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納粹德國的Trust No Fox是那麼偏頗、煽動仇恨、歌頌獨裁，或許起初沒有什麼作用，但十年之後的結果有目共睹。大陸有思想政治課。今天香港有照辦煮碗的國民教育。你能不擔心嗎？你能不氣忿嗎？那不是國民教育，那是不折不扣的propaganda。國民教育中心的孿生單位「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了一本《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這本教學手冊，一面倒的強調中國模式的成功、中共的偉大，把政治、人權、法治、民生、社會矛盾等問題輕輕帶過，參考書目列出的資料幾乎全都是唱好的，那些持質疑態度的文本一個沒有。
梁振英勝利了，所以他是合理的，「俾佢做下先啦。」因此，我們也就很容易可以說服自己，這個世界沒有出問題，然後我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關起門，吃喝撒睡扑野繁殖。勝利的，就是合理的。這個思想，一向在中國人的社會大行其道。梁文道苦口婆心地解釋「英治時代也不是那麼好」的時候，也要牽一句「民國要是真有那麼好，它就不用垮得這麼慘了」。
留意北角地王的朋友，可以從上述的條款，大致了解物業附設的私人設施，值得留意的是政府並無註明會承擔鹹水供應設施的維修及保養開支，意味著小業主須要分擔上述開支。此外，臨海物業的外牆，一般較易老化，小業主或需要支付較多金錢，以維修、保養及翻新大廈外牆，保持樓宇美觀。關於綠色設施、公共交通設施與政府設施，筆者將另文再述，敬請密切留意！
如此的故事，不惹來「歌頌漢奸」的指責才怪。台灣作家張系國也就因此對張愛玲死纏爛打。那個時代都有「抽水」，而這種水，最好抽。因為他們站在愛國、統一的高地上，有道德的制高點。被他瞄準了，你是「躺著也中槍」。然而張愛玲最顛覆的地方，就在她堅持寫的那些男歡女愛、碎碎小事。在廉價的愛國口號叫得震天欲聾的時代，她對個人的、小眉小眼事情的專注，竟隱隱有點宗教式的抗議味道。在一個冷漠的時代，熱情是一種顛覆；在火紅的革命年代，張愛玲式的疏離又成了另一種顛覆。
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年。當年仍然是中一學生的筆者，成為了譚凱邦助選團的一份子。（當年譚出選九龍西）。在表面上，為譚凱邦助選與「大佬文化」毫無關係；事實上，因為當初為譚凱邦助選，才令我開始關注立法會選舉以至本港政治，更發現了有一名候選人因在黨內長期無法上位而退黨，以獨立人身份參選。他，就是黎志強。
香港人很喜歡說「和平」、「理性」、「非暴力」，近年社會越來越躁動不安，一方面越來越多市民對此感到焦躁失望，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市民認為爭取改變的人是暴徒、暴民。下跪向主子乞求是很有禮貌的，叩頭上奏是很和平理性的，這種表達的方式也許最合高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香港人口味，反正香港人也不明白甚麼叫平等自由，甚麼樣的平等關係下才會談禮貌。平等的關係就是最基本的禮，不平等的關係，被欺壓的人要「禮貌」地迎合欺壓者，不過是仍然跪著的奴隸。香港人說到底只有民主自由人權的皮囊，皮囊下是一堆空洞的夢囈，入夜前仍不停嘮叨著「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平理性非暴力……」
近年公共討論的文化不斷倒退，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大家都不再信任「理性」於公共領域的作用。「理性」變成了貶義的詞彙，很可能源於特區政府壟斷了「理性」的詮釋權，不斷宣揚抗爭者要保持克制、和平理性非暴力。但理性在公共政治領域真的再起不了作用嗎？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曾提問：「在一個自由與平等的社會裡，人們仍然會有不同的宗教、政治、道德等信念，而且這些信念保持著嚴重的分歧。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如何可以組成正義、多元而又穩定的社會呢？」本文將會審視「理性」在公共討論的多重意義，以及如何藉以對「理性」這概念的分析，回應上述的問題。
薛凱琪是一位八十後的歌手，但八十後也不一定是廿來歲，她今年都有三十歲了，但是她卻含有八十後的特性，從她的演唱會當中，盡顯一種八十後的特質。她雖然不是最頂級的演員和歌手，但是作為一位八十後的藝人，她也有一定的條件，因此她辦演唱會，也會有市場價值。薛是最早一批的八十後，但同時也是帶領著他們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