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究李旺陽死因真相無罪 特區政治檢控卑鄙無恥
黃浩銘之結案陳詞

追究李旺陽死因真相無罪 特區政治檢控卑鄙無恥 - 就2012年6月29日追擊胡錦濤車隊所引發政治檢控黃浩銘之結案陳詞(案件編號:TWS18892-18893/2012)

 

案件被告:黃浩銘(前排左二)、陳德章(前排左三)(Anson Wong 攝)

 

銘按:這是今日在法庭的結案陳詞。首先,我必須要感謝有陳德章的陪伴,沒有他,這次官司不會這麼順利,當我沒問的地方,他來補充;我沒提出的觀點,他就再說出來爭辯,是一場很有趣的學習經驗。也要感謝晨早起來就跑過來荃灣聲援的會友和支持者!另外,更不得不感謝在背後發功的幾位大律師,以及梁國雄「大律師」,沒有你們的意見,我很多情況就會碰釘了。有些資料你們替我找到,但因為我整理不及,所以最終都沒用到,希望你們不要見怪,以及,我能力不逮,如果我錯引案例,錯解法律,也請不要見怪,我只能說我已經盡力了。今日劉綺雲裁判官都讓我很自由地表達意見,我也感謝她,因為起碼她讓我盡抒己見,不打斷我,很尊重我,在整個司法程序中,我覺得是公正的,她亦很用心去協助我們。然而,我不是丁蟹,我沒有以為一定贏定,有贏有輸吧,即使被釘了,我覺得我已經贏了道理回來。

這一份是我用一晚時間寫的結案陳詞,當然,案例並非全是我找的,而我自己找了幾個也其實怕解錯。不過我相信法律都是講道理,當然我明白有些裁判官是不講道理的,但無論如何,我有被釘的打算,但我也有戰勝的盼望!

 


 

法官閣下:

 

經歷連續四日的審訊,今日終於到了結案陳詞。首先,我希望法庭給我些微時間,說說我們示威的一段小背景,讓法庭可以知道為何當日我們有這個訴求,有這個行動,同時,也會理解我們為何選擇用這個方式去表達意見。

 

一、背景

1989年6月9日,即「六四屠城」之後,邵陽市工自聯主席李旺陽先生被控反革命組織罪,判監10年。他在邵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上訴時,曾經像我一樣,在法庭上自辯,他說道:「遊行示威、言論自由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我既沒有罪,也沒有錯。……中國工人已經覺醒了!……這個政府已經走到了人民的對立面。」然而,他最後被加刑至13年。

李旺陽先生數十年來,兩次進出監獄,一坐就十年,更被困在黑箱囚室,慘不忍睹。2012年6月6日,李旺陽之妹李旺玲收到醫院通知李旺陽自殺,不夠一日,李旺玲被公安脅迫要簽字認同李旺陽自殺身亡,並立即火化。李旺陽先生死因不明,公安局在6月9日未經死者親屬同意下,強行火化其遺體。

 

回想起當時,6月7日,我亦曾在中聯辦門外斷食64小時,要求中共徹查事件,交代真相。6月10日,有25000名香港人一同走上街頭,為李旺陽申冤。我們都只有一個訴求,就是徹查真相,還李旺陽公道!

可惜,即使我們二萬多人齊聲吶喊,擊鼓鳴冤,但中共依然在毫無實質證據底下堅持李旺陽死於自殺,亦沒有追究任何一個公安。當時,胡錦濤依然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即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在胡錦濤領導下,竟然發生一件這麼荒謬的事情,我與其他25000名香港人都不能接受。社民連亦清清楚楚,聲言會在胡錦濤訪港的時候追逐胡錦濤,要求交代李旺陽死因真相。

 

此後,6月29日,胡錦濤訪港,詳細情況已在我口供有述,我不在法庭重申。但我必須強調,要求中共交代李旺陽死因真相,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對25000名香港人來說也是一樣,因為我們在這個事件中都深深感受到強權的暴力野蠻,我們亦同樣為李旺陽先生的死感到非常憂傷。而且,胡錦濤作為中共總書記的身份只曾來港兩次,其中一次是2007年,最近的一次是2012年。在這一次應該是最後一次以領導人身份訪港,可見,向胡錦濤當面表達意見的機會難逢,非常逼切,因此我以及社民連絕不會輕易放棄,盡我所能,走近胡錦濤表達意見。

雖然胡錦濤抵港後聲稱:「希望在兩日內,能夠在香港多走走,多看一看,親身感受香港發展的進步,深入了解香港市民的生活和期盼。」但無論是我們展示橫額,有警車刻意駛近胡錦濤的座位,遮擋視線,或是蘋果日報記者高聲向胡錦濤喊問而被警方粗暴帶走,又或者是在君悅酒店附近設下的大型水馬陣,都切切實實地告訴香港人:中共膽怯,警察諂媚!所有一切阻撓示威者表達意見的障礙物,都只不過是中共法西斯政權的遮醜布。

 

二、政治檢控

我與陳德章分別被控違反香港附屬法例第374Q章 《道路交通(快速公路)規例》第7(1)及26(1)條:

 

7(1) 除第2324條另有規定外,任何人除非身在汽車之內或之上,否則不得進入、使用快速公路(expressway)或在其上停留(remain)。」 

 

26(1)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而違反第4(1)56789(1)(3)(4)1011(2)12(1)131516(4)17(2)20(1)(2)21(1)25條的任何條文,或違反根據該等條文所施加的任何規定,即屬犯罪,如屬首次被定罪,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3個月,如屬第二次被定罪或隨後再次被定罪,可處罰款$10000及監禁6個月。」 

 

非常清楚,原來在高速公路下車是有機會要坐監的,這一點,是我收到法庭傳票的時候才知道有這一條文。然而,根據香港法例第227章《裁判官條例》第26條「申訴或告發的時效」:

 

「凡成文法則對罪行(可公訴罪行除外)並無規定作出申訴或提出告發的時效,則申訴或告發須分別於其所涉事項發生後起計的6個月內作出或提出。」 

 

換言之,我的控罪基本上有6個月的時限,時間剛剛好,由6月29日至12月28日,即發出傳票的那一日,趕及在6個月時限前提出起訴。若我在高速公路停車下車罪無可恕,何解要等5個多月臨近時限才對我作出起訴呢?是否四個字「法律程序」就可以解釋到一切呢?還是另有政治意圖,要秋後算帳,向中共交人呢?而且,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豪飲啤酒,駕車亂切雙白線,警方何以即時採取行動,調查局長?反而在幾個月後,律政司才站出來說證據不足,不予起訴,是不是只許權貴飲酒醉駕切雙白線,不許百姓高速公路落車示威呢?

 

表達意見竟然被控告一條聞所未聞的交通控罪,而非告「擾亂公眾秩序」以及「非法集結」,我們不但見到律政司對於我們和平示威,手足無措,不能控以其他更嚴苛的刑法,更見其無所不用其極,為求中共當局交代,不惜包庇近親,打壓異己,毫無檢控標準。我要在此強烈譴責梁振英政府,譴責律政司及警務處政治檢控!

並且,法官閣下,我認為這並非一般尋常的交通控罪,裡面涉及到我們珍而重之的表達自由,亦涉及政治性檢控,因此我冀望法庭在考慮所有證供陳詞的時候,都盡可能參考其他與政治事件相關的案例,就我們的基本權利以寬鬆方式解釋,體現我個人的權利。

 

正如 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一案中,終審法官亦提到:

 

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對其憲法性的保障必須採納寬鬆的解釋。這種自由包括發表大多數人認為令人反感或討厭的思想,及批評政府機關和官員行為的自由。」(見第455頁H至I)」

 

三、被告人之陳詞重點

我認為控罪不成立,理據重點如下:

(一)控方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人在快速公路的範圍內 「停留」(remain);

(二)同時,控方亦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人無「合理辯解」 (reasonable excuse)。

 

四、有關「停留」(remain) 的釋義

無論是在傳票上,還是在控方結案陳詞的時候,我清楚控方指我及陳德章無合理辯解下在高速公路上「停留」。翻查法例,《道路交通條例》和《道路交通(快速公路)規例》並沒有就行人在道路或快速公路上「停留」(remain) 的意思釋義。而且,據我所知,暫時並未有香港或英國的案例就行人在道路或快速公路上「停留」(remain) 的意思釋義。

因此,我很用心地查找六本英文字典及四本中文字典,研究有關「停留」(remain)的意思。因為每本字典就這個字詞的解釋都是大同小異,因此,我不打算浪費時間,在法庭上讀出所有字典的解釋,但起碼我拿出中英各一本來釋義,而其餘的就給法官閣下參考。

 

根據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4th edition)remain”(停留) 的意思為:“to stay in the same place without moving away”

 

參考康熙字典,「停留」(remain)的「停」及「留」字分別意思為:

:並音廷。行中止也。」

留(:音流。止也。」

 

根據目的原則(purposive approach),在解釋法例(statutory interpretation)時,除非法例的上文下理或目的指向另一個解釋,否則字詞應該被給予它的慣常解釋 (ordinary meaning)。我懇請法庭接納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及康熙字典對 “remain” (停留) 的釋義為 “remain” (停留) 的慣常用法。如此一來,根據該釋義,中英意思類近,「停留」是指停在同一個地點上而不離開,或者直指止住不動。

明顯所見,控罪的其中一個元素為被告必須進入或使用快速公路或在之上「停留」,這亦是控方一直在陳詞中強調的。不過,控方沒有證據證明我的活動屬於停留。正如我供詞所言,我落車是踏上防撞欄,再借力跨過鐵絲網。如我只是短暫地經過,則不屬於「停留」。因此,控方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我在快速公路的範圍內「停留」。

 

五、「合理辯解」(reasonable excuse)

首先,我必須指出《基本法》賦予我們言論(發表)自由及示威自由的權利: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第27條)

 

另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約」)亦清楚訂明: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第19條)

 

而根據《基本法》第39條,我們都清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再者,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第8條內的第16款是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內容基本相同,在此不贅。此等權利在 HKSAR v Yeung May Wan & Others (2005) 8 HKCFAR 137一案中,終審法院已有所確認(見第154頁F至I,§32-33)。

 

我必須指出,我認為控方引用吳恭劭案來套入這案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吳恭劭案所挑戰的是國旗及區旗法是否合憲,要爭辯到底國旗及區旗法本身有否充分理據證明有合法利益,以此來限制發表自由。而在本案,我們並不是挑戰道路交通條例,而是我們嘗試證明自己有「合理辯解」,因此將吳恭劭案強行套入這個案件,似乎有點不妥。或者,我們可以參考另一個案例。

 

在楊美雲案(HKSAR v Yeung May Wan & Others (2005) 8 HKCFAR 137)中,上訴人在「公眾公路」(public highway) 展示橫額,進行和平示威。根據香港條例第228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28)及4A條,上訴人被控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終審法院就上訴人造成的阻礙在該條例有否「合法辯解」(lawful excuse)作出判決。當時的首席法官李國能、常任法官陳兆愷、常任法官李義、非常任法官梅師賢爵士在§41-44指出:

 

“41. …Accordingly, while the impeding of pedestrian access to the Liaison Office amounted to a physical obstruc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s.4(28), the demonstrators would only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under that section if they caused the obstruction without lawful excuse.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it was without lawful excuse lies on the prosecution: Hirst & Another v Chief Constable of West Yorkshire (1987) 85 Cr App R 143 at pp.150–151. ”(儘管阻礙行人進入中聯辦的行為確構成第4(28)條所指的實際阻礙,但各名被告人如對其行為有合法辯解,便不能被判罪名成立。在這一點上,控方負有舉證責任。)(見第156頁E至F) 

 

“42. It is clear that a person who creates an obstruction cannot be said to be acting without lawful excuse if his conduct involves a reasonable use of the highway or public place: Nagy v Weston [1965] 1 All ER 78 at p.80; Hirst & Another v Chief Constable of West Yorkshire (1987) 85 Cr App R 143 at p.150. ”(假如某人的阻礙行為涉及合理地使用公眾地方,則該人並非在無合法辯解下作出該行為。)(見第156頁G至H) 

 

“43. …Whether any particular instance of obstruction goes beyond what is reasonable is a question of fact and degree depending on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its extent and duration, the time and place where it occurs and the purpose for which it is done: Nagy v Weston [1965] 1 All ER 78 at p.80, DPP v Jones [1999] 2 AC 240 at pp.257E–G, 281E–F and 293B–C. ”(何謂「合理」乃屬事實和程度上的問題,其答案須取決於所有相關情況,包括阻礙行為的範圍、為期、時間、地點及目的。)(見第157頁B至C) 

 

“44. Where the obstruction in question results from a peaceful demonstration, a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right is introduced into the equation. In such cases,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protection given by the Basic Law to that right is recognized and given substantial weight when assessing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obstruction. ”(倘若阻礙行為源於和平示威,則法庭在衡量該行為是否合理時,務須顧及和相當著重受憲法保障並得到《基本法》第27條確認的示威權利。)(見第157頁D至E)

 

當時的常任法官包致金在§134及144指出:

 

“134. So the presence of the demonstrators did cause an obstruction. But public place obstruction does not consist of mere obstruction. It consists of unreasonable obstruction in the sense of obstruction that the public cannot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tolerate. ”(各名被告人在中聯辦外的出現,確實構成阻礙。不過,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並不單單指阻礙,而是指不合理的阻礙,意思是不能合理地期望公眾容忍該阻礙。)(見第181頁C至E) 

 

“144. The mere fact that an assembly, a procession or a demonstration causes some interference with free passage along a highway does not take away its protection under art. 27 of the Basic Law. …What the public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tolerate is a question of fact and degree. But whe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a court must always remember that preservation of the freedom in full measure defines reasonableness and is not merely a factor in deciding what is reasonable.(但法庭必須時刻緊記,徹底維護公民自由,本身就是對何謂合理的定義,而不僅僅是決定何謂合理的因素之一。)(見第184頁D至G)

 

從上述楊美雲一案,我們可以看見兩個重點。第一,如果我向法庭證明我有合理辯解,控方就應當反而提出證據證明我沒有合理辯解;第二,即使被告人本身違法,但只要在合理辯解的情況下,即有機會脫罪,而合理辯解的標準,參考楊美雲案,即涉案者有否影響交通,時間地點目的是甚麼?

 

六、交通無阻,無攻擊性示威

根據幾名證人供詞,包括警長麥登培(控方第三證人)、高級警員羅志雄(控方第四證人)、高級警員陳志堂(控方第五證人)和高級警司黎德禮(控方第六證人),均可顯示案發前後,在北大嶼山往機場方向的高速公路三條行車線及路肩,以及翔東路,交通暢順,沒有造成擠塞,亦沒有交通意外,由此可見,涉案的五位被告,當日在高速公路下車示威,沒有阻礙交通,侵害他人權利。

再者,控方亦都不爭議當日的示威,不涉及暴力,不涉及任何激進行為可能或相當可能導致社會安寧受破壞,無論對警員、對車隊、對其他公眾人士均無攻擊性,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我們的行為有激發其他人使用暴力或造成危險。我們只是在山坡上高喊口號,展示橫額,表達意見,以該部份的行為亦沒有違法其他法例,以我理解,我會認為是和平示威,我相信這個亦是相當客觀的。

 

七、公共秩序(安全)

我沒有否認自由是有限制的,而該限制,我認為應該參考「公約」的第19條,裡面清楚寫明在某幾種情況下的限制是合宜的,包括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除了公共秩序外,控方沒有指出其他理由限制自由,因此我不就其他幾點辯證。

所謂公共秩序(public order),在上述吳恭劭案中,正如控方早前提及,終審法院都有將公共秩序歸納為:

 

保障大眾福祉或為符合集體利益所必須採取的措施,例子包括為維持社會安寧及良好秩序而制定法規、安全、公共衛生、美學及道德層面的考慮、及經濟秩序(消費者權益的保障等)。」(見Ng Kung Siu案第459頁I至第460頁A)

 

既然控方集中討論「安全」一詞,我亦相當樂意去集中討論。第一,正如我剛才所述,交通暢順無阻,示威並非暴力,示威者沒有武器,沒有刀、槍、火箭炮和燃燒彈,沒有攻擊性,可理解為和平示威。第二,從控方第一證人運輸署工程師張日華口中證實,路肩是左一慢線的左邊,用以讓有意外的車停留,該路亦經常空出,雖然高速公路車速快,路肩亦沒有防撞設施分隔,但一般來說車輛並不會駛入路肩,而路肩本身的設計就是為了「安全」,因此,我們駛入路肩,正正就是為了「安全」,完全符合終審法院法官歸納的定義。

 

很可惜,警方為製造我們「不安全」的證據,在法庭上給假口供夾口供。法官閣下,我多次問控方第四證人羅志雄是否清楚、很清楚、很很很清楚我們是從那裡走,證人都清楚回答我們是在8.9W下車再沿路肩倒後跑30米,我又問當日口供需否修改,證人又回答不需要,我再問警員當初畫的草圖,即控方證物P6畫的時候是否清醒,是否需要修改,證人回答清醒,不需要。到我播放影片的時候,與之前口供所說出現矛盾,證人依然堅持自己是對的。直至控方覆問,問他是否搞錯,他才死死地氣答可能搞錯。法官閣下,真的是否搞錯呀?

最離譜的,是控方給下台階第四證人,但卻忽略第三證人同樣作出同樣陳述,照道理,記錯搞錯屬個人的事,何解兩名警員可以在沒有溝通的情況下搞錯一件剛剛發生的事?而且警長麥登培在警署口供時與在法庭上的口供有出入,本來在警署錄的近乎事實,但到了法庭竟然與警員羅志雄一起錯,而且錯的內容是完全一樣!我認為,此二人極可能夾口供,並在法庭上作假口供。

 

在這條《道路交通(快速公路)規例》二讀的日子,是《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生效之日,亦即今日我用以辯解的條文;事有湊巧,當規例三讀的時候,即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立法局內有位議員,名叫杜葉錫恩問保安司有關「警務人員在法庭觸犯偽證罪」的問題,保安司清楚回答:

 

任何人士如在法庭宣誓誠實作供,卻在重要的事項上虛妄陳辭,即觸犯偽證罪。一經起訴和裁定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入獄七年及罰款。

 

雖然控方已強調證人該段的口供對案件不太重要,但抱歉,我不同意。是控方親自用「安全」作為檢控我的最重要理據,亦是案中的核心。而兩名警員的證供出現矛盾,與正正與案中的「安全」有非常緊密的關係。假若,我們真的在路肩上行走,是否會讓控方更容易建立我們危險的證據而令法庭裁定我們有罪?反之,現在控方也不得不承認,我們是先跨鐵絲網,再橫越無車的翔東路,走上山坡示威。但我不能接受警員「搞錯」,因為我是刻意給警員多次機會,給予下台階,可惜警員多次不認錯,比三次不認主的彼得還差!不願意承認記錯,直至控方「提醒」,才蒙混說可能搞錯。世事就是這樣,親手送警員入死局的,是控方,不是我。我不知道律政司或者法庭會如何看待這次極嚴重的夾口供偽證事件,不過我希望律政司和警務處可以好好向公眾交代,為何在一單小小的官司都弄成這樣。

 

另外,控方指出,我們的行為,對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極大的潛在危險」。首先我必須申明,所謂「極大的潛在危險」是沒有證據支持的,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當時有危險的情況,更遑論潛在。如果法庭接納這個沒有證據支持的推論,那麼我又可否推論,當我們展示橫額的時候,有司機看見後很興奮很高興,然後靠右線撞車,跨過石壆,再撞過胡錦濤車隊,弄死胡錦濤,引致國家分裂呢?又或者,有司機見到民建聯蔣麗芸的戰車在旁邊經過,一時引開注意力,然後撞車,那麼蔣麗芸是否要負責呢?而且,司機是受過政府當局的考核,有一套駕駛守則,注意路面情況,亦要小心駕駛,涉案人林森成就是這樣。

沒有絲毫證據支持的推論,我認為相當危險,所以,真正有「極大的潛在危險」就是「極大的潛在危險」這個推論本身。我認為法庭不應接納這種說法。

 

八、其他合理辯解

有關示威區的問題就更加荒謬。首先,是示威區的設置安排。警方是從來沒有主動知會示威者,不論在當日之前、跟蹤我們的時候、截停我們的時候、在我們停車的時候、在我們爬上山坡的時候。雖然警員未必知道示威區在哪裡,但指揮中心最高負責人高級警司黎德禮是知道的,而他亦可以與警員對話的,但可惜他沒有指示協助示威者示威,帶領他們到示威區。

 

我必須清楚說明,政府是有積極責任(Positive Duty)作出一個合理和恰當安排,讓合法集會和平示威,我們可以參考Leung Kwok Hung and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22. Before discussing the constitutional requirements for restriction,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right of peaceful assembly involves a positive duty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hat is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to take 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nable lawful assemblies to take place peacefully.  However, this obligation is not absolute for the Government cannot guarantee that lawful assemblies will proceed peacefully and it has a wide discretion in the choice of the measures to be used.  What are 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measures must depend on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 the particular case.”(見第8頁,§22)

 

雖然在梁國雄案,終審法院有提到政府這個義務(obligation)並非必要(absolute),但政府當局亦是要取決於每件事的情況。但就這個案情,警方知道有示威區,亦已設置示威區,同時亦可與示威者溝通,亦曾接觸,何以警方沒有協助示威者完成示威呢?

 

不說示威區由自可,一說就真的扯火。高級警司黎德禮清楚向法庭表示,示威區是可以看見胡錦濤,但示威區與車隊經過的地方距離是200米。200米?是否太誇張太過份了?由這個法庭去到福來邨差不多200米,是兩個街口的距離,況且胡錦濤車隊白馬過隙,試問我又如何表達意見呢?到底政府有否合理地保障我表達意見的權利呢?警司雖然說我們可以看到胡錦濤,是的,法官閣下,我站在太平山頂都可以看見渡海小輪,不過渡海小輪看不見我而已,實在太離譜了!而且,警司當初表示只要擲物不及的地方,認為就是示威者與領對人的適當距離。然而,世界紀錄標槍選手出盡全力都只能投擲104.80米,試問我們這些公民又如何傷害到胡錦濤?我又不是阿爾蓋達,沒有火箭炮。設200米距離示威區是否非常不合理?這個答案顯而易見。雖然警方沒有明確地限制我們活動,但設立不合理的示威區,逼使我們要用自己的方法進行示威活動,是否間接限制我們表達意見呢?

 

不合理的示威區當然不去,人之常情。假若你問,為何你要到這裡用這個方法示威,而不用第二種。那我就必須問,為何我們不可用這一種?我們得悉胡錦濤將到,而當時又身處高速公路,未有空餘時間繞路再入翔東路。為求趕在胡錦濤車隊來之前表達意見,我考慮安全情況,慢駛靠左線駛入沒有車的路肩,亦沒有在高速公路上停留,然後迅速攀過鐵絲網走入翔東路上山坡進行合法且和平的示威活動。我們有千萬種方法示威,例如潛入君悅酒店,或者在網上留言遙距示威,但我們有自己的主張和考慮,現在問題是,我們這個做法,是不是「合理」。

 

這幾日,我讀過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的一本書,名叫「走在公義路上」。其中,陳院長引述上訴庭的案例 R v Sin Yau Ming (1991) 1 HKPLR 88 at 113,提到:

 

證明對人權的限制為合理和相稱的舉證責任在於政府,政府必須提出具說服力的證據,並達到民事程序所要求的舉證標準,法院必須平衡個人的權利及社會大眾的一般利益,但有鑑於『公約』的目的,這平衡將以偏向保障個人利益作出發點

 

的而且確,《道路交通(快速公路)規例》是為安全而設,這是合符公眾利益。但當我們一眾示威者,基於一個重要的訴求,要把握機會向胡錦濤表達的時候,我們同時考慮過安全後,在高速公路落車走入公路上山坡示威,雖然我們經過高速公路,但參考冼友明案法院應考慮「以偏向保障個人利益作出發點」,亦即保障我最基本的權利。在沒有影響交通,沒有造成人身傷害,沒有破壞社會安寧的情況下,我表達自由的權利就應該受到保障,這對於我個人,以及香港社會來說都是重要的。

 

根據楊美雲案,當法庭考慮被告有否「合理辯解」時,保護示威的自由是決定「合理性」的重要指標,而並非只是其中一個因素。控方沒有證據顯示案發時該路段的路面及行車有擠塞和意外,有否造成不合理的阻礙或其他影響,亦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我們當時身處高速公路時,有足夠時間和方法可以走到合適示威區等等。假如我只是行使意見和發表的自由,沒有阻礙到其他道路使用者,沒有令交通受阻或造成意外,沒有損害公共秩序,亦即依然在憲法保障下,則不構成「無合理辯解」。因此,控方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我「無合理辯解」。

 

六、總結

 

總結而言,控方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我「停留」在高速公路,亦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我「無合理辯解」,更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我違反《道路交通(快速公路)規例》第7(1)及26(1)條。有見及此,我認為控罪不能成立。

法官閣下,到今時今日,我依然相信這裡是講道理的地方,我相信法庭在暴風雨中依然站得住腳。雖然這條控罪可以判處監禁,但我不懼怕,因為沒有任何困難逼迫可以阻止我們表達意見,多大的困鎖亦不能鎖住我們!

 

最後,請法庭容許我以這段作結: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來自你我的心,記著吧!

 

我在此向李旺陽先生致敬,向所有政治犯致敬,打倒中共法西斯,自由萬歲!民主萬歲!願公義的 神賜我們平安,與我同在,與法官女士同在,與庭上的朋友同在!

 

作者:黃浩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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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資訊

ID: 44030
Date: 2013-07-19 00:11:29
Generated at: 2020-02-19 17:40:12
Permalink: https://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3/07/19/44030/追究李旺陽死因真相無罪 特區政治檢控卑鄙無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