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人就是一件委屈的事。在感情的小角落裡拉扯，對當事人來說，從來只有精神的折磨。唯有化作藝術作品，外人隔了一重，不是切身感受，讀來聽來，才有一點浪漫的「欣賞價值」。聽說Yoshiki跟工藤靜香分手以後，即把示人多年的長髮一把剪短。後來他在外國，身邊不同的鬼妹模特兒來來去去，卻從沒聽見他回到亞洲女孩子的懷抱。還不知道是他終於發現了鬼妹的好，一嘗而不能自拔，還是因為木村嫂而傷得那麼要緊。
點解會有「可加可減機制」，要港鐵自動連年加價呢？呢個機制，係由特區政府提出，目的係「消除競爭，車費即減」，屬兩鐵合併附帶條件，除要徵求地鐵公司股東同意外，毋須再另外表決！此後只可機械式執行加價，無人可以管到。2007年，就係呢批代表大家嘅立法會議員，通過兩鐵合併嫁啦
好多人好像認為，「原諒」了中共，就是接受這個政權的暴力，就是認為不需繼續平反六四，就是不需要再撼出真相為何。但「原諒」的真正意思，依個人微見，是指要以純粹追求真相的心去為事件平反，去追究責任；而非以敵對的心態，甚至以更暴力的方式去叫對方屈服。因為，伸張正義是要把有罪的一方制裁，而不是把有罪的人當作敵人般討伐。平反不公本來是理性的行為，但如果堅持說「絕不原諒」，是把感情色彩無限放大，讓理性的目標淪為感情式的發洩：想要求的已經不是真相，而是要把敵人粉碎和打壓。而這的確會是以暴亦暴，以難以合理化追求真相的行為本身。
六四燭光晚會當晚，筆者亦在這裡，更於面書組團，攜同相近年齡的朋友，一起前往六四晚會。可能有人覺得這樣做只會令六四晚會變得節日化，忘掉晚會的要目的。這些觀點當然有它合理之處，但作為一個中學生，筆者覺得利用六四晚會這個契機，增進一班鮮有參與社會運動的中學生對六四的了解，以及對內地政治狀況的關注，這個親身體驗對他們而言，比上多少的課都未得深刻，多年來薪火相傳的目標更易達成。
二月河認為他這套帝王系列的價值應當是：「給古人畫像，讓今人照鏡子」。的確，我們不必把他的小說當作正史般看待，但天下事不論古今，都是事不同理同。我們今天當然不再是活在君主封建制度下，但書中人物的經歷對我們今天的生活實在有很大的提示作用。書內反映的正是人性中最真實的部份：它既光明，又陰暗；既善良，又醜惡；既複雜，又單純。看他的書就像看到很多很多面鏡子，鏡内的人物不止是書中的人物，我們還能看到現實世界中的你我他。好書不單純是一種消遣、娛樂，好書還有深一層的意義：它讓我們與書中人物同笑同哭之餘，還能從中拿走一些東西，而那東西可是終身受用的啊！那東西是什麽？看看二月河的書你就會明白！
中共在害怕，害怕李公這活生生的例證，繼續以他悲壯的經歷及不屈的鬥志，燃點起中國人對抗它的意志及激情，故「被自殺」的荒謬一幕就上演了。荒謬在於這設局手法太粗糙簡陋，十多名公安美其名為保護李公，如此監視下，「人民的好朋友」為何會目擊着李公「自殺」而不阻止。以結果推論，明顯地十多名公安根本不是進行保護工作，是切切實實的對李公人身自由的控制及監管，而在監管下能夠發生的「自殺」，可以相信是他們有份參與的，最有可能是他殺／謀殺，然強國中共的邏輯中，他是我，我是他，一切都可以「被代言」、「被消失」，這次何不來一次「被自殺」。
從街道上找尋鐵路站入口，「嘟」一聲後入閘，在黃線前等車，走入車廂，然後在兩旁漆黑的地道上移動，到站後「嘟」一聲出閘，離開地鐵站，完成轉移。也許我們每天都重複著以上的步驟，無論往那裡去，都在兩閘之間傳送轉移。那我們眼中，這個城市到底是什麼形象？大家都習慣城市被這樣區隔時，漸漸地，便會潛移默化，被鐵路站的設置影響而重新定形這個城市。地區與地區之間也彷彿只靠鐵路連接，漆黑與漆黑之間的流動，慢慢讓城市變得疏離，不真實。如旺角與奧運之間，也只是步行可到的距離。元朗與上水之間的往來，可經由一小巴直達，並不用經西鐵到紅磡轉東鐵那麼無聊……我們的城市本來就是四通八達，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連接不應該被那一條軌道串連。
李旺陽的慘死，更感受到國家當權者的無恥與專橫無道，這種喪盡天良的行為，實在感到悲痛莫名。六四是當權者的禁忌，也是對執政者最核心權力的挑戰，正因這樣執政者是異常的恐懼，必要以最大的力度去剷除異己，非我同類便要得以幹掉。李旺陽接受有線新聞的採訪，打開了中國內地對政治犯的迫害，顯然是觸動了當局神經，從而因怕而來了反彈對付李旺陽，對記者明知不能做出什麼，所以便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
新學制下的「通識教育」自推出以來，已被名嘴、文化評論人、教師們口誅筆伐過成百上千次。雖然現在趕這趟渾水似乎稍稍落後，但筆者近日受邀撰文，又逢與多位中學恩師、朋友閒談，對通識教育又有新的體會，欲加入討論，藉以集思廣益。
民主統合黨國會議員林秀卿因辱罵一名新世界黨國會議員及稱一名脫北青年為背叛者而在南韓政界引起軒然大波，新世界黨要求褫奪其議員資格。此事件不僅為近期反北韓浪潮中火上加油，更可影響自由陣營於十二月總統選舉取勝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