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BLOSSOMS EVERYWHERE）
（右為賈選凝，亞洲週刊圖片，轉載以釐清評論對象）
最近寫文章似乎只要涉及中港矛盾，無論正面還是負面甚至無理，都能至少收獲一點注目，甚至登堂上報、得獎收錢。如果事事也順著這個思路想，確可大造不少文章來 — 暢銷報章的稿題、或是寫一篇能獲藝發局評論大獎的文章，都可如此煉成。
簡單的邏輯 — 電影應為作育大眾負責
讀賈小姐的獲獎文章〈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 除了以一種中港矛盾來解讀外，還有其他可能性嗎？事實上，賈小姐整篇文章的立論，除了把電影放到一個中港矛盾的框架來解讀，最大的迷思，是把電影、甚或普通的文化藝術工作，建築在一種理想性、作育性層次之上，把文化二字狹義地定義成一種對理想、美好事物的追求，然後用這把尺來量度、評論。這點〈從〉文確是說的明明白白：
《低俗喜劇》宣稱「不喜勿看」，但這種將「低俗」的選擇權直接交給觀眾的態度，也正表現出創作者的不負責任。文化藝術有引導大眾審美的作用，因而生產一部提供低俗快感的作品，本身就是助長大眾的惰性。
這種觀點存在著一種危險的、常識性的心理暗示 — 文化尊藝應該有教化群眾、具規範性的責任。的確，教化大眾的確是文化藝術的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更不應是唯一的作用。當我們把創作狹化到為某目的服務的邏輯機制上，這不旦不利於整體的創作生態和文化發展，更可以帶來很壞的後果，就是讓人潛移墨化的認同，藝術創作必須為健康、審美、甚至是某種政治正確的目的服務。
港產片作為本土文化產品中的核心資本，更應為觀眾提供健康的審美和省思現實的人文關懷。唯有如此，港產片才會再度煥發出它的生命力。
無疑，要「再度煥發港產片的生命力」（按：真有這樣的一種「再度」嗎？），賈小姐提出的確是一種方法，但未免偏於一隅。在這種「唯有如此」的邏輯之下，理解和尊重價值多性已不必再說， 我們也無從教育香港人如何欣賞描寫人性醜惡、人世間恩愛情仇、甚或古怪異相的「惡品味」；不消說以「揭露真實」或「展示醜陋」了，甚至連反諷或譏諷，在這類邏輯下都能成為受指責的表現手法。
當只有一種眼光
當創作不能為創作本身，而要服務另一個更大的相目的，其自由和純粹就得退位，甚至扭曲。能體現藝術創作是自由的其中一面，就是叛逆、踏界、挑戰底線精神，在一個成熟的社會裡，也應被允許甚至嘉許的。培育這一種思想、品味的彈性，實也應是文藝作的作育的一個目標。
若觀眾心智足夠成熟，解讀一部電影、甚至試圖以小見大，推論至整個電影甚至社會風氣時，就不會只注視（或拿來批判）當中的所謂「賣片成份」 — 例如粗口、性愛、奇情等等，而是能看到當中反映出來的社會現實和悲哀。但如果我們本身就不相信受眾的欣賞能力，甚至是暗地肯定「睇死你班友都係因為Dada爆炸糖同X騾仔先睇啦」，那就自然會產出如賈小姐文中一種嫉俗觀：
但這恰恰是讓人最心驚之處——因為「只」拍給香港，所以可以臨時起意即興拍攝，交出一個東拼西湊的故事，因為「只」需要本土觀眾看懂，所以夠爛夠俗夠低級，就能令他們high至極；因為要滿足港人，所以要盡情釋放這個高度文明的社會內部人們壓抑心底的粗俗低劣，將guilty pleasure 變成guilt-free pleasure。
在其眼裡，大眾心底都是低俗的，不然怎麼這麼多人買票呢？而且為本土文化更是低俗，因為只要釋放這一面，一個「東拼西湊的故事」、「夠爛夠俗夠低能」的電影也能是賣座大片的，而做電影的人能如此自甘墮落，不是俗中之俗、惡中之惡嗎？
字裡行間暴露的「高級文化分子」心態，讓我想起《回魂夜》裡面一段：
周星馳：呢度有屎一篤，邊個夠膽掂佢？
李力持：咁多嘢唔玩？你使唔使玩屎咁核突嘅嘢呀？
周星馳：Why not? 你咁講係因為你懶係受過高等教育，出入又懶係上流社會。係你嘅懶係學識，認為屎就係無聊同埋污穢嘅。就等於你老母或係大姨媽由細到大話俾你聽鬼就係恐怖嘅一樣，所以就算篤屎唔臭你都一樣睇佢唔起。鬼唔埋嚟咬你，你都一樣會驚。如果我哋能夠反轉呢個觀念咁就得嘞。夠膽埋嚟踏下佢吖。
反轉某個觀念，在一個自由社會至少是被允許的。但如果我們只有一種眼光，則一切反傳統、挑戰底線的創作都會被說成是一種「文化消費上的顛倒黑白、毫無反省能力的惡性循環」，因為那不符合所謂的作育、教化大眾的高級品味：
男主角杜汶澤接受採訪時大言不慚：「低俗是港產片的一個核心價值。」本土創作者與受眾早已視「低俗」為理所當然，甚至理直氣壯地將其美化為「香港特色」，這種文化消費上顛倒黑白、毫無反省能力的惡性循環，才真正讓人感到悲哀。
的確，杜先生所說的確是大言，但要不要慚愧，正在於我們如何理解自身的文化與歷史。香港的一個核心價值，也許不是低俗，而是通俗。香港身分與文化的奠定，始於六、七十年代，那時候香港人開始認同香港為家為根，同時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文化品味；許冠傑的廣東歌、許氏兄弟的電影、顧家輝與黃霑的曲詞、以至後來周星馳的電影，無論語言、場景設計等等，當中有濃厚的通俗味道，而這種由本土生活養育成的文化，在二、三十年前是一特色、賣點。然而，這些元素到了今天的合拍片時代，再不是讓投資者的投資的關鍵因素，為了遷就市場，今天一部大片必需要有中、港明星，然後再個韓星或台星，以保證在找投資者時能讓他看到這部片的大市場元素。這是時代趨勢，不易逆流而上，也不一定要這樣做，但如果連一些重提重視本土性、聲稱只為香港觀眾而拍的片也被說成是「香港社會最狹隘、最投機與最虛偽的一面。」1，這種中港融合論的變種，無疑只是站在「本土」對「大陸」的二元矛盾格局裡的其中一邊，並非對區域文化與大文化關係的恰當理解。
誰偷換了本土
彭的電影裡的低俗元素，當然不能代表全部的本土性，賈文說彭導以低俗性偷換本土性，實是言過其實 — 除非她當觀眾都是傻子 — 但她的擔憂也不是無理的，如：
「從《志明與春嬌》開始，彭浩翔電影的賣座法寶，就是毫不掩飾地販售和消費低俗。廣東粗口支撐起的大量對白，讓本土觀眾「爽」進內心身處——創作者狡猾地用「低俗性」偷換了「本土性」，使得人們不必對壞品味有任何羞愧，因為這是「道地港味」。」
《志》（2010）在香港算不算賣座電影？本土票房有六百多萬，但其更早的《大丈夫》（2003）收過千萬，但裡面卻不見得充斥粗口，那粗口算不算得上是他的賣座法竇呢？事實上觀眾並不是從電影才認識彭導的風格 — 從《買兇拍人》、《大丈夫》到《伊莎貝拉》和《破事兒》，觀眾都知道他的有點玩世、古怪的電影品味，把當中的粗口當成觀眾買票入場的理由（賣座法寶），不單是看輕觀眾品味，其實反映她的確不明白所謂的「本土性」為何。《志》片一開始並不賣座，但是後來在網路上口耳相傳羸來口碑，觀眾才回流入場 — 那是原本落畫了的戲院甚至重新上映。而當中觀眾喜愛的，不是那些粗口那麼簡單，而是當中讓港人很有共鳴的情節：圍著垃圾筒「打邊爐」、K房偷傳短訊、加煙稅前焦慮地四出買煙、偷情裡的甜密與爭吵……這些才是電影的「本土性」元素。
粗口對白是讓電影被列三級的原因，把那看成電影賣座的阻礙，應比視為其賣座元素更合理。所以說，賈的擔憂不是無理，但那實是言過其實、以小發大的「政擊稻草人」 — 建立一個誇張的論述、架起一套攻治化的分析框架，再以常識批判之。其實，真正混淆甚至偷換本土性與低俗性的，應該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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