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 J. Kolfhaus, Gymn. Marienthal, Creative Commons Attr. Share Alike 3.0
大文豪說又說：「文學遠遠比政治美好。」在諾貝爾演講中，他憂慮自己的作品，會因為「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學。」文學是超然的，純潔的，藝術的；政治是殘酷的，污穢的，現實的。所以他只愛文學，少談政治。
在他的眼中，「文學」和「政治」是對立的，河水不犯井水，兩者混淆會窒息創作，妨礙藝術。其實，中共和其追隨者，常運用二元對立的觀念，掩飾一貫的政治行為，迴護自己的專制本質。例如，中央政府認為「經濟改革」比「政治改革」緊迫；香港的保皇黨強調「民生」比「民主」重要；莫言則說：「多關心教人戀愛的文學，少關心教人打架的政治。」經濟V.S.政治、民生V.S.民主和文學V.S.政治是僵化的思維模式，落伍的邏輯框架。中共、保皇黨和莫言卻視每組對立為理所當然，暗示自己在二擇其一時，已選取了更佳的一項。
「文學」與「政治」，絕非全然對立，而是息息相關。我們隨便在中學時代的中文科課本中，已看到不少的文學作品—諸葛亮的《後出師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杜甫《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范仲淹《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先賢涉足政治，關懷國家，抒發情懷，才留下傳頌千古的文學經典。當然，有一些作品較少觸及政治，如《聊齋》、《金瓶梅》，也能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但像莫言的言論那樣，刻意區分「文學」和「政治」，非此即彼，互為對立，而無視二者的相互關係，似乎難以成立。
何況，中國的政治現實，已超出了「政治」範疇，而觸及了「道德」範疇。如果說政治是奪權、鬥爭、陰謀（如近來的薄熙來下馬事件），文學家便要保持警覺，避免被野心家利用。但是，吾人所謂的「政治」，並非徵逐權力，而是尋求公義。我們的「政治」是指：專制政府遏制言論自由，打壓維權運動，拘禁異見人士；我們的「政治」是指冤死的李旺陽，拘禁的劉曉波，無辜的譚作人，還有千千萬萬被欺壓的人民。這已不是「政治」問題，而是「道德」問題。我們不會強求一位諾貝爾文學奬得主有政治表態，但肯定會要求他／她有一份基本的道德承擔。
莫言先生，我很欣賞你曾說過，希望劉曉波很快能從監獄獲釋，你的文學作品也含有批判黑暗的勇氣。但願你能堅持當時發言的初衷。不要拘泥於政治與文學的分野，繼續運用你的影響力，幫助國人尋求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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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