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紹聰(Edmond Poon) ，對於每一個在九十年代尾有聽收音機的聽眾都應該對他的名字不感到陌生，小至當年如我一樣的小學生，大至年介五六十的的士司機都是當年電台靈異節目的忠實聽眾。由恐怖熱線，極道恐怖熱線，上線，在線，視線等等等等，Edmond已經做了十多年的靈異電台節目，堪稱新一代的香港鬼王。
最近牽涉到Facebook的政治議題，當然就是和平佔中與幫港出聲鬥like多，和平佔中目標是一萬人出來佔領中環，幫港出聲就說要喚起沉默大多數發聲，目標是連結十萬人反對佔中。前者說的是實質的社會行動，後者則可能是「我相信有十萬人______」般的「呃like」模式，兩者目標行動、參與者的付出成本完全不相對。這就猶如幼稚園學生與大學生鬥快完成一份幼稚園的數學試卷，根本不是一場公平的競賽，最後即使「大學生」勝出，都根本只是笑話一個，沒有認真深究之理。若幫港之聲不只是邀請十萬人表態反佔中，需是號召一萬人需要付出時間心力，以實際行動「保衛中環」的話，這才是公平的競賽。
祖母只是一個普通的女人，但她不怕辛苦，也不怕捱窮。祖父早逝，聽聞她當時哭得患了眼疾，後來也沒有再嫁，心裡一直惦記祖父。祖父了解祖母多愁善感的性格，所以他臨終時，將照顧子兒的重任嚴肅地交給了祖母，希望她專心養兒，少點傷感。所以，哀傷未銷，祖母便身兼父職，日頭外出打工，夜晚打理家務，獨力撐起一頭家，照顧七個子女。父親是家裡的長子，祖母常教導他，做人窮不打緊，但一定要有骨氣，也要做個好人，也不是說要當上什麼大慈善家，總之就別學那些混帳的貪官。每每說到此，她會補充說：「老了，良心會找你算帳」。
（編按：含少量醫學解剖圖片，可能引起不安）約有5%的大腸癌是遺傳性的，包括遺傳性非瘜肉性大腸癌和家族性腺瘤性瘜肉症。其餘大部份是沒有確定的成因，但有一些已知會增加大腸癌風險的因素，包括年齡（50歲以上）、性別（男性）、家族中有人患有大腸癌、曾患有大腸瘜肉、生活習慣等。其中可以改變的因素主要是飲食習慣，不少研究顯示過多肉類（尤其紅肉）的脂肪和蛋白以及缺乏蔬果等會增加患大腸癌風險。因此，預防方面最重要就是從食物入手，改變生活模式。另外，肥胖跟多種不同種類的癌症都有相關性，大腸癌亦不例外，因此控制體重也相當重要。
有聲音指刑事化會讓政府，可以跳過版權持有人檢控二次創作者，造成政治檢控和白色恐怖，但當天出席的官員則指出要先證明是侵犯版權，執法機構才可以檢控，所以有關的說法不太有可能發生。其實，堅決反對刑事化的人，最主要是出於對現時政府的不信任，多一條易墮法網的條例，只會讓網民的頭上多了一把刀，還造成創作人的自我審查。從前用來對付黑社會的「非法集結罪」，現時變成了打壓示威者的工具。所以，「網絡廿三條」的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事緣今年參與二零一三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考生只能遵從「非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報讀大學。 但根據以往經驗，各大院校處理「非大學聯合招生辦法」時一般會在二至四月開始面試，五至八月宣佈取錄結果。 今年高考成績放績日期卻較往年推遲一個月直至七月三十日才發放成績，基於這種情況下，本人非常懷疑各大院校是否有足夠時間及學額處理該批學生的入學申請。 根據 貴局於七月二十九日發放的新聞稿，指出考獲1A成績的考生有六十三人，另外更有五人考取2A成績。 但因高考成績發放日期遠遲於其他修讀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 但該批學生卻一同經「非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報讀大學，當中的時間安排令人擔心會否對參與高考學生造成不公平情況。
在穆巴拉克主政時的埃及，一直都有軍方撐腰，軍方擁有強力的政治力量，而軍方亦採取非伊斯蘭主義執政，這樣也是避免了宗教凌駕執政者，所以即使穆斯林兄弟會始於埃及，但一直被黨禁。而穆巴拉克是美國在阿拉伯的盟友，長期資助埃及軍政府，以能夠保護美國在阿拉伯的利益，當中包括蘇彝士運河的安全。亦因為埃及的執政者被視為西方（美國為首）的代理人，所以泛伊斯蘭主義者更恨之入骨。而中共政權則一直保持既定的語調，保持各方克制，誰主政他們都不會出聲，因為一出聲便倒過來被自己的人民抽後腳，從而損耗自身的執政穩定。
「友善的狗」是台灣春浪的主辦單位，今年把春浪音樂節帶到新加坡及香港，引起哄動，他們更即將在台北及香港舉辦JazzMe Festival。有多年舉行大型音樂活動經驗的團隊，首次移師至香港，不但天氣不似預期，安排更惹來樂迷猛烈批評，連報章也參一腳列出「二十宗罪」。香港和台灣的音樂環境到底不同，這次與友善的狗負責人沈光遠談談香港春浪的「慘烈」第一次、兩地音樂節風氣、樂迷期待以及創作大環境的影響。
林老師事件擾攘多日，引申出的討論甚多。有追本溯源，解釋該詞不屬粗口的學術性文章；有指出後來流出的影片經剪接或加工質疑；有認為他方有錯在失，特首反而要求教育局提交報告，而不以「個別事件」不予追究，可見林老師受到政治逼害的猜測。只是關於「老師能否說粗話」的論述則似乎未受重視，或因此論早有共識，不值一提，近日教育局吳克儉局長指收到逾千意見表示「林的行為不能接受和不適當」，更能證實這一假設。故此，本文希望不理「what the fuck」是否粗話，也排除一切政治動機的可能，只探討「老師說粗口是否不能接受」一點。
（編按：含重口味圖片，慎入）也許閃靈的音樂從來都劍指政治和現實，但我們無法理解為甚麼連雞排妹都會講陸台經貿合作乃是吃虧、拍片批評政府因為狂犬病而胡亂懸賞殺狗、批評台灣人的犬懦和自私‥‥‥靚模，好像必定是on99生勾勾的港女；胸大好像一定無腦、樣靚好像必定膚淺。以前那個good old days的香港，整個社會都習慣對社會事情噤聲，那一代人仍然活得好好的，佔據社會高位和輿論位置。他們既想生活好，又不想碰政治；人家為他去拚命，他們就批評這個好激進那個好粗口；到自己身受政治所害之時，又來呼天搶地喊苦喊忽。
「Marketing, marketing, 現在market都停了」說到現在唱片公司市場主導的問題，岑老師也「責之深，愛之切」的說了這麼一句，宗盛老師也表示同意。港台兩地的音樂工業都收併於娛樂圈裡頭（這情況在香港更嚴重更明顯），做音樂像是生產貨品一樣。顧客想要甚麼就給甚麼，真正專業的意見都沒有反映出來。業內領頭的大多都不是搞音樂的出身，他們要麼就是做市場的，要麼就是做商業、金融的。再有才華的音樂人在這樣的邏輯下，只能被迫扭曲去迎合市場。音樂可以是賣錢的，但絕對不光是一盤生意。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一日，報章報導伯伯被小販隊圍捕，木頭車被充公，惹起公憤。各界同情伯伯的遭遇，紛紛伸出援手。不久，同一份報章報導伯伯涉嫌騙取綜援，民情急轉，伯伯遭到責罵，幸好仍有人明白伯伯的苦況，繼續協助他。其後我升上大學，無甚麼機會回去，因此不知伯伯如何。上年五月，特意回去碰碰運氣，看看他在不在。結果找到他，但不在銅鑼灣道，而在橫巷的角落。木頭車比以前的鬆散了，炭爐亦由兩個變為一個。經歷了大起大落，明顯滄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