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星期，筆者交代佔領中環的觀點。兩篇博文提及的悲觀狀況，其實源於對香港未來政制發展的分析。
早幾個月前，方志恆博士於一學術會議，發表了對於香港趨向選舉威權主義的疑慮；聽畢方兄的分析，實在刻骨銘心。皆因香港社會，正在朝向這個令人沮喪的方向前進。
簡單來說，選舉威權主義就是一個有選舉卻只有低度公民權利的政治體制。
提出這個理論，旨在說明在公民自由沒有充份伸展的政治體制中，選舉只是一個去包裝威權體制的工具。當然，亦有些論點指出，在政制民主化的過程中公民沒有被賦權的過程，加上具管治能力的人被過去威權政府所壟斷，導致整個社會體制只是由接近獨裁體制(D) 變成選舉威權主義(C)。
在1980年代的民主化過程中，我們不難見到由C到A、由B到A甚至同D到C的例子，卻難以找到由B到C的政體。偏偏，香港正在走這個看似進步的逆流。
自從梁振英就任特首以來，香港的公民權利日漸倒退。新聞自由、學術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核心公民權利潰敗；法治亦因為警察選擇性執法及律政選擇性檢控，而快告失守。在這個時間的民主化進程，如果傾向進步的力量沒有培養能力取代現時的政治特權階級的話，選舉只會令進步力量難以競爭及促成輪替；行政及立法權力就只會由特權階級繼續把持，進步力量在公民自由被箝制的情況下，長期難以團結足夠力量作監察和角力。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痛苦經驗，值得我們去借鏡。新馬分家接近50多年，兩國的在野黨派到今時今日才能於地區政府建立起較具管治能力的陣營。兩國在野陣營領袖經過多年被告誹謗繼而破產，甚至被不明人士毒打和迫流亡海外等政治迫害，才有這一天的。當然，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人民日漸覺醒，執政黨派觸覺退化及一連串突發事件（如中國公民於新加坡做出不尊重當地人的行為），亦是誘發兩國有機會於10年內實現政黨輪替的原因。
假如要香港去走同一條道路的話，2020年加上40年，則是2060年。那時，的90後都已經是70歲，才有望見證政黨輪替及轉型正義。對於活在2013年的我們，未必是來得天方地老吧！
香港，真的不能走自己的路嗎？
我相信中港矛盾，是誘發整個過程的契機。至於如何達致戴耀廷教授的佔領中環，在野陣營需要不斷令執政集團技術出錯，加上中港矛盾自然加劇催化，則能夠製造氛圍，令公民抗命行動變得有需要及廣為香港人所接受。同時，在野陣營需要建立起一套可以執行及令人信服的管治綱領，才能夠阻止香港未來政局發展成選舉威權主義。
說到這裡，我不得不再次談及我的憂慮：現時泛民主派的管治能力及人才，能夠說服市民我們能夠管治香港，於選舉時投票支持我們嗎？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在野陣營，均有很多具知識和人格魅力的領袖，甚至有豐富的行政經驗。反觀香港，在市政兩局被殺，及區議會被嚴重矮化之環境下，擁有實際行政經驗的在野人士已經寥寥可數。那麼在雙普選後，我們如何盡早實現政黨輪替，並阻止選舉威權主義發生？坦白說，我暫時沒有甚有甚麼絕世想法，去解決這個難題。
我時常反問自己：香港有雙普選後，What next? 當知識份子察覺到香港的政局趨勢，加上在野陣營沒有足夠管治力量去改變時，實在感到無奈。
為何今天好像剩下Mirror 一個偶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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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