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五，Co-China 在中大辦了一場「關於理想的世代對話」，對談的人分別是曾擔任趙紫陽經濟智囊、有「改革四君子」之稱的朱嘉明（六四後選擇流亡海外，領導海外命運），曾在中大學生會當幹事、塞給前校長高錕「一個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學生玩偶」的盧思騁（詳見梁文道《我的老校長高錕》）以及學民思潮的發言人張秀賢（Tommy）。
這三位雖然身處不同時代，但都因著自己的理想而執著追求，他們分享完畢後，一位聽眾問道：「當時有沒有人說你們是為反而反，缺乏理性的思考呢？」這儼然成爲了一個萬能的問題，可以套用到從文革到六四，從反高鐵到反國教等所有社會抗爭的頭上。朱先生列舉了文革的大辯論中所蘊含的諸多哪怕放在今日都稱得上是真知灼見的成份，接過話頭的盧思騁乾脆反問了一句：「為反而反有什麽問題？」
為反而反有什麽問題？
愛爾蘭作家、詩人Oscar Wilde 說過這麼一段話： “Disobedience, in the eyes of anyone who has read history, is man’s original virtue. It is through disobedience and rebellion th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1891）他認為不服從是人們最原初的美德，而反抗，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
不由得想提提《皇帝的新衣》這個老掉牙的故事。街邊眾多成年人看著一絲不掛的皇帝昂首闊步地走過，爲什麽沒有一個說出皇帝其實沒有穿衣服呢？並非他們害怕「龍顏大怒」爾後「滿門抄斬」，而是因為他們相信皇帝身上那件世上最美的衣裳只有聰明、稱職的人才能瞧見，眾目睽睽下說出自己看不到就等同於公然承認自己的愚笨。這一個不易令人察覺卻精妙的故事設定，直指了人們本質的弱點 － 高壓和恐懼不過令人謹言慎行，而真正蒙蔽我們視聽的，往往是一套言之鑿鑿的觀念。此時能戳穿偽裝的，就是那個說「皇帝什麽都沒有穿啊！」的天真小孩。
Hannah Arendt 討論過成見（Prejudice）與判斷（Judgment）之間的關係。成見中有著判斷的影子，只不過那是很久以前所作出的判斷，被現今的人不假思索地沿用罷了。我們沒可能徹底擺脫成見，因為我們的理性與思維根植在一整套世代相傳的語言體系中，我們也沒必要因此如臨大敵，成見也會是我們生活所仰賴的一種必須品 － 說不定，充滿成見反而生活得更自在。但是，當我們自大地將成見當做是自己理性的判斷，悲劇性就踩在我們的謙卑之上開始張揚舞爪。
如果一個人出於本能會反抗他人對自己的侵害，比如強暴、辱駡、人身攻擊等等，那麼出於同樣的本能，個體來反抗社會、體制、文化等等結構性的壓迫又有和不可呢？而事實上，後一種反抗並不因為其力量之懸殊而博得大眾的同情，恰恰相反，因為大眾本身是那個宏大結構 － 社會、體制、文化等 － 的一部份，反而將冷漠、不屑與更大的壓迫付諸反抗者的身上。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成爲了施暴者。
在同志平權運動如火如荼開展的時候，網上有一個說法：「曾經由男人來決定女人該不該受教育，白人決定黑人能不能活下去 － 後來我們認為這是荒誕的 － 如今我們卻又讓異性戀來決定同性戀能不能相愛。」歷史的前進不是理論家的產物，某程度上說，論者的高論、史家的描述，甚至理論的構建都不可避免地是一種馬後炮。想要衝破傳統觀念束縛的女性不需要研讀女權主義才懂得反抗，黑人也不是在馬丁·路德·金的演講中才醒覺不平等的存在，同志也不需要異性戀的批准才追求真愛 － 反抗的種子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紮根。令它「爆Seed」的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真實經驗，社教化的所謂「理性」並不是這枚種子所需的陽光雨露，卻是它破土而出的過程中撞上的最堅實的土壤。皇帝的新衣中，迫使大人們自欺欺人的那套「騙術」，也真實地存在於我們身處的社會，它壓制住了令每個人心中反抗的種子，直至它在泥土中徹底腐爛。
菜園村和香港東北的村民面對失去家園的困境時，需要考慮資本主義教會我們的一套套大道理嗎？面對樓價、物價等等切身的生存壓力，還需要思考中環價值、獅子山精神等等扣在我們身上的一把又一把鐵索嗎？政府的坦克和統治者的洗腦術殺到埋身，難道還要喘口氣，探討一下形而上的大道理嗎？
退一步講，不那麼激進，反對還有一個太容易為人忽視的價值 － 反省。J.S. Mill 在《論自由》（On Liberty）中論證言論自由，他認為保障言論自由的一個重要意義在於新思想可以糾正曾經普遍接受、卻愚不可及的「真理」。「地心說」、「君權神授」等等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些觀念或者不被推翻，也會在反省中得到修正。哪怕經過一輪反省之後，原先的「真理」依然沒有被動搖，那麼他也因為這一輪反省得到了進一步的證明。反抗令我們認識到自身理性的局限而變得謙卑，激進的反抗和溫存的謙卑因此被聯繫在了一起。
可悲的是，我們看待社會進步時，往往為歷史的進程以及人類的理性高唱讚歌，卻忽視那些大變革背後最本能、最微觀、也最智慧的反抗，那些「為反而反」。被銘記、被散播、為後世所傳唱、並為所謂「理性」包裝成史詩的，只能是宏大卻表面的大變革，那不過是無數反抗者彙聚成的洪流罷了。
在雞蛋和高牆的永恆對峙裡，背著弱小這一原罪的雞蛋，留給歷史悲劇性的美感，因為它實踐著「為反而反」的美德。
為何今天好像剩下Mirror 一個偶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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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