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殖為再殖？ － 回應李敏剛《細看成為香港之前的香港》

（原載於：無待堂）

許多知識界人士處理香港本土性的方法，都是後現代的。他們談論近幾年風起雲湧之香港本土主義，語氣筆調總是帶著一股嗤之以鼻的高傲 － 這是出於一種知識先鋒和新銳理論的慣性反叛。而甚囂塵上的本土主義既然揮出了香港旗、龍獅旗；又踏著皇后碼頭、英治時代記憶、文明法制、異於中國大陸的香港身份等等事物而來，就昭示了現在經常被討論的本土性，其實來自英治歷史。在他們眼中，這種本土主義要不是虛假的、就是隱然有一種對自身價值的驕傲 － 這是崇尚自虐式西方文化批判的學者們所不能接受的。

例如李敏剛這一篇關於《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的書評，其實也是一篇政治評論。他首先透過不停反問，用迂迴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立場：本土主義運動的廣泛影響（由政治、民俗、文字、物資等等），是一種「甚麼都可以入大陸數」的民粹主義運動；又指保衛香港，是可笑的。因為中國並非外來的，所以抵抗中國，本身就違反邏輯。為甚麼他會否定香港的本土性？因為當下風風火火的本土性格，大部份是來七十年代（麥理浩時代）的記憶。透過呂大樂意味深長的「歷史論述」，李敏剛那一類學者找到了同聲同氣的理論資源——即透過對「英治神話」的去魅和解構，他們發現其實那個年代一連串的開明改革、締造出香港人獨特身份的時代經歷，其實是後來「建構」出來的。

呂大樂說到七十年代的香港，是欠缺凝聚力的。他們對於新生的廉政公署絕非如今日的倚重，而是深抱懷疑；他又舉出七十年代香港一連串經濟動蕩（通貨膨漲、白米價格暴漲、公共服務和交通加價、社會湧現抗爭），來印證「英治好年代」的虛妄；更跳到了政治格局的層面，但仍然是老掉牙的論調：英國的開明改革，是由於非殖風潮的歷史背景、加上試圖抵抗九七大限的無心插柳‥‥‥

透過對「英治神話」的去魅，他們試圖顛覆某程度上來自英治時代所建構的「本土性」和「特殊身份」，認定「懷緬」之情是反動、保守、退步的，與大陸在身份上作出區分，也是虛妄。

然而，這種結論其實只是學術化的維園呀伯論調：英國佬百多年也不給你們普選，你們現在為甚麼爭普選？英國佬的管治也很差、背後有陰謀、改革言不由衷，所以基於那種時代記憶的本土感召，也是必然虛妄。因此，這種善於解構的類似文化研究的論調，在結論上是暗合了中國的新殖民主義：既然英國以前也是施行暴政，則中國現在再施行暴政，亦無甚麼大不了﹗即是這種解構方法其實是試圖以「去殖」的方法清除了香港本身的歷史內涵，以便中國再殖民。

在幾百年前，歐洲殖民者到美洲和非洲殖民的時候，也會將擁有深厚歷史文化的地方貶斥為落後、無歷史、無善治的野蠻世界，以將白人新秩序合理化。李敏剛的這種學術進路，其實不是單一例子，而是十分流行，並積極在本土主義抬頭的時候以反動姿態出場，吊詭地與中國的新殖民暴政殊途同歸。

本土性為甚麼必定要基於絕對準確無誤的歷史？在日本侵掠滿洲繼而南下殖民，中國人也有文化危機感，恐怕中國人很快就要被移風易俗。但是，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傾慕，也是不準確的，是以一種隱惡揚善的姿態存在。即一個再理智的中國文化愛好者，其鍾情中國文化的立足點，也一定不是在纏足、酷刑、八股人格、君主專制、官僚帝國之類的消極面，而是歌頌儒家的建設精神、刺客游俠儒將為理念獻身之高尚情操、佛道巫教崇尚自然的樸素響往 － 人類的傳統，的確經常是後來訂立，但目的並不一定是為了愚民，而是宣揚一種道德的、理想的追求。因為在現實中未能實行，所以托於神話和傳說之中。

中國古代的聖君堯舜之君，也經過後世史話的不斷文飾和再建構，一半是因為有心借神話傳說來宣揚一種道德追求，二是歷史發展本身就是一種不斷將過去重構再創作的過程。康有為為了推動立憲改革，也是托孔子之聖統而作《孔子改制考》。英治時代在今日充滿魅力，不是一兩個文人思想家的推動，而是中共的統治實在太過差劣、今昔之比太過明顯。將英治神話「去魅」，當然是學術自由，但客觀效果就是幫中共滅火、淡化衝突 － 所以這類解構和去殖的文化評論和歷史重構，是得到中共默許，可以在一些知識分子大報堂而皇之地宣揚。

事實上，頭腦清晰的人，都很容易就想到。神話、傳說和過去的滋養，一定不是完全準確，但它所具備的能量卻是實實在在。以前無普選，不等於今日不可以爭取；以前無本土性，不代表今日就無資格建立。英治時代的歷史細節，無礙香港追求民主自治的天賦人權和歷史邏輯。

英治時代的問題，當然實在，但絲毫不影響香港今日方方面面異於大陸而自成一格的事實。因為我們不需要一個完美的治世（實際上也不可能）才能建立異於大陸的香港本土性 － 因為英國政府做得再差，畢竟都是一個文明世界的政府；對比起動不動就大飢荒、吃人批鬥、文化自我毀滅的大陸，香港文風不動，就已經顯得正常和文明。不要搞錯，香港的本土性不是香港有意識建立的，而是中共透過毀滅中國而意外成就了一個獨特而正常的香港。

作者：盧斯達@無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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