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攝）
（原載於：思兼神社）
食環署執法清走婆婆的垃圾，露宿者被奪去財物毀掉家園，蘋果日報曾經報導過的喪屍隧道，西九新動力的黃建新說拾荒令香港旅遊業蒙羞，住戶投訴附近的田雞很嘈吵，因為吹口琴而被拘捕的長者，旅遊發展局的 “You make a difference”，驟眼一看仿似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發生的事，其實都是在說著香港的同一個故事：市容的故事。
在思兼眼中，其他所謂核心價值都總滲有不少水分，最少思兼認為比起香港的金錢教而言，他們並不是這麼堅實存在的價值，更像是一種社會想像。然而，英國人留在香港身份最堅實的部分：是港英政府的清潔香港運動，這項運動斷斷續續延續了差不多二十多年（連九十後的思兼也見過清潔龍與垃圾蟲的廣告），是最少兩代人的集體回憶，也是香港主要引以為榮，感覺與世界接軌的文化認同。這種清潔文化深植每一個香港人的心，亂丟垃圾的人總會受到別人的鄙夷。
清潔香港運動的主角：清潔龍
當市容變成緊箍咒
然而因為我們忘記了這種整潔（更正確而言，是街道整潔）的延伸力量：因為這種整潔，我們避免玷污公園，她是一塊永恆的處女地：無人坐在草地，不可以踏單車，狗隻不得進入公園；所以公園總是冷清的，街道也差不多是這樣，它只是通向商場與商場，地點與地點的通道，它本身被設定為並沒有任何意義的空間，旁人的行進速度也告訴你這是一個不容堵塞的空間，畢竟你被告知不可以阻住地球轉：拾荒的婆婆，也不例外。
市容整潔是種十分恐怖的概念，它並沒有疆界，一切可見的皆是市容。它與城市的經濟發展密不可分，整潔令我們不可以在街道上、公園裡做任何事，因為任何事都有機會沾污這個城市，唯一我們允許的就是市容整潔為經濟發展犧牲，金錢比任何事重要，所以我們容許這種交易。而與此同時，這令大笪地一般的社區生活消失（因為會玷污空間），將我們排擠到商場等消費空間，結果香港幾乎沒有不用錢的娛樂。
曾經與朋友討論過這是不是執法的問題：是食環他們執法太嚴，見人就鎖而已。然而黃建新與食環署的回覆說的卻是別的故事：這城市裡面其實有為數絕對不少的沉默大多數，將殖民管理那套寧靜、受控、整潔當作自由的全部 － 所以一個內地遊客踎坐在地鐵站非收費區竟招至口誅筆伐，演奏的樂隊被投訴然後被驅趕，這個城市在數不清的角落有著數不清的剝奪自由的事，而我們的注目的自由卻只有被管理的自由。
思兼認為，香港人被洗腦洗得最徹底的就是這個有問題的整潔觀念：英政府整肅市容背後的目的：是要將這種沒有聚眾的街道，沒有人行的公園塑造成一種與世界接軌的現代性，為世界所稱頌的東方之珠；而忘了英政府只不過是想以這種軟文化政治，配合非法集結這種公安條例，防止六七暴動這類事件再發生。然後以旅客之都將自己變成自己的觀眾，自己監察自己，時刻提醒自己要整潔整潔整潔，所有空間結果剩下觀看權，而沒有使用權。可悲的是，回歸的時候也沒有將這權利交還，還留在那官僚的政府體制之內。
我要強調，思兼無意將自由與市容對立；但卻認為，這個城市的市容已經太好了，好到有點冷清而沒有人味，好到就像醫院一樣的空間，不准嘈吵，不准奏樂，不准蹲坐，不准擺賣，不准拾荒，這個城市不知不覺間不准的事情已經多得令人無法忍受，這樣的地方適合居住嗎？適合生活嗎？
（思兼攝）
（思兼攝）
想像一個自由的香港
常說香港地少人多，但我們卻容許自己丟空那優美的公園。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筆者身處的阿姆斯特丹，沒有任何公園可以像香港的公園一樣冷清，而且還是政策導致的。我相信香港人的公德心已經足夠坐在草地上嬉戲而不會遺下太多垃圾，然而我們為甚麼就要被剝奪在這些地方做自己喜歡的事的自由？
當我們看慣了坐在地上的行人，我們就開始不會投訴，甚至不會奇怪這個空間裡面每個其他人的動作：我們真正地活著，我們不是觀眾，我們是這片土地上的住民，這裡叫香港，我們是香港人。自然地無論是拾荒者、還是累了坐在梯級上的大媽，我們都會學懂容忍，學懂尊重他人的自由，學懂尊重自己的自由。
何必捨近求遠？哪裡有音樂，哪裡就可以像這對老夫老妻慢歌輕舞，這就是生活？每年幾百億向外找那點生活的感覺，不如就慢慢地爭取這生活的自由。別讓這種音樂只存在於商場佈景板，工廈舊貨倉，本來就是應該隨處可以聽到的天籟。常說光復香港，請勿忘記那微不足道卻又舉足輕重的公共空間。
唯一要記住就是晚上十點的鐘聲，因為這個城市也要睡了。
（思兼攝）
為何今天好像剩下Mirror 一個偶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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