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邏輯，看似相當合理，但實際上卻是將整個問題焦點轉移，由本身用意是批評當權者的不足及施政失當，變成對批評者的一些指責。當權者作為社會決策者，能力理應比普通市民強，亦應該有風度接受市民批評。市民為弱勢的一方，沒有實質權力左右當權者決策，因此只能透過不同形式的諷刺及批評，製造民意及輿論壓力，迫使當權者聆聽市民訴求，從而改變政策，回應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