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個並非單單是吳生一人的問題,而是長久以來本港官員處理公共政策事宜的積習。而本文亦非針對吳生,而是由是次學額荒,以及其要求各家長接受的態度,看看由當年殺校,什至更早便開始存在至今的一些積弊。
只懂在問題出現時應對,不善預防問題出現
現在的學額不足,實源於當年的學額過剩。恰巧當年殺校的重災區亦是現時出現學額荒的北區。殺校一策源於01年人口普查對人口增長的錯估,致使政府大量興建新校,再繼而於04年發現有收生不足的情況,以不合成本效益為由,收生不足23人的學校將無法繼續營運,收避免因收生不足,導致欠成本效益的學校浪費公共資源。
但仔細一想,統計上的錯估,以及人口週期均為難以避免的現象。難到每次這些現象出現,便大量建/殺校?唯一能預防問題出現的,是建立較靈活的學校資助制度,如給予學校的資助可按收生人數發放,而資助形式可改為財政資助而非教師數目,又或是要求收生不足的學校彼此之間進行合併,便可避免因人口週期所帶來的波動,而且每次波動便推一項新政策比收生不足的學校繼續營運更不符合成本效益。但由始至終,當局並無意改革現時以班為單位發放津貼及編配教師名額的制度,又或是調整處理多餘學額的手法。
割裂式看待政策事宜
從當年決定殺校,至今天回應欠學額問題,均未見當局有意把教育和其他問題一同看待。
當年殺校政策由教育局一手促成。但教育實與其他決策局政策範疇相關,例如產業結構,須先具備相應人才方能轉變(這與教改有關),亦與社福政策有關,例如因學歷通脹而衍生出因找不到心儀工種所造成的青年自願性失業,如尼特族(NEET,即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或啃老族等群組為福利架構帶來的影響。而與是次問題最相關的,自然是移民政策。小學殺校潮在04之後正式開始,當時,兩項重大移民轉變—莊豐源案的司法覆核結果及其影響,以及港澳個人遊的實行均已出現,但教育局並沒有與保安局及入境署合作,評估這些轉變對移民人口的潛在影響,從而對殺校政策作調整,而仍只是高舉錯估的01年人口普查結果,作為更近期的轉變出現後所實施政策的依據。另外上述教改及學歷通脹問題,教局亦未有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以及勞福局作跨部門研究,可見「教育還教育」,「其他還其他」的心態什重,而各範疇之間的相互影響則遭到忽視。這或許亦是港府「部門主義」充斥的反映。
教育以外,交通亦是同理。市區交通負荷過大,與就業情況不無關係。第二產業北移後,新市鎮未能發揮自給自足的作用,致使大量跨區就業人口及交通需求湧現。但運輸及房屋局以及發展局亦一直欠跨部門交通政策研究。就著跨區、什至跨境學童數字的預期上升,北區與大埔、沙田間於新界東的內部交通網絡亦可能出現新一波需求,但從吳局長的回應而言,似乎他並沒意欲要與運輸相關部門進一步考慮此問題。
總是找不關事的人處理某項政策
從教改、殺校、到國教科、到現時為止,我們不難發現教育部門一直不是由做教育的人掌舵,由以前的楊啟彥、陳祖澤、王永平等做過一系列其他政策如交通、工商等通才型政務官,到後來的羅太、李國章、孫公,到現在HR出身的吳生,沒有一個是做教育出身的(雖然李教授是中大醫學院創院教授,但只涉獵過高等教育而非其主力負責的中小學教改),試問如何能夠具教育家的眼光及熱誠去做好教育?有哪個教育部的領頭人物,不總是冷言回應學生及教師,什至家長的訴求?政府總是強調一直花了多少錢去做教育,但教育、人才,是否單單用錢便能買回來?個人認為政府更雖要一名對教育有熱忱、有多年經驗、深明業內情況的領軍人物。
事實上,通才型的用人方針是否仍合事宜,值得商榷。在英治時期,殖民地的重大決策多由英國英聯邦部負責,在殖民地招聘的政務官主要是擔當執行官的角色,通才自然是方便人員調配。但現時官員已是政策的制訂者,專業角度及相關經驗的重要性已有提高,但現時很多政策仍是由不關事的人去制訂,如由會計人士負責發展,以及去屆政府由文科出身的邱局長負責環境政策。如此一來,政策制訂的專業程度難以保證。
欠政治家風範
不用多說,港官的言論令市民反感已不是頭一回,但失言,實影響政府威信,從而降低推行政策的流暢度。一直以來,港官均欠缺政黨或政治組織經驗(當然近期有一位相當具政黨經驗的人士加入了問責團隊,但個人認為不是那一回事吧)。而自問責團隊出現,局長再不是打工的公務員,而是政治人物,但港官多次欠政治家氣度的回應,實值得大家思考,在欠缺政黨政治,階梯式的選舉及政治訓練機器出現前(很多民主國家元首都是由學生年代便接受選舉的洗禮,再到地區,接受多年有關回應公眾的訓練)便實行的問責制,作用到底有多大。
結語
若所有因政策失誤而造成的影響,官員均只要求市民接受,誠非應在已發展地區出現,亦是值得警惕的現象。若此舉成為積習,本港公共政策的質素實難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