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四六 香港盡頭】兩制已死 本土自強

兩制已死 本土自強

 

從八八直選到現在,香港人爭取普選20多年,「普選」一詞對港人而言,絕對不是新鮮事物。2007年,喬曉陽指2017年香港「可以實行普選」,普選理應是在被選權、參選權和選舉權三方面合乎公平、體現「權力歸於人民」的民主、及真正向港人問責、不受北京干預。而近日,京官和親建制人士不斷為普選定調,不少人更「當頭棒喝」,直斥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不合憲。有人說:政治就是不斷地妥協,但妥協後的結果,是否你我渴望已久的公平、「無篩選」的普選?前路茫茫,究竟港人應如何走下去?

我們都相信民主是普世價值,與人權息息相關,但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民主不是上天無條件恩賜,在香港等待普選的二十多年中,荊棘滿途,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當我們天真地以為離目標尚有一步之隔,卻發現自己一直走錯了路,更甚是被人蒙騙。無奈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港人實現「真普選」的機會依然渺茫。或者我們可從一國兩制本質以及基本法條文切入,分析兩者與今天政改僵局的關係,在認清事實之餘,更要承認錯誤,改變策略,於「霧鎖香江」之際開拓前路。

 

一國兩制的本質與可行性

第一步要問:什麼是「一國兩制」?香港人解讀的「一國兩制」與中共領導人,甚至基本法起草人所解讀的有沒有分別?你、我和一般香港人跟中共對此有沒有差異,甚至出現根本性矛盾?對定義的各自表述,其實反映出各人對「一國兩制」的期望、香港主權移交後的香港社會狀況的期望。你可能期望:「一國兩制」除了在經濟上保持我們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行之有效」的自由主義經濟信仰,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河水不犯井水」;我們的政治制度、政策在不受中共干預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在殖民時期建立的民主基礎上作進一步民主化,如實現「一人一票」無中共插手的真普選,最終香港的民主制度足以跟西方國家比擬。可惜的是,中共設想的「一國兩制」,「兩制」不等如完全沒有干預,當香港政策、高官任命、政治制度、特首及立法會選舉結果對中共利益帶來衝擊,他們會以各種手段作出政治干預,哪怕是犧牲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唯中共一直沒有承認。所謂「定義」相異,與其說「定義」,不如說是一種「期望落差」。

那麼,「一國兩制」本質上能否實行?在一國可以容納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嗎?(雖然現時中國大陸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入世貿,經濟自由化提升,但政治上依舊一黨專政,政治改革停滯不前。) 可以容納兩種迥然不同的核心價值嗎?要探討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要明白:一國兩制在歷史上沒有出現過,即使中日戰爭時共產黨在中華民國領土上建立「邊區」也只是戰爭時期的非常手段,所以鄧小平等人沒有歷史經驗,沒有前人成功的經驗。翻開現時和過往的地圖,我們可以看見朝鮮民族和日耳曼民族被意識形態撕開了兩半,南北韓和東西德一樣,國家呈分裂狀態,但我們更要明白:撇除主權因素(回歸後香港不是國家),中港關係絕不是南北韓關係,不是東西德關係,雙方不是以互相制衡的方式並存,相反,香港回歸後是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政府跟中國政府關係並非對等。其實鄧小平制訂基本法時已經指「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近期表示「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一國」大於「兩制」的訊息溢於言表。

因此一國兩制不可能是如一般香港人所期望的,這是理想主義。回答剛才的問題:「一國兩制」本質上能否實行?筆者認為答案視乎各人對「一國兩制」的期望,若你認為「一國兩制」的著眼點應在於能夠實現「回歸祖國懷抱」、「民族復興」,類似溫兆倫等人「我終於有國家了」的「偉大盼望」、民族大義上,就算犧牲本港民主也要「顧及大陸」,那麼「一國兩制」已成功實踐了!但如果你堅持要「高度自治」,包括沒有中聯辦或中央的政治干預,認為香港內政中央不能侵犯,很抱歉,基於中共在香港的根本利益,這種「一國兩制」是不能達成。
今日香港的普選僵局,與「一國大於兩制」的現實一樣,在憲法法律上無論你怎樣理論,基本法有關普選的詮釋權在中央、特首任命權在中央,北京在「提名委員會」上為了剝奪「與中央政府對抗的特首候選人」參選和被選的權利,設定看似很有「廣泛代表性」的「篩選機制委員會」,與民主派人士提出的公民提名等方案大相逕庭。

 

中共奸狡  港人中計

轉換角度,我們可以看看基本法條文,又或鄧小平講話,探討八十年代的起草人如何看「民主」、「普選」,香港賦予「高度自治」的程度有多少。我們或會質疑:「基本法」的制憲原意是好的,肯定了港人「高度自治」的權利,只不過是主權移交以來,中共扭曲原意,在法律隙中屢鑽空子,抑壓「兩制」。中共建國60年以來,「違背承諾」、「扭曲原意」已成慣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列明中國國民有「結社自由、言論自由」 、政治協商會議更有「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字眼冠冕堂皇,更可用「功德無量」讚頌其偉大理念,但實踐時卻「貨不對辦」。德國政治家魯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一種「字義型憲法」(Semantic constitution),這種憲法不是限制當權者權力和保障個人自由之用,反而淪為少數當權派用作打壓異見的尚方寶劍。筆者可真佩服中共歷屆領導人的思辨能力,中共厲害之處,在於可以將完全或接近不同甚至對立的政治概念「融為一體」。舉例說:眾所周知,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產物,鄧小平指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容許市場經濟,提升生產力,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共產主義理論基礎,這個「初級階段」維持多久?一百年?一千年?不知道。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轉化為共產主義的過渡期,中共恨不得永遠停留在這個「初級階段」。說穿了,鄧小平明白「烏托邦式」共產主義是虛幻、是理想主義,根本不能「夢想成真」,倒不如實施市場經濟,加入世貿,與「美帝」做生意,互惠互利。中共也膽敢提出「人民民主專政」:「以民主方式選出」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受壓迫的人」打壓反動勢力,再說穿,不就是為中共當權者千秋萬世把持權力「合理化」、一黨專政「合憲化」,成為「社會主義民主」,打壓異己,何其可笑,何其諷刺。我們要明白,為了合理化「中共永遠是對的」,中國人多年來就是被中共這些「修正理論」擺弄。

我們從法律觀點看現時最具爭議性的「普選條文」,根據《基本法》第45條,「特首的產生辦法最終會由普選產生」、「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那麼,什麼是「普選」?國際標準抑或「有中國特色」?什麼是「廣泛代表性」?什麼是「按民主程序提名」?還未完,鄧小平1984年已指出特首要「愛國愛港」?什麼是「愛國愛港」?打著「愛國民主旗號」廿多年的支聯會 是不是「愛國愛港」?

又回到最初的起點,回歸到「定義」和「期望」的問題,中共詮釋基本法條文和箇中定義的準則是基於其對基本法的期望,中共早已粗暴地佔據基本法關鍵字眼的詮釋權,認為特首候選人應是中央「可接受的」、又要「愛國愛港」。更甚的是,你說人家普通定義不符合國際標準,近來袁國強還反駁稱聯合國亦承認選舉制度要因應國情,香港普選設定要因應作為「特區」的性質,最喜歡說「國情不同」的中共元老還不拈鬚微笑?

與其譴責中共「扭曲原意」、「違背承諾」,基本法「貨不對辦」,倒不如說中共從來沒有給港人這些承諾,在法律上中國政府沒有違反基本法。這些「承諾」,只是港人一廂情願的一種「期望」,原因或者是在80年代,甚至現在港人,也看不懂經驗老到中共玩弄政治概念的高超技術。所以,政治概念、政治理論是可隨意演繹,而基本法就是中共制定的遊戲規則,並將其神化,指其是今天我們處身的「特別行政區」的法理基礎,可以輕易排除「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這些「不合法」的方案,最後按中共意願詮釋抽象條文,達致「篩選」,而遊戲規則(《香港基本法》第158條) 亦列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香港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

根據《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其實當時支持「民主回歸」的司徒華和李柱銘等人在參與基本法起草過程時,已經預期回歸後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不是可以完全排除中共的干預,而他們依然參與起草過程,是希望可以「為港人發聲」,在回歸後的香港建立民主政制,同時提升港人的民主意識。當然,「六四事件」後,司徒華和李柱銘等人與中共決裂,但司徒華依然堅信:在民主進程上,香港的民主必須受制於中國,當中國有了真正民主,才能促成香港的民主成功,明顯其民主觀蘊涵強烈的「大中華意識」。另一方面,當時天真地相信「民主回歸」的市民,只怕他們今天會後悔,因為他們預見不了這段進程中有太多不確定因素,包括中共拖延普選落實日期,以及基本法詮釋權問題。我們或可想想:若中英談判發生在2014年的香港,港人會輕易就範嗎?或許因為八十年代香港選舉制度剛剛成型,公民社會尚未成熟,發聲平台較現在少,加上在殖民地統治下,香港本土意識遭壓抑,港人「意識到」香港長久以來不是獨立政治實體,因而甘願將香港的前途,交由「非香港人」決定。

 

普選死胡同

香港人爭取普選二十多年來,從回歸後爭取的「零七零八」、「二零一二」,到今天的叫喊的「二零一七」,港人心感中央一直拖延普選。零七年喬曉陽開腔「二零一七可以有普選」,為香港人設立「普選時間表」,諷刺的是,這個時間表的每一步推進,就是讓香港人一次又一次覺醒的過程:零七年喬曉陽為港開腔制定「政改五部曲」前,當我們還在普選實現之期的問題上爭拗時,當時社會爭論還未突顯出普選詮釋權、基本法字眼等問題。但從二零一零年政改方案中,中聯辦繞過特區政府直接跟民主黨「秘密談判」,乃至近年來中央對詮釋基本法的強硬立場,在字眼上鑽空子,加入「中國特色」,甚至加上「愛國愛港」這些抽象卻具有引導性的要求,令更多港人明白普選的落實和籌備過程一樣,都是受中共支配,支配程度能夠「媲美」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公投的嚴密控制。當香港「普選路」走到中後段時,中共為了確保落實普選後的根本利益,尤其是不能選一個反對共產黨的特首,在社會提出「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等構思之際,中共立場和親共人士言論將轉趨強硬,「中共干預香港自治」昭然若揭時,香港人便要醒覺,這是個殘酷的現實,這個現實包括不論你選擇務實,願意在提名委員會增加代表性,或繼續爭取「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甚至舉行「和平佔中」抑或「暴力佔中」,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領土上,我們享受「真普選」的機會很低或接近零。(范徐麗泰更指「佔中」是「發脾氣」,不但不令中央屈服,更會有反效果。) 筆者並不是要求大家妥協,更不是要求大家屈服共產黨的淫威下,但大家要明白:在制訂往後出路和策略時,必先要認清現時的政治現實,因為這是客觀事實判斷,不是價值判斷。

香港已經走到「普選路」走到中後段,有很多政治爭吵、法律觀點上的激盪,但若果無論你怎樣說,我怎麼看,最終詮釋權在中共,那麼這些爭吵只流於論述。當一方要求「無篩選」、「無干預」,正正是另一方所求所想的,公民提名更是其遊戲規則中不可接受的,這絕對是個死胡同,成為黑白分明的對壘,這個「樽頸」、這種「非黑即白」,是根本上的矛盾,彼此都明白,這將是一個危機,而筆者認為:或者我們可想想如何在「危」中找「機」,因為在立場黑白分明的環境中,較容易喚醒和鼓動最多人站出來,捍衛我們應有的東西。

 

港人覺醒 本土自強

香港已經不是一個「借來的地方」,崛起的本土意識正正反映了這一點。我們這一代在香港出生、成長,經歷人生每個重要階段,自然以此為家。相反在80年代,香港公民社會尚未成形,我們無可否認錯過了在中英談判時決定自己命運的時機,但是不代表機會不再重臨,在現時政改等重要議題上,本土意識或能成為與中共博弈的策略工具。時間因素十分重要,中央一再拖延普選時間,到了二零零七年承諾十年後香港「可以實行普選」,今天大家便被困在死胡同,但北京亦錯失了過去十多年落實「具中國特色普選」的機會。在零七/零八年,雖然香港人已有強烈爭取普選的意識,但對比今天,零七/零八年本土意識、中港矛盾仍未強烈,加上神舟五號升空、北京奧運、四川地震等因素,港人對北京的態度較今日正面,相信在當時推行「假普選」阻力較少。回歸十多年,中央透過各種手段,包括23條立法、國民教育、整頓港台等,試圖犧牲我們一直擁護的價值,但每一次的打壓都激起港人的反彈,特別當我看到更多年輕人站出來,可見更多港人已在壓抑中建立「抗體」,不再被糊弄,若中央今天肆無忌憚在港實施「假普選」,又談何容易?

在死胡同窺探出路,困難重重,但本土意識或可成港人自保之法。要明白,八十年代港人本土意識「未成氣候」,未能在關鍵之時成功爭取話語權,以致中英談判之時港人一直被蒙在鼓裡。前車可鑒,今天香港人不能再重蹈覆轍。擁護本土意識不一定帶來真普選,中央亦可繼續干預,但肯定的是,港人對於中央加強干預會有更大反彈,更重要的是不再遭「民主回歸祖國」的「情花毒」左右港人思維。在反彈、抗爭的同時,我們更會珍惜現在剩餘的、快將殆盡的價值,讓我們在尚存的空間中與強權周旋。

 

學苑2014年4月專題「二零四六 香港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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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學苑(Undergrad),香港大學學生會官方編輯委員會,亦為校內唯一文字傳媒,出版刊物《學苑》,內容主要分為新聞版、專題版、文藝版及專欄。學苑屬學生會架構中掌管第四權的監察者,獨立於掌理行政權的幹事會,同屬擁有司法及立法權的評議會管轄。一名總編輯及兩名副總編輯均由全民普選產生,其他編委則由三位總編任命,而幹事會出版秘書則為當然編委。學苑致力推動同學關心校園、放眼社會、省思自我。透過報導校園及社會議題,鼓勵同學從關心身邊的校園議題出發,將關注推展至社會議題,並一再思考身為大學生的自己於校園及社會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背負的責任、所抱有的堅持,從而逐步改善校園以至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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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70607
Date: 2014-04-27 04: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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