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紅高粱》及香港《花樣年華》的女性形象

前言:

女性形象,或學術稱為「女性主義」,是在父權社會裡抬頭的一種女性文化。不論在文學、藝術、音樂、政治,都存在其濃厚的色彩。而在電影方面,女性的角色往往成為一種表現女性文化的重要工具。現特選取了中國電影《紅高粱》,以及香港電影《花樣年華》作分析,望能解構當中的女性形象。

 

中國《紅高粱》及香港《花樣年華》

 

《紅高粱》,是中國名導演張藝謀1988年的作品,故事改篇自莫言的同名小說,一般認為「這部作品基本奠定了莫言的文學創作風格和在文壇中的地位」1,然而這部電影「追求高超的電影技巧和達到不同凡響的藝術效果外,還有影片本身的商業性,因為他贏得了不同社會層次的兒們的喜好。」2,故有一定份量。而當中的女主角九兒,由當時寂寂無名的鞏俐擔演,其角色與大多封建社會的中國女性相近,沒有自由戀愛的權利,被父母強逼下嫁予一名五十歲的痲疹病人。這種女性形象已與大多提及女性主義的文本類近,如張愛玲《金鎖記》,便是以一個女子曹七巧嫁給一個殘疾人作開首。《紅高粱》的故事是以九兒作軸心,發展出這個女人與酒坊,甚至抗日戰爭的關係,從而推演出女性文化的重要與抬頭,故此筆者特意選用《紅高粱》作中國電影的代表。

 

中國《紅高粱》及香港《花樣年華》

 

至於《花樣年華》,則是香港著名藝術導演王家衛,在2000年改編自劉以鬯的《對倒》的電影。這部電影在第2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取得多個獎項,如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剪接、最佳美術指導等,更在不同國家都奪得最佳外語電影,實力一時無兩。這部電影主要是「描述了一對各有家室的男女,為探究彼此的配偶是怎樣開始不尋常的關系而漸漸產生了感情,但最終因傳統觀念的制約而未能走到一起。」3。由此可見,這套電影刻劃人物細膩,在男女之間著墨豐富,故能較容易看穿女主角在整部電影的取向及所思所想。雖然,要完全分析女主角蘇麗珍的性格或形象,理應追查至王導演上部電影《阿飛正傳》,但蘇麗珍在《花樣年華》裡的矛盾及爭扎,實是女性形象中最為凸顯的部分,所以便以《花樣年華》作香港電影的代表。

從以上兩套電影的簡介,可以歸納出相近的議題作分析的基礎。首先,兩套電影都是從文本改編而成,但兩名導演都採取以女性作主導的拍攝手法。其次,兩名女主角都是影響整個電影脈絡,並不如其他陽剛較重的電影般,女主角不過是平面人物,沒有特別作用。最後,兩部電影在電影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席位,故能成為中港兩地的電影代表。抓著上面的三點,我們便可按圖索驥,逐一分析電影中的女性形象。

 

先言《紅高粱》及《花樣年華》對於女性形象之描繪的相同地方。

一、在封建社會中的女性

《紅高粱》的故事背景發生於抗日時期的前後,當時仍然是守舊的社會風氣。在「父權社會」下,九兒對於下嫁痲疹病人,沒有太大的反抗。可見在這裡的女性形象是完全臣服於父母,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對於自由戀愛沒有太大的憧憬及奢望,反而安分守己坐在喜轎待嫁。至於《花樣年華》的蘇麗珍活在六十年代的香港,雖然我們無法得知其第一任丈夫,是否從自由戀愛而結合,但我們可以從其丈夫出軌後,「蘇麗珍採取積極逃避,消極面對的態度」4,沒有與丈夫正面衝突,反而以啞忍方式生活,可見女性在封建社會下仍是被動的角色。而且,當蘇麗珍得悉外間傳言她與周慕雲過往甚密時,更抱著不安的心情,就連日常外出用飯也減少,「孫太太對她說『年紀輕呢,出去散散心是應該的,不過得有分寸』後,她立刻告訴周慕雲他們以後還是少見面。表面上她害怕別人的閑言碎語,實際上則是傳統力量對一個女子的束縛,在道德規範下不得已的屈服。」5。從此可看出「王家衛的《花樣年華》中發乎情、止乎理的東方式倫理」6,女性地位在封閉文化中,還是生怕別人胡說自己不守婦道,對父母丈夫更是被動的角色。由此可見,九兒和蘇麗珍在封建社會下,依然沒有強烈的反抗,更有種逆來順受的感覺。

二、女性的自力更生

《紅高粱》中的九兒在遠婚的過程中,被山賊搶劫,「一眾代表強壯的轎夫竟瑟縮一角,惟九兒跳出來與山賊搏鬥,看出女主人公不用男性保護的精神。」7。「不久,『我奶奶』(九兒別稱)那瘋癱丈夫突然神秘地死去,她不得不開始親自掌管這高粱酒作坊。」8,甚至從電影中可看出她打理得不俗,員工對她愛護有嘉。由此可見,張藝謀刻意著墨女性,在失卻了「父權」及男性的依靠及幫助下,自己仍能獨善其身,更可管理男性為主的酒坊生意,把女性形象進一步推高。更令人驚訝的是,當故事後期,酒坊員工決定偷襲日軍,原為後勤的九兒更親赴戰場為男性送飯,明顯表現巾幗精神。至於《花樣年華》的蘇麗珍,丈夫是日資公司的員工,長久在外地公幹,因而時常獨自吃飯、獨自生活,已是六十年代中較獨立自主的女性。再者,蘇麗珍更是另一間公司的秘書,從事協助及文件處理的工作,在電影中亦不乏她交代工作予男性員工的場面,更有她替老闆安排會面、飯局,甚至情人禮物的情節,把她塑造成「女強人」的形象。再者,在丈夫出軌以後,她沒有大吵大鬧,雖然常常故意試探,但她勇於克制情緒,顧全大局。由此可見,蘇麗珍這個角色在出軌發生後,已經是脫離男性的主導,有自己獨立的生活,獨立的思想,不為男性所左右。由此可見,九兒和蘇麗珍在失去了男性引領後,能自力更生,不如以往般完全依賴男性的協助。

 

在比較了《紅高粱》及《花樣年華》對女性形象的相同描繪後,便會進一步闡述兩者相異之處。

一、兩種愛情觀

《紅高粱》及《花樣年華》中兩名女主角對愛情的追求,有著截然不同的處理。在《紅高粱》中,九兒完全表達出勇於追求戀愛的形象。「當『我奶奶』 與『我爺爺』在這種情境第一次目光相遇時,兩人內心中某種東西似乎都萌動了。新婚第三天,『我奶奶』按習俗在父般陪送下回娘家,又一次路經高粱地,又次被蒙面盜劫進高粱地深處。但這一次,當『我奶奶』芳心識得『我爺爺』時,強迫就變為心甘情願了。」9,更令人驚訝的是,九兒在不太認識男生的情況下,就在一片高粱地中與其交媾,這種思想、行為大膽,勇於追尋真愛的態度,實在表現出女性敢愛敢恨的形象,推翻封閉社會對女性的態度。相反《花樣年華》的蘇麗珍,便不如九兒般大情大聖。影片開首便有一句獨白「那是一種難堪的相對,她一直羞低著頭,給他一個接近的機會。他沒有勇氣接近,她轉掉身,走了。」,短短幾句,已點明蘇麗珍的愛情觀。雖然蘇麗珍一直都與周慕雲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我們可從其衣著,看出其對周慕雲欲愛而不敢愛的心情:「當女主人公下定決心追隨周慕雲想要和她開始新的生活時,她穿了一身鮮綠色的裸肩旗袍。綠色是春天到來的訊息,是生命的像征,是幸福的前奏。」10。再者,當周慕雲邀請她一起遠走新加坡時,蘇麗珍斷言拒絕,後來又想念對方,隻身到周慕雲的住址,但最後又沒有主動聯絡對方,獨守舊居,奢想有天能意外遇見。從此可推斷,九兒的形象較自我中心,勇於追求自己的愛情;蘇麗珍守候著對方,一直等待卻未敢主動出擊,往往在慾望和道德裡周旋。由此看來,這兩種同是女性的明顯形象,而兩套電影亦把這兩種特別的女性文化,發展得淋漓盡致。

 

二、對丈夫的態度

《紅高粱》及《花樣年華》中的女主角,對伴侶亦有不同的態度及看法。首先,在《紅高粱》中的九兒,在成為了酒坊領袖後,便有超然的地方。故此,當「我爺爺」糊裡糊塗地走過來「撒尿兌酒、酗酒撤野」11,九兒便帶領一眾酒坊工人追撃。這件事奠定了往後夫妻間的相處模式,九兒不單沒有交出酒坊的實權予丈夫,「我爺爺」更是甘心作為酒坊的其中一名員工,而且,九兒在電影中時常在員工面前,打罵丈夫,更在前工人羅漢死後,在丈夫面前表達她對羅漢的敬愛,這種態度完全不似是典型中國夫婦,男尊女卑的形象,反而像是導演故意刻劃九兒性格,帶出其敢愛敢恨的女性意向。相反《花樣年華》裡的蘇麗珍,對待丈夫的態度極保守,即使在中段得悉丈夫與周慕雲的妻子出軌,仍極力維護丈夫形象,如周蘇二人的演練出軌的伴侶是如何開始時,周慕雲模仿蘇麗珍的丈夫說:「今晚別回去了。」,蘇麗珍立時便推開他說:「我先生不會這樣說的。」,從這句已看出她下意識裡,認定丈夫是崇高且美好的,即使被揭發他有外遇,也不相信他是主動的一方。另外,蘇麗珍對於丈夫有無限的包容。當周蘇二人同在周慕雲外面租用的房間吃飯時,便借故演練如何面對丈夫坦白承認婚外情。但當周慕雲首次扮演承認時,蘇麗珍未能灑脫掌刮對方,更被周慕雲嘲笑她那巴掌不夠力度。第二次演練時,蘇麗珍已經不再掌刮對方,反而泣不成聲,好像第一次知道丈夫有外遇一樣。由此可見,她對丈夫是有很大的包容,甚至會因感動而原諒對方。綜合而言,九兒對待丈夫的手段較為潑辣,相比丈夫,更像是一家之主;蘇麗珍對丈夫千依百順,在她心目中,丈夫是個完美的人,即使對方有錯仍可以原諒。

 

三、衣著上的處理

談起女性,皆不得不提女性對衣著的應用及執著,而且衣著也能帶出她們的性格及取向。「服飾不僅能定位人物的身份背景,還能突出人物性格,營造出獨特的時代氛圍,把握住整部電影的有序節奏,推動電影發展。」12《紅高粱》及《花樣年華》對於電影衣著都力求精準,符合當時的風格,以及角色的需要,故此特意再作比較。《紅高粱》中的九兒,衣著相對豪邁,縱然是結婚,九兒也只穿一套純紅衣衫,沒有太大表現。這種衣著言則上是符合地理及文化需要,但實在與女性追求美的思想不同。若從其衣著剖析,可得出她不拘小節,長期生活在男性社群的特徵,建構出她安於現狀的思想。相反《花樣年華》,榮獲多個服飾獎項,就是蘇麗珍一人已有多套服飾。這種處理手法,表達出蘇麗珍對美有過份追求,甚至房東太太都言她貪美。對比兩種衣著格調,我們可以下文作推論:「眾所周知,一個女人如果蓬頭垢面、不事修飾則說明這個女人放棄了愛情;相反,如果一個女人時時刻刻注意自己的容貌,注重自己的衣著,甚至在穿過一段晦暗、肮髒的小巷去買面時仍然穿得漂漂亮亮、風情萬種,顯而易見表明這個女人內心裡仍存在著對美的熱愛、對愛情的渴望。蘇麗珍把對愛情的渴盼隱藏在頻繁更換的旗袍下,旗袍每一種花色和款式的變化都隱喻地書寫著她對愛情的熱烈呼喚和追求。」,若兩個女人對衣著的取態,源自以上的態度,我們可以得出九兒是對愛情滿足的女人,而蘇麗珍則是以花枝招展的外表囚禁慾望的女人。這兩種女人,在現實生活裡也是都市女人的寫照,我們不難發現已婚女人逐漸不理會外表,而青春少艾卻是美容店的常客。從而可推論,在衣著的相異裡,兩套電影都帶給觀眾不同的女人取向。

 

結論:

《紅高粱》及《花樣年華》兩部中港電影,悉心處理女性形象,而在二人的相同及相異之處,不難發現現實生活中,與我們擦身而過的影子。難怪張藝謀及王家衛,在影壇亦得到很高的評價。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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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廣:<天地一片紅 - 電影《紅高粱》之我見>,蘇州,《電影文化一百年》,1989年05期。
王一川:<茫然失措中的生存競爭——《紅高粱》與中國意識形態氛圍>,北京,《當代電視》,1990年01期。
八卦菜:<花樣年華—張曼玉的手>,北京,《當代電視》,2001年02期。
母華敏; 滕朝軍; 劉燕:<此情可待成追憶 - 電影《花樣年華》評析>,貴州,《電影評介》,2008年09期。
黃焱冰:<探討服飾在電影中的作用 - 以《花樣年華》為例>,吉林,《電影文學》,2011年13期。
紅鈺:<對傳統文化的回歸 - 論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北京,《北方文學(下半月)》,2012年03期。
楊倩:<《花樣年華》的時代傷感美>,安徽,《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12年03期。
宿夢醒:<電影《紅高粱》的哲學解讀>,山東,《時代文學(下半月)》,2012年11期。

 

  1. 宿夢醒:<電影《紅高粱》的哲學解讀>,山東,《時代文學(下半月)》,2012年11期。 []
  2. 纖纖:<電影《紅高粱》的商業性>,貴州,《電影評介》,1988年09期。 []
  3. 紅鈺:<對傳統文化的回歸 - 論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北京,《北方文學(下半月)》,2012年03期。 []
  4. 八卦菜:<花樣年華—張曼玉的手>,北京,《當代電視》,2001年02期。 []
  5. 楊倩:<《花樣年華》的時代傷感美>,安徽,《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12年03期。 []
  6. 紅鈺:<對傳統文化的回歸 - 論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北京,《北方文學(下半月)》,2012年0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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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王一川:<茫然失措中的生存競爭——《紅高粱》與中國意識形態氛圍>,北京,《當代電視》,1990年01期。 []
  9. 王一川:<茫然失措中的生存競爭——《紅高粱》與中國意識形態氛圍>,北京,《當代電視》,1990年01期。 []
  10. 楊倩:<《花樣年華》的時代傷感美>,安徽,《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12年03期。 []
  11. 顏翔林:<《紅高粱》美學性格論>,北京,《電影藝術》,1988年10期。 []
  12. 黃焱冰:<探討服飾在電影中的作用 - 以《花樣年華》為例>,吉林,《電影文學》,2011年13期 []

作者:曾詠聰

浸會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生,喜歡寫詩、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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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資訊

ID: 70242
Date: 2014-04-23 17:43:51
Generated at: 2020-08-13 05: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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