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港人與被閹割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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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燒到埋黎都唔識郁」無可否認是大部分香港人的真實寫照。香港法治遭受歷年來最嚴重的衝擊，縱然陸續開始有人抱不平站出來奮力抵抗，可惜，沉默大多數依舊沉默。

筆者參加了一個由泛民舉辦的研討會，講題主要圍繞人大釋法與一國兩制。戴耀廷教授指出，香港法治被閹割。這確是令人惋惜不已。

放眼香港社會，可以總結法治死亡的原因，一方面是特區政府以行政干預司法獨立，希望司法機關「聽聽話話」。另一方面，法治死亡的重要原因是港人對保障其權利和自由的法治精神無知、無能，並感到無力。

港人對法治的無知是情有可原的。西方理解的法（rule of law法治）與中國理解的法（rule by law依法而治）在宗旨和形式體現上都有很大出入。由於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香港的法治是建基於《普通法》。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領土固然由中國所擁有，但《基本法》第8條就列明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皆會予以保留。未受過高等教育的香港市民未必有能力去區分出法治和法制，這當然可以體諒。然而，現今社會上有人以「法官治港」來質疑法治這核心價值，誤導香港市民。「法官的權力這麼大，連行政長官也未能限制，那麼誰人來限制法官？」、「法官說了算，沒人能阻撓，這是專制嗎？」等等無數個指控出現，用意動搖香港的核心價值。在這個分化的社會下，香港人必須認清法治的根本。法官對一件案件的判決是根據他們對法律條文的詮釋去作出的，而審訊過程是百分百公開的。法律本身被賦與一個非常崇高的地位，普通市民、政府官員、甚至是法官本身都受其所規限。當法官對法律的詮釋有偏頗時，自然有人提出批評和反對意見。因此，社會絕不存在「法官治港」之說。若港人聞及類似謠言後懂得運用個人分析能力去判斷它們屬實與否，那還不算大不了。然而，如果港人道聽塗說，誤信讒言，被無知矇蔽雙眸，以為法治程序、司法覆核等通通都是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以「發展」為論據斥責及質疑法治的存在價值，便十分令人擔憂的。

港人捍衛法治的無能已於近年稍有改善，但仍與外國公民的社會參與程度有一大截遙遠的距離。能，是指能力。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下，香港人被賦于很大程度參與本土事務的權利。他們有監察社會運作的能力。不過，一直以來，港人彷彿不太習慣去運用自己的公民權利及能力去監察政府。他們選擇視而不見，任由所謂的專業人士監察政府運作，制訂及落實政策並維持社會秩序，一度遺忘自己也同樣是社會的一分子。在五、六十年代，精英主義在香港十分流行，人們甘於精英治港。到了二十一世紀，香港仍舊殘存在精英主義的精神，不少人仍然相信「有能者居之」之道。這慢慢演變到大部分香港市民對法治的無能。他們把自己催眠，告訴自己真的沒有能力去捍衛法治，結果造成法治不被社會大眾普遍視為的共同首要核心價值。正正是這種港人自我催眠的「假無能」，令法治精神難以捍衛。幸而，自從皇后、天星碼頭保衛戰開始，港人的本土意識開始萌芽。加上中港矛盾日深，港人也開始慢慢覺醒，願意踏出第一步走出象牙塔，守護香港的司法獨立，免其受中央入侵。

至於對捍衛法治的無力感，是大多港人的死穴。筆者樂觀相信，大多數港人心底裡都是支持民主，支持普選的。可是，實際上，隨著香港與內地關係越來越密切，港人好像再望不見民主的彼岸。法治的作用是保障人們免受恐懼，不過由於法治屢次受到衝擊，港人的無力感和危機感同時增加，安全感亦大幅降低。某部分人索性不理社會事務，只顧個人利益，甘願做「經濟動物」。倘若這股沉重和無奈的無力感在社會上進一步蔓延，後果將會是中央對香港法治的進一步蹂躪、踐踏。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而，香港社會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市民的投入參與。市民勇於表達意見，敢於對惡法說不，走出來說明對政府的不同訴求，才是社會多元及和諧之道。筆者並非鼓吹民粹主義，然而，一個良好的公民及法治社會，不能只靠小部分人去努力，整體的參與和關注是不可或缺的。

作者：《輔仁媒體》編輯組

《輔仁媒體》編輯組由一班熱愛香港的人組成。我們堅信，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天賦和際遇不同，在特定的時空地域，才出現優劣和成敗。我們批判叢林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家專政，提倡公民平權、民主憲政、均富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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