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徒》是香港近代著名作家劉以鬯先生寫於1962年,連載於《星島晚報》上的一篇長篇小說。故事主要圍繞著書中的主角「我」來寫成:「我」是一個酒徒,失落時飲酒,無奈時飲酒,高興時飲酒…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他稍有時間停下來,就有飲酒的念頭。「我」從頭至尾都是以文字維持生活的,故事之初,「我」是報章上撰寫武俠小說的偽文學家。
基於利益關係,地緣政治又慢慢地建立起來。以俄羅斯和中國為首的「上海合作組織」近日在上海舉行年會,這個組織,所覆蓋的範圍,佔全球人口四分之一,若包括觀察員國印度的話,人口比例差不多達到一半,大半個亞洲。這個影響力所及,是全球政治架構組織當中也不多。這組織的目的,自然會說是一些為人類福趾之類的目的,但真正的都是利益所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合作。
邏輯如此混亂、修養如此可笑既社運青年,仲慘過政治冷感既人。政治冷感最多唔理,唔會有d咩「香港人一定要犧牲為中國爭取民主然後自己先可以有民主」。香港同中國都係冇民主自由既麵包。大家都係餓到無哂力。點解香港人唔可以自己搵方法食飽少少先?唔通兩邊互相拖累,累鬥累,一事無成,攬住一齊死,咁先叫熱愛斯民斯土?
我本人非常抗拒旅行團這種旅行模式。小時候跟家人隨團去旅行,往往因走馬看花地跑景點而失卻了旅遊的意義。長大了堅持自助旅遊,享受自由和無限的可能性。但在這一個接一個的自助旅行中,我也有嘗試過一些導賞形式的「幾小時鴨仔團」,發現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平衡。你既可擁有自助旅遊的自由,又可知道一些地道的資料和趣聞。
嶺南中學被傳把駐校緝毒犬人道毀滅,激起公憤。其後經報導證實,該犬隻已受人領養,仍然在世,此事令社會大眾虛驚一場。事情始於09年,特首曾蔭權以青年濫藥個案上升為由,誇大其辭,誓言旦旦杜絕校園吸毒。除大聲疾呼禁毒口號,更倡議駐校警員、驗尿計劃等緝毒工作引入校園。此美其名禁毒,明眼人一看,便知是無恥政棍為哄抬民望、犧牲學子而做的「獵巫運動」。
有問臺灣文化部長龍應台如何看待六四,三緘其口,只道:「身為重大政策者,不能再以作家的看法作為施政基礎。為了台灣出版影視業未來發展,不應把個人的看法放在談判桌上」,為官要有謀云云。於六四之立場、措辭,非文化乎?今日兩岸四地政府均以貶損文化為務為尚,不可不謂「怪異」之尤。
儀式的功能,在凝聚群眾的精神,多於一項實際行動。儀式的舉行,讓人反思,也凝聚群眾,是有助於引發實施運動。六四事件,正是因著悼念胡耀邦這個儀式而引發的。悼念胡的活動引發起當年的學生集會、絕食、要求對話等……這就是儀式發揮作用的地方。支聯會做得不理想,是這一代的支聯會人做得不理想。有種,便取代他們,把政棍推下來,拒絕他們繼續消費六四。支聯會這面旗幟是不能倒的,但誰揸旗,是可以換的!
筆跡至此,必定有人想着:「這小子,未做好自己就罵這罵那!」我可以做的也做了,反觀那些議員呢?在商業為首的世界,你們的能力絕對比我這窮學生高,做到的事也比我多,卻不肯付出,只懂埋首為選票鋪路。我為此不公義發聲,豈不是為社會出一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