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的故事，不惹來「歌頌漢奸」的指責才怪。台灣作家張系國也就因此對張愛玲死纏爛打。那個時代都有「抽水」，而這種水，最好抽。因為他們站在愛國、統一的高地上，有道德的制高點。被他瞄準了，你是「躺著也中槍」。然而張愛玲最顛覆的地方，就在她堅持寫的那些男歡女愛、碎碎小事。在廉價的愛國口號叫得震天欲聾的時代，她對個人的、小眉小眼事情的專注，竟隱隱有點宗教式的抗議味道。在一個冷漠的時代，熱情是一種顛覆；在火紅的革命年代，張愛玲式的疏離又成了另一種顛覆。
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年。當年仍然是中一學生的筆者，成為了譚凱邦助選團的一份子。（當年譚出選九龍西）。在表面上，為譚凱邦助選與「大佬文化」毫無關係；事實上，因為當初為譚凱邦助選，才令我開始關注立法會選舉以至本港政治，更發現了有一名候選人因在黨內長期無法上位而退黨，以獨立人身份參選。他，就是黎志強。
香港人很喜歡說「和平」、「理性」、「非暴力」，近年社會越來越躁動不安，一方面越來越多市民對此感到焦躁失望，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市民認為爭取改變的人是暴徒、暴民。下跪向主子乞求是很有禮貌的，叩頭上奏是很和平理性的，這種表達的方式也許最合高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香港人口味，反正香港人也不明白甚麼叫平等自由，甚麼樣的平等關係下才會談禮貌。平等的關係就是最基本的禮，不平等的關係，被欺壓的人要「禮貌」地迎合欺壓者，不過是仍然跪著的奴隸。香港人說到底只有民主自由人權的皮囊，皮囊下是一堆空洞的夢囈，入夜前仍不停嘮叨著「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平理性非暴力……」
近年公共討論的文化不斷倒退，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大家都不再信任「理性」於公共領域的作用。「理性」變成了貶義的詞彙，很可能源於特區政府壟斷了「理性」的詮釋權，不斷宣揚抗爭者要保持克制、和平理性非暴力。但理性在公共政治領域真的再起不了作用嗎？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曾提問：「在一個自由與平等的社會裡，人們仍然會有不同的宗教、政治、道德等信念，而且這些信念保持著嚴重的分歧。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如何可以組成正義、多元而又穩定的社會呢？」本文將會審視「理性」在公共討論的多重意義，以及如何藉以對「理性」這概念的分析，回應上述的問題。
薛凱琪是一位八十後的歌手，但八十後也不一定是廿來歲，她今年都有三十歲了，但是她卻含有八十後的特性，從她的演唱會當中，盡顯一種八十後的特質。她雖然不是最頂級的演員和歌手，但是作為一位八十後的藝人，她也有一定的條件，因此她辦演唱會，也會有市場價值。薛是最早一批的八十後，但同時也是帶領著他們的年代。
今年 7月1日，是加拿大國慶，也是多倫多年度盛事同志自豪日大遊行（Toronto Pride Parade）；同一天，香港回歸中國 15 週年，也是自 2003 年開始揚名海外的七一大遊行。東西半球兩個城市，晚上夜空同樣煙花熣燦，城市的居民同樣忍受酷熱的空氣烈日下上街遊行。我沒有看煙花，也沒有走進遊行行列，我走到張國燾的墓前，待了一個早上。張國燾是共產黨史前期的重要人物。「五四運動」初期各大學生運動積極份子最活躍的那些年，他是北京學生聯會的學生領袖；其後跟隨李大釗研究馬克思主義，在北京組成共產主義小組，並開展北京共產黨的地區工作，指導工人運動；後來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成立，張國燾擔任中共一大代表。翻查網上文獻，當年張國燾五四運動期間任北京學聯講演部部長時，毛澤東還不過是北大圖書館助理員。張國燾在中共黨史上「叛徒」的罪名，好像猶大出賣耶穌那樣留名後世。
北角邨地皮招標出售，已於星期五(7月6日)截標，若現時火熱的樓市持續火熱，相信地皮以逾百億元成交的機會頗高。政府推售前北角邨地王，除了標誌著前公屋用地將變成海景豪宅外，還見證著政府為了賣地收入，毫不理會市民的住屋困難，厚顏無恥地向地產商獻媚。可以預期，賣地後興建的，將會是基層市民買不起的「豪宅」。政府此舉，實情以「社區增值」的名義，將舊社區的基層市民趕走，再透過市區重新發展，換了有錢人，而舊有社區的人情味和小商店，亦只能成為我們的回憶。
公屋9月加租碰上立法會大選，公屋票傳統上也是兵家必爭之地，各方自然出盡法寶，就租金問題針鋒相對。然而，觀點可以不同，歷史事實卻不能扭曲，本文旨在回應坊間某些討論當中與史實不符之處，以正視聽。法例的精神，是法例要求為「加租」封頂；而在沒有限制減租幅度的同時，卻決不是「沒有減租的責任」。說舊租金機制下房署沒有責任減租、或者不可減租，是錯！錯！錯！另一點值得澄清的，是禮義廉在 2007 年法例修訂當中的角色。
林鄭月娥明言，未來五年，民望不是他們的重點。這是何其赤裸的表白，香港人心靈脆弱又怕生亂，是受不起的。曾出任廣東省全國政協委員的袁國強。他將執掌司法，會否干預司法獨立，答案不休說。「先通過，後檢討」將會被重複及廣泛使用，忙碌過開post欠seed樓主的伯母，因為它由未上任時已始成整個內閣的last resort，未來五年，只會繼續被派上用場。公務員不是幼童，但大眾的沉默和「畀時間CY喇」這些無稽的論調，則縱容了他們放肆「扭計」買玩具，被把玩的是香港。唉，還是只能看梁振英領銜主演片長五年的《飛越瘋人院》。
很多聽「新林公公」前半段「我 1989 年都有去六四」的朋友，一再被這種梁政府典型的「政治偽術」呃左，以半截合理，半截歪理的偽邏輯，呃完一次又一次；歷史裁決係人民，但我地高叫「平反六四」的人民，只係要「歷史裁決」嗎？請問邊位去六四晚會的人兄，只係要「歷史裁決」嗎？原來我們不追求「法理裁決」的嗎？難道中共對六四死難者的迫害停止了嗎？難道中共停止了迫害六四的民運人士了嗎？不是說好的「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六四民運，結束一黨專政，追究屠城責任，以及建設民主中國／中華」嗎？
四十萬的數字和人山人海的奇景當然教人振奮，但激情過後，又是時候冷靜下來，將思緒沉澱、整理，重新思考未來五年香港的政局和前景。梁振英尚未上任，便已到處樹敵，先於選戰時與唐營中人弄致水火不容，後又強推改組硬闖立會、在僭建風波中大話連篇，以致今日背腹受敵、內外交困。早前特首選舉後，筆者曾撰文論及狼治下港人及泛民面臨的威脅，今次會換轉角度，探討梁振英政府即將面對的、來自民間、泛民、建制派及管治團隊四大方面的困擾與危機。
在筲箕灣天后廟旁，有條叫廟東街的小街，整條街只約 30 米長，微微的斜上，上圖所示就是盡頭。山邊台這名字起碼可追溯自 50 年代，那地段已正名為山邊台。而廟東街，顧名思義，就是在廟東面的街，以前「安利魚蛋粉麵」就是在這兒開大排檔。廟東街的盡頭，被鐵網圍住，裡面一片破石牆，雜草亂生，以前是寮屋，就是用鐵皮和木搭建的住處。九十年代前，這兒一直有人住。實際有多少人家不得而知，但從前居民口中得知，至少 70 人家，由這兒一直延綿至東威大廈後面。
最近並發表報告書，該報告強調這次是日本政府、核安全監管機構和東京電力公司實際上踐踏了日本免於遭受核事故影響的權利。並且說明這是日本製造的災難。從這個報告看到這絕對是政府、核安全機構以及東京電能的監管不力導政出現這個人為事故，以未及防止，是不可推卻的責任。那這代表著國家是對不起國民，要負起責任。當我們看到別國政府有這樣的勇氣時，的確感到一絲無奈望著我們的國家政府，同樣是大地震，我們汶川大地震同樣是帶來極大的傷害，國民失了家、失了愛，但是我們政府卻沒有吸取教訓，仍然是繼續對不起國民，地震四年以過，當天汶川死去的兒童至今仍然是枉死，因為學校的豆腐渣工程出問題，可是政府卻隻字不提
「略讀」畢湯愛民《中國遷都論》。顧名思義，問中國遷都之可否。首章列歷代定鼎之概。國人多稱頌華夏六大古都，曰長安、洛陽、北京、南京、杭州、開封，實則堪足並駕齊驅者，惟長安、北京而已。長安，號千年古都也，在周為鎬，在秦咸陽，至隋唐世，帝王之居也，而安史後迨無復興。湯先生亦繁舉九洲建都遷都之例。巴西本都里約熱內盧，後地力困窮，於焉另造新都於荒原，今之巴西利亞。費城義旗初舉，紐約財寶之聚，不肯相讓，遂另造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儼然為萬邦來朝，四方入貢底自由之都。雪梨墨爾本各有千秋，遂另造一堪培拉，雖無河嶽壯麗，卻有草木蔥鬱，寧靜致遠，優美宜人。而日韓亦籌劃遷都，以釋東京漢城（毋稱「首爾」！）重負，餘例三十，於茲不贅。可見遷都乃時使然，滄海桑田，良有以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此國計民生大事，當及早圖謀。是則本書之大概。
我聽個很多人講過一句很好聽的話，叫「民主必須要建立在尊重之上」，而講這些話的人，所指的尊重，其實只是禮貌。真正的民主當然講尊重，但是講要尊重少數的聲音，不是尊重權力，或有禮貌。民主和禮貌，其實無關。禮貌，讓溝通變得容易，這是真的。但這正正就是問題所在，我們親愛的政府，會真正和市民溝通嗎？寫封信去叫梁振英下台，有用嗎？打九九九投訴曾偉雄，有用嗎？當權力不肯溝通的時候，激烈的表達，就是必要的。我告訴你，說著「警察都係打工」的人，其實，梁振英也只是在打工的，不是嗎？當日有喊過「梁振英，下台」的，為了保持個人邏輯一致，就請不要講警察打工論。警察被鄙視，是因為他們濫權，向警車插旗，其實是市民在反抗濫權，自我充權。意不在令該警員難堪，而在讓警方知道，群眾才是真正的主人。
看著那批「街坊」，你實在是不難察知他們屬中國傳統「國民」當中的表表者，對事物不知不解而又固執守舊。你說應該取消德肓及國民教育科？筆者卻說:「不，這科目無疑是有必要推行的，對眾「街坊」而言。教統局可考慮印製大量國民教育手冊，並將之擺放在全港的社區中心以教育相性良好的「國民」。除此之外，當局亦可定期於各社區中心播放一些教肓片。在適當時候於社區中心播放一部「國民的偶像」來教肓「國民」，也許當局還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