一種方言的人民,因兩種意識形態的政治角力,發展至東德主動築起圍牆、把整個西柏 林包圍隔離的局面;結果,原是近在咫尺的親友從此被牆分隔,甚至不少父母離世前也未能跟在牆另一端的子女見面,直至一九八九年。

在普泛的歷史書寫裡,柏林圍牆從建立至倒下,代表一種自由主義的勝利,而其間東柏林人逃到西柏林即便是所謂「投奔自由」的表現;攝影師彼德.萊彼靈(Peter Leibing)拍到年青東德衛兵漢斯.康拉德.舒曼(Hans Conrad Schumann),跳過鐵線籬笆逃到西柏林的一幕,便是冷戰時代資本主義勢力用以詮釋這段歷史的象徵符號。

可讓筆者感興趣的,是那位年輕士兵在「逃離」前後數天、與及當他聽到西柏林人叫喊「過來啊!」(“Komme über!”)而決心行動的那一剎,他心裡想的是什麼?

在一種巨大的歷史書寫裡,個人歷史常是無足輕重的,只能透過「被詮釋」而留下。今天或沒有多少人有興趣理解他的內心掙扎,因他只作為詮釋對象而「被記憶」,但他當時的內心的矛盾、記憶的細節,真如大歷史一樣涇渭分明嗎?

每度牆都能阻隔、都能建立

那位東德士兵舒曼,在所謂「投奔自由」之後移居巴伐利亞州(Freistaat Bayern, 首府為慕尼黑),自此不視出生地為家、亦不願回鄉探親,最後在98年因抑鬱症自殺;他曾言:「自1989年11月9日後,我自身才感到真正的自由。」( “Erst seit dem 9. November 1989 fühlte ich mich wirklich frei.”)可見其內心掙扎並不是在其「逃離」那刻得到釋放,反而甚至一直纏繞終生。然而,誰才是他的矛盾元兇 — 是分隔牆?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拉扯?還是一份身份的焦慮?

圍牆是具體的分隔,但那並非單純空間性的阻隔物,注入時間維度,它延伸出的是兩個地方、兩個社會的人民之間的文化與思想距離。西德人稱乎東德人為 “Ossis”(東方人),其義本含族群偏見與歧視,而在圍牆拆掉後出現的 “Bessewessi” (字面義為「更好的西德人」,被選為1991年的「年度文字」(Wort des Jahres))更是在兩德統一後,某些前西德人為自高身價而創的概念,而前東德人為與之抗衡,即反諷自嘲為 “Jammerossi”(可憐的東德人),以示對方的自大傲慢。

這段同室操戈的稱謂歷史,實與港人先稱內地人為「阿燦」、後被反稱「港燦」這段歷史相映成趣,當中隱含同是由區隔而生的文化層級心理。德國人稱之為「腦內的牆」(Die Mauer im Kopf),意味即使空間、政治、地域之牆被打開了,還有一度充滿偏見和歧視之牆存在,而這度無形之牆,甚至會因為兩個文化體的相遇和踫撞而愈見牢固。

一面牆是一種阻隔,也能建立某些東西,東、西柏林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便是由此建立。「香港」與「大陸」的區隔始於穿鼻草約定於南京條約,但「香港 人」與「大陸人」的身份區隔卻應是從74年抵壘政策後開始的,而這度由港英政府建立的政策之牆,其時之立足點是基於社會資源不足、影響管治等技術考慮(也有說是為防共諜南下云云,但這實難於引證),而當80年改行即捕即解後,港人亦從以往冒險接濟「同胞」(當中也有混飯吃的蛇頭),慢慢變得習慣用新移民和內地人的「文化落後」聊以自娛;由《網中人》的程燦、《公子多情》的前進、到《合家觀》的雁歸南再到《表姐你好野》的鄭碩男,無不流露港人對來自北方大陸 人民的複雜情感 — 我們會嘲笑內地來港的人土裡土氣,但骨子裡又覺得有種不可分割的關係,感覺既近又遠。而積沉數十年的結果,是在外地被洋人問及 “Are you a Chinese?” 時,我們只會說 “I come from Hong Kong.”。

進退該當何論?

在本土意識愈發強烈的今天,我們更需要思索本土的意義。從前的本土意識,乃成立於港人在彈丸之地取得的空前成功 — 我們無須妄自菲薄,香港於世界而言確屬經濟奇蹟,也是個「有故事的城市」 — 從而生出對這片土地的自豪感與歸屬感。然而,今天的「本土訴求」已不是單純要求重建「香港品牌」的自信,而是意涵更豐盛深長的「保育」、「集體回憶」、 「反發展主義」與「反中環價值」等等,而這些議題要求的,是民眾對自身環境及歷史有更高度的自覺意識,這是建立正真公民社會的必經過程。

一面牆,無論有形無形,它的功能始終是區隔分離;劃地不一定為牢,分別心確能增強族群意識與本土凝聚力,但如果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建立在民粹反動 或是種族厭惡的基礎之上,或許確能維持一時之良好感覺,但長遠而論這個「牆分兩面」的格局還是難以培育堅韌的本土意識,想亦難以贏取普世尊重。

或許,利用族群對立以逼令腐之入骨的行政機關回應民意訴求,確是有效、現實的政治手段,並能防我們珍視的文化之堤決於一旦,但這畢竟應屬權宜之策,甚至只該是無路可退、才應勉強考慮之非常之策,而不可引為長遠之文化策略。

鼓動「反自駕遊」、「反懷雙非嬰孕婦來港產子」都具有政治與族群道德的正當性,因為那是對事而不對「群」 — 那是為了保謢自身群族利益的「自衛」之舉,但若這手政治牌的延伸後果,是種植或加深族群偏見,這種交換條件並非人人願意接受的。

偏見易種難消,可以為禍深遠。柏林圍牆只用幾天建成,卻苦等了二十八年才告拆毀,而存於民眾「腦內的牆」,或更需幾代努力才能真正消弭,若今天我們不堅持向多元啟蒙的方向走,即使短線能嬴得幾場戰役,但到頭來,真正的進退又該當何論呢?

柏林圍牆近BERNAUER STRASSE遺段,屬最早建牆地帶。

作者:plannoplan

plannoplan
講旅行、講籃球、講美學、講愛情哲學,都係得個講字。做過主播、做過老師、做過農夫,做過單車旅人,都只係做過。現居德國柏林。作品見:www.plannoplan.comblossomseverywhere.com 【游城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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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資訊

ID: 6693
Date: 2012-04-17 21:53:23
Generated at: 2021-12-09 05:46:58
Permalink: https://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2/04/17/6693/圍牆築起的和遺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