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和她的時代」講座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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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傅國涌

時間:2014年1月21日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

 

我想,關於林昭和她的時代起碼有3個問題:林昭是誰?我相信今天來到這裡的老師、朋友、前輩大 部份都對林昭有基本的瞭解,這個問題不是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林昭所處的是一個什麽樣的時代,她所生存的那個時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第三個問題是,她爲什麽與那個時代構成了衝突,構成了怎樣的衝突。

那我想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林昭是誰。如果我們用最簡單的一兩句話來回答林昭是誰,我能夠想到的首先林昭是北京大學的一位女學生,然後她在1958年成為了右派。她不是在1957年成為右派的,她是在反右運動的後期被栽進去的。然後在1960年,在中國大饑荒時代,她被一個反革命集團案子所波及,而不是主動捲進去的,成為一個反革命。1968年當中國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時候,她不 是被中國的法院判處了死刑,她是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判處了死刑。這就是林昭的履歷。但是我想說,從我個人的角度理解林昭的話,她在本質上不是一個政治反抗者。她只是一個思想者。更加重要的身份,林昭是一個詩人。林昭其實是一個從事文學活動,對文學有著更強烈興趣的學生。我覺得她的最 准確定位是一個詩人。她一生中從事過的主要的文學活動是:北大學生文學刊物《紅樓》的編輯。這是她非常重要的一個身份。

那麼她所處的是一個怎樣的時代?我想用幾句話來回答的話,林昭所處的是一個抒情時代。我想在這裡說的抒情是什麽意思呢?革命就是最大的抒情,暴力革命尤其是最大抒情中的最大抒情,因為暴力革命充滿了激情,充滿了浪漫,充滿了幻想,甚至是殘酷無情,殺無赦的。所以這種革命用的毛澤東的話是疾風暴雨的,是一個階級打倒另一個階級的,它不是繡花工,不是繪畫。林昭不幸生活在了一個疾風暴雨、雷霆霹靂的抒情時代。這個抒情時代是不容許有中間地帶、不容許有灰色地帶的, 它只容許有大塊的紅色和大塊的黑色。它的顏色是單調的,它不允許人們在這個中間找到五顏六色。所以抒情時代的最大特點,我們也可以說是一種高調的理想主義時代。它有一種非常宏大的理想,可以在人間建立一個天堂。我們可以用烏托邦來概括這個時代的一個圖像。毛澤東就是那個時代最典型的抒情詩人,也是中國曾經那一代唯一的詩人。其他人的詩都是輔助於他的,他是那個時代唯一一個可以隨意吐墨的詩人,抒情時代的最高的代表。林昭對這個抒情時代其實是充滿了嚮往。從她的年輕時代或者是少女時代中學時代開始,她是嚮往這個抒情時代的,並且介入這個抒情時代,甚至與家人決裂投奔到這個抒情時代裏面去。但是慢慢地她發現, 她骨子裏面的那些東西和抒情時代是有抵觸的,所以她被甩出來了,被這個抒情時代拋出來了。

我想回答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她爲什麽跟那樣一個抒情時代構成衝突?構成衝突的最主要原因,林昭雖然是個詩人,但本質上她是一個帶有強烈生活性的敘述者。她對生活有非常敏感的,非常柔軟的追求,她不是一個可以拋棄自己的個人生活捲入完全革命的宏大的敘事當中去的人,林昭的內心當中有很多個人的部份,私人的部份。我們過去注重林昭很多已有的文章,包括我本人最初關注林昭是大概10年前,那個時候我們理解的林昭是光輝燦爛的,是完美的,是聖女式的。其實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我對林昭瞭解的加深,我更加瞭解的林昭是生活中的,她是一個詩和公開文字有巨大差異的人。

 

林昭在寫那些與毛時代的抒情詩格調完全相似文字的時候,公開發表在報刊上的詩篇,都是用那種跟毛時代的語言相同的表述的。但是她在私人的書信裏面,她寫給她的朋友倪竟雄的書信,寫給她中學的同學陸振華的書信,寫的私人文字完全跟那個時代沒有關係。那些文字很乾淨,很純粹,都是家長里短的,講的是她個人思考的一些生活上的東西。比如說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經常會跟她最要好的女性朋友倪竟雄在信裏面講,聽說你們那個地方出產一種絲綢的雨披很漂亮,你能不能什麽時候給我買一件這樣的雨披?然後她對這種 在那個時代似乎很奢侈的生活小物件都是非常喜歡的,絲綢的東西,好玩的東西。還有一次她母親給了她一件新的絲綿的背心,冬天給她禦寒用的,她在土改工作隊,就把這件絲綿的背心拿去賣掉,賣掉的目的是什麽?因為那天是週末,她要跟她的好朋友去吃小吃。她要把所有攤位上的小吃從頭到尾都嘗一遍,最後都吃撑了。然後她後來回憶那天吃小吃的情景,寫信跟倪竟雄回憶的時候,她裏面充滿了一種溫暖的回憶,她覺得這樣的生活是她想要的。所以我在她的私人文字和她的公開文字中看到的是衝突。她的私人文字是真實的林昭,公開發表的文字在當時一開始來說也不是不真實的,是真實的,她非常想融入到那個抒情時代當中,她願意跟那個抒情時代合二為一。但是她內心那種太強大的生活化的、敘事的底色,使她跟這個抒情時代越來越大的衝突。這個衝突在1957年開始完全攤牌了。但是在 1957年的8年當中,林昭已經開始跟這個時代發生衝突了。我甚至可以說1948年就已經發生衝突了。

林昭在40年代後期是一個左傾的小青年,她在高中讀書的時代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不僅加入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而且是加入了共產黨,所以她是正兒八經的中共黨員,在那個時候是要殺頭的。但是由於1948 年,林昭所在的中共地下組織蘇州,這個地方被破獲了,組織上安排林昭撤到上海去躲避,另外跟她同一個支部的兩個人都已經撤走了。林昭拒絕執行這一個組織紀律,沒有撤走。事實證明國民黨可能沒有這麼嚴密,沒有被抓,林昭安然無事,但是從此之後她就不是黨員了,因為她沒有執行黨的紀律,而且成了她一生中一個污點,她後來跟這個時代越來越多的衝突都跟她這一次的不執行命令有很大的關係。後來她就再也沒有辦法回到組織裏面,而成為組織所不喜歡的人。

第二件事發生在1949年之後不久,大概是1950年,她已經在無錫的新聞專科學校讀書。但是這個新聞專科學校呢,一共只讀一年書,其中有半年都是在外面土改工作隊的,真正讀書的時間是很短的。那麼她在土改工作隊就發現了那些共產黨員,就是南下來的,全是些壞人。這個發現讓她非常的吃驚,因為她原來心目中的 共產黨員是她舅舅那個樣子。她舅舅叫許金元,1927年的時候他是中共江蘇省委的常委,被國民黨槍斃的一個烈士。她的母親是民盟一個支部的重要成員,所以是民盟派出來讓她競選國大代表,並且被選上的,是國民黨時代的地方精英。但是她母親是一個很左的人,是暗中都是替共產黨傳遞情報的,經常保護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女強人。在那個時代的蘇州算是名流,而且是當地蘇州最大的汽車公司的董事,非常有影響力的一個人。林昭收她母系的家庭影響從來對共產黨就有好感,自己少女時代就加入。但是她發現共產黨陣營當中的幹部,到了革命勝利南下了以後,她發現他們就換老婆,來以後就把鄉下的黃臉婆都拋棄了,要在工作隊找一個林昭這個年齡的人。林昭生於1931年,1950年她19歲,她一起的都是19歲左右的小姑娘,那些漂亮一年的小姑娘都被南下的工作隊的幹部、指導員們、隊長們盯上了。其中有一個她的直接頂頭上司,她所在那個隊的指導員,就娶了她同一個小組的漂亮姑娘。林昭就不僅在私下的談話當中對這樣的現象表達了她的不滿,而且就在一些半公開的場合,明知道她說的話上司會聽到,上司就在那個時候他的報復就開始了。

1950 到1951年,林昭就開始受到打擊報復,這個打擊報復就是說她有小資產階級思想,而且有時候她有什麽樣的毛病,其中有一條毛病今天聽起來很荒誕,說她愛流眼淚。說她感情脆弱,愛流眼淚是感情脆弱的表示,進入革命隊伍怎麼好愛流淚呢?所以她就被千人大會點名批判。我們今天無法理解千人大會點名批判是什麽概念,但是在1950年到1951年一個一心嚮往革命追隨革命的年輕人,在一個千人大會整個的縣的下面的一個區,被那麼多同事、同學、熟人都看到、聽到她是一個反面典型,她是一個什麽滋味。她當時在私人書信裏面說,她回去以後痛哭,特別委屈特別傷心。而且她這樣的事見了很多,不是見了一個,而且她的毛病改不了,她的朋友說林昭的嘴巴就是不饒人,林昭這個人就是眼睛裡容不下沙子,就是看見這樣的事,她就要說。她不僅在私人的場合說,而且她在私人書信裏面,給朋友寫信她也會講到她在土改工作隊裏面看到的這些不好的事情。而且她在感情上拒絕一些有身份的人對她的追求,這也很能夠遭來打擊的。這一切都讓她在49年後最初就對那個時代感受到了一種不適應。她是一個很單純的人,是一個很敏感的人,甚至可以說有一點脆弱的人。她的愛哭是有名的,一直到北大讀書她的同學都說她愛哭,她喜歡流眼淚,比較感性。

所以我想概括一句話說,林昭她在骨子裏面不是一個政治型的人,她其實是一個生活型的人,她是一個感性的人,她後面的批判和反抗,更多地是感性的,是直覺的,是審美的,而不是理性的,深思熟慮的,政治的。但是在一個不容許有任何懷疑,更不容許有任何批判、甚至反抗的抒情時代裏面,任何不去適應它,不去迎合這樣一個時代的人,註定都要成為它的對立面,因為這個時代是沒有任何中間地帶可以站的。

 

如果林昭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今天這個時代我們也可以稱它為一個敘事的時代,今天這個時代是瑣碎的,是消費主義的,是物質主義的,林昭要是活在今天這樣一個 時代她不會坐牢,更不會被槍斃,因為她其實沒有想跟這個時代構成對抗。她從自己的主觀意願出發,她完全只是想按照自己感性的理解生存下去,但是在那個時代不容許她這樣做。所以,她最終就被這樣的時代一步一步甩出來。到了北大讀書之後,她1954年進入北大,當時算是年齡比較大的人,因為等於是前面工作過再去,她到北大以後,她更多的精力都是投身到了北京大學的校園文學活動當中,所以她成了北京大學的校園文學活動當中最活躍的、也最有影響力的那幾個人之一。 能夠成為那個時代北大紅樓雜誌的編輯,就意味著在北大校園文學的圈子裏面非常有名。因為那個時代,能夠變成紙質的印刷品的東西都是很稀罕的,這份雜誌是校方的,是學校出錢,由北大團委主辦的一份雜誌。她在這份雜誌裏是很活躍的一個人物。

包括在1957年5月19號,那天就要貼出第一張最有名的大字報,在這之前雖然都有兩張標語啊,大字報啊,但是都影響不大,就是“是時候了”那個詩的那一天,林昭和那首詩的兩位作者,張元 勳,沈澤宜,他們一批人,紅樓的那一批編輯和作者到頤和園去遊玩。那天遊玩的過程當中,林昭是拿照相機的。我們知道照相機在1957年也是極為奢侈的一個物件。林昭還不僅是拿照相機的,而且那天所有的照片都是她拍的,所以那天的很多照片上並沒有她,她是拿相機的那一位。留下了他們五七之前最美好的回憶,就是同一天。

她喜歡很多美好的東西,她愛吃,愛玩,愛攝影,愛跳舞,愛穿好看的衣服,愛貓。所以她給自己起了一個昵名,就像今天的網名一樣,就叫小貓,或者叫貓。所以她寫給她的好朋友倪竟雄的信裏面有兩封信我見到原件都是畫了一隻貓,有一封寫了兩個字:小貓。而且我從她的筆記裏也看到了她的那種生活性的一面。她寫的信不是我們通常——可能那個時代的紙很難得,能夠寫字的紙也不容易——她是隨意抓到什麽紙都能夠用來寫信的。有的紙呢,薄得現在都不能動,一動就要碎掉的,很薄很薄。很薄很薄的紙,而且是不成張的紙片,不知道她哪裡來的,她都可以寫成跟螞蟻那麼大的字,密密麻麻地而且是雙面都寫,裏面很多字寫得小小小小小小,你會看到她跟朋友之間有說不完的私房話,那些私房話跟那個抒情時代都是沒有關係的,都是她少女內心的表白,是個同性朋友之間的私下的談話,但是這種密密麻麻的家長里短,瑣碎的敘事後面,我們看到她跟那個時代確實是不匹配的。那個時代人家要革命,要高歌猛進,要建立一個人間天堂,而她呢,最關心的東西不是外面的那些東西。所以我不太相信她正式發表的那些文本,未必能夠更真實地代表她內心深處的那個真實的林昭。所以我把林昭概括成一個低調的理想主義者,而不是一個高調的理想主義者,那個時代是高調的理想主義的,而林昭恰恰是一個低調的理想主義者。她對生活的熱情更高於她對革命的熱情。

今天我們回頭來看過了大半個世紀之後,我們會發現,林昭真是一個充滿人性的人,她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人,她對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敏銳的觸覺。她不是那種我們看到的鏡頭前面喊口號的那種形象。所以她跟那個抒情時代從某種意義上,從本質上就不是一路。她後來被甩出來,是出於她人性的必然,是跟她本性是吻合的。這種吻合,我想說,來自於她的家庭教育,和她的所受的學校教育, 或者說跟她成長的那個時代相關聯。她的家庭背景,應該說出生於民國時代的一戶好人家。好人家就是說她的父親是憑自己讀書讀到東南大學,並且憑自己有才華,在1928年,國民政府第一屆文官考試當中,江蘇省第一名,被任命為吳縣縣長。吳縣那個時代管轄的地盤就相當於今天的蘇州市,所以那個時候的吳縣縣長其實從行政上來說就跟現在的蘇州市長差不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行政職務。但是她父親是一個心思很簡單的書生,所以當了一年多就因為沒有去巴結當地一個非常 重要的人物,警察局局長。這個警察局局長按理說官比他小,吳縣的警察局長,他是吳縣的縣長,他不善於跟人家應酬,人家就要把他擠走。最後他就被抓起來了,被押送到鎮江那一片。在押送途中遇到了林昭的母親。

 

林昭的母親是一個紅衣女郎,是一個非常活躍的社會活動家。年輕時候就是在蘇州極為活躍,參加工運,參加社會運動,是一個特別能幹特別有腦子的大戶人家。她就在那輛押送的車上跟他定下了山盟海誓,後來就嫁給了他。林昭就出生在這樣的一個家庭。她父母的婚禮在當地的報紙都是合城轟動的,在報紙上每一條細節都是很詳細,她的父母怎麼結婚怎麼戀愛,婚禮的時候,儲安平的前妻姐妹倆都是去做女儐相的。端木那個家族,就是儲安平的前妻,端木露西也是蘇州名門大家閨秀,跟林昭的母親許家都是世交,關係很密切。

所以林昭在這樣一個家庭裏出生,她這個家庭裏什麽元素都有。既有像她母親、她舅舅這樣認同共產黨的理念的,又有她父親這樣的很標準的從政的民國讀書人,又曾經在國民政府任過職,三次擔任縣長,三次都以被抓起來告終,每次都被他的部下搞倒。部下都給他編織了一些罪名,貪污的,什麽罪名都有,但每次最後都是無罪釋放。所以她這個家庭也是非常複雜的一個家庭,這個家庭給她帶來了,我想,應該是影響非常深遠。她不是在這樣一個家庭出生,林昭最後思想的演變也不會是我 們今天所看到的。

第二個我覺得她受影響的就是民國的學校教育。她先後兩次讀的學校,在中學都是教會中學。她初中讀的叫翠英中學,也是一所教會中學。她高一之後轉到了,我們之前都說叫景海中學,其實不對的,準確地說叫景海女子師範學校高中部,現在在這個蘇州大學裏面有一塊碑,叫景海女子師範,景海女子師範是教會辦的一所女私。這所學校有高中部,林昭最後的高中是在這裡完成的,她也是在這裡受洗的,成為一個基督徒。她的美國老師給她施的洗,這所學校是一所美國的教會學校。

在這個學校裏面,她不僅成為基督徒,也成為了共產黨員。所以這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這是一個衝突的東西,但是在那個時代,當然我們的理解,那個時代吳耀宗這樣讀神學院出身的人他都成了虔誠的共產黨,而且是要為共產黨打下教會的江山,要建立三自愛國運動,吳耀宗是神學院出身的,是基督青年會的總幹事。所以那個時代是一個很複雜的時代,也是一個多色調的時代,抒情時代還沒有到來。那個時代所有各種不同的思想都在碰撞,所以林昭的底色裏面有很多複雜的元素,有基督教的思想,有共產主義的紅色思想,有民國的最純正的那種樸素的人道的人性的觀念。她在學校裏面是很活躍的人,所以她也參加了很多社團,什麽大地圖書館啊,還創辦了一種油印刊物。所以林昭後來共產黨時代對於辦雜誌是不屑一顧的。爲什麽不屑一顧呢?她在少女時代、在中學時代辦過雜誌,而且罵國民黨是什麽話都可 以的,所以到了共產黨時代她覺得辦一個雜誌算得了什麽呢?我們以前罵國民黨什麽話都可以罵,現在辦一個雜誌也沒什麽了不起。

但是她到了1954年進入北大以後,她慢慢發現,她過去所經歷的那樣一個時代,已經完全過去了。她在北大其實在政治上是一個非常低調的人,是一個中庸平和的人,她沒有什麽特別的表現,更多的是關注文學,發表了一些詩歌,文學作品。但是她卻在1955年被開除了團籍保留查看,原因就是說她有小資產階級情調。這個小資產階級情調就跟她的愛美有關係。她喜歡穿著上面,甚至是會燙頭髮,把小辮子下面這個地方燙起來,而不是直的,她覺得好看;她在衣服上,穿著也跟別人有點不一樣,會穿一些碎花的衣服,比如說有一點裁剪的,是在蘇州上海帶回去的,這個在當時的北大也是很稀奇的;她有的時候還會喝點酒。她喜歡的那些東西,包括她說話就沒有顧忌,有什麽話都會直說,可能在同學當中也容易得罪人。最後舉報她的,讓她成為右派的,就是她同宿舍的三個女生。同宿舍有三個女生,今天 有好幾個都還健在,就是當年她們去黨組織舉報,說林昭怎麼可以不打成右派呢?

 

其實那個時候其他跳在前面的都已經打成右派了,因為林昭即使到1957年她就是兩首詩,她沒有說過什麽太多的話,她就寫了兩首詩,一首詩是什麽?是為那個辯護的,為沈澤宜、張元勳辯護的。這首詩貼出來以後,人們也對她沒有特別的意見,因為這首詩只是反駁了江楓,江楓也是一個北大的中文系學生,江風當時跟黨配合對付那些有右派言論的學生,最後他 也被抓起來了。所以無論站在那個立場的人在那個時代最後都淪陷了。最後剩下的是什麽人呢?最後剩下的就是兩面都不在的人。不是正面也不是反面,那個人是倖存者。比如像謝冕,像嚴家炎這樣的,這些人後來都成了北大的大牌教授,成為了篩選下來的人,他們後來編了本書叫《開花或不開花的年代》就記錄的是北大中文系1955屆他們的那個時代的學校生活,這批倖存者就是在當時處於真正的中間派,兩頭都不沾的人。

那林昭呢,她的立場是站在了右派的一面,但是其實她自己所謂的右派的言論,其實今天講得出來就一句話,就是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但這句話是中性的,這句話並不是說她完全贊同譚天榮,沈澤宜他們的觀點,而是說我覺得我的組織性和良心在矛盾,但她到1958年年初還是被甩出來了。所以林昭的真正的思想的轉變發生在1958年5 月左右,那個時候她已經是右派,還在學校,還在北大,現在斯坦福大學裏面保存了一封信,這封信是1958年5月4日,她寫給她妹妹的一封信。

這封信內容很豐富。這封信講到了到了1958年上半年,北大又出現了一個小的運動,這個運動是專門針對教授的,尤其是針對那些有名的教授的。1957年下半年,反右主要打學生,1958年上半年,有一個整教授的運動,這個運動,波及他們中文系的教授包括王瑤、吳組緗、游國恩, 她在信裏面這樣寫的,她說:批王瑤的時候,因為我跟王瑤不熟悉,還沒覺得太大的傷害,批吳組緗的時候,我就想去看望吳老師了。因為吳組緗是她的紅樓夢的老師。她的紅樓夢課堂筆記都做得很詳細,還帶給她妹妹看過的,她括號裏面還注明:我曾經把吳組緗的紅樓夢筆記給你看過,你知道他的。但是,又想想不敢去看 望,我現在是個右派了,我再去看望吳組緗,吳組緗不是更倒楣嗎?所以沒有去看。然後接下來她發現:但是現在我的眼淚都沒有了,原來我很愛哭。我的恩師游國恩也被批判了。游國恩是跟林昭關係最密切的北大教授,游國恩最欣賞林昭,林昭本來是讀新聞專業的,游國恩是搞楚辭的專家。游國恩很欣賞林昭,希望林昭能轉到中文系來。但林昭一直沒有轉過來,因為來不及轉過來就反右發生了,所以她最後還是在新聞專業。她說當游國恩被批判的時候,她就有一點肝腸欲裂的感覺,她上面用的這個字,然後說我現在已經是欲哭無淚,已經不愛留眼淚了,我已經完全絕望了。她已經看到這個局勢的一步一步的演變,與她原來的所有的想法……

 

她原來以為反右搞搞就過去了,到1958年上半年的時候她還以為這個事情很快就過去了,所以她一直對毛澤東存有幻想。毛澤東曾經是她心目中的太陽和父親,所有她當年在鄉下最窮的時候她都要賣掉衣服的時候,她還要托朋友,聽說你們那裡有一種毛澤東的像章——50年代的時候還不是那麼容易得到——是很好很精緻的,能不能幫我買一個,下次我碰到的時候我把錢給你,還專門去買。她對毛是很仰望的,到1957年之後都沒有絕望,實際上是到1958年才絕望的。所以 1958年以後後面她還想了很多別的內容。這個是她的一個轉折點,這是她後來一步一步走到1968年起承轉合的中間的一個關鍵點。

到1960年,我可以說林昭到這一步為之她仍然是一個詩人,她只是寫了兩首長詩嘛,一首是叫《海鷗之歌》,一首是《普羅米修斯受難日》,這兩首詩還不足以讓她被槍斃,也不至於被帶走,因為她只是一個詩人,只是私下流傳。但是這個時候蘭州大學的那一批右派又找到它,通過北大的一個同學,並且把她的詩刊登在蘭州 大學的學生創立的油印刊物《星火》上。但《星火》之前,張春元,就蘭大那個歷史系學生,跑到上海見了她,看了她的詩這麼有才華,就專程來見她,跟她說要辦一個油印刊物,林昭堅決反對。說絕對反對辦一個刊物,辦刊物算得了什麽,我們在國民黨時代都辦,但現在不是時候。她認為風險太大,而且也沒有機會去傳播, 辦的話只會遭來打擊。她是堅決反對的。

而且我看到一個片段的檔案,是從甘肅省蘭州勞改局下面的一個勞改農場有人複製 出來的。當年《星火》一案裏有幾個審訊秘錄,那裏面都是一直講到林昭反對辦雜誌,林昭反對建立組織,林昭反對搞政治,都是這麼說的。林昭跟《星火》這批人確實有交情,有來往,甚至跟顧雁有十個月的來往。現在顧雁不願出來說話,顧雁現在是中國科技大學的退休教授,在物理學上還是有成就的,現在還在物理方面的論文。我們一直在跟他說,你寫回憶錄比你寫物理論文要重要。但是他還沒有下決心來寫回憶錄。

我跟他有過一次長談,他講到了很多細節。林昭跟他有過10個月的來往,是林昭被捕之前來往最多的一個男人。林昭試過正式地向他提出跟他建立男女的戀愛關係。顧雁拒絕了。顧雁爲什麽拒絕?真正的原因,顧雁說我配不上她。配不上的意思還有一個,不僅是正面的,還有一個是,林昭太強勢了,林昭跟他在一起都是林昭在那裡說,林昭很會說的,林昭的才華橫溢,林昭的性格也是很強的,林昭要表現自己,尤其是林昭那時是處於落難狀態,更加希望自己的才華能夠有人來分享。所以她寫的文章都想那給顧雁看。林昭一生中在進監獄之前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是研究白居易的《長恨歌》的。顧雁是學物理的,但是顧雁也是很有文學才華的。顧雁曾在被打成右派以後把法 國的一篇小說翻譯成了中文。他其實一天法語都沒學過,就是根據他留法回來的父親的教科書學的法語,再根據辭典翻譯出來的。他把它寄給了傅雷看,傅雷大家知道,法文太好了,他是他爸留法的同學。傅雷看了以後就給他指出了一百多處錯誤,說你翻譯的這篇小說正好我以前練筆的時候也翻譯過,所以呢,他說哪裡錯哪裡錯。傅雷開始約顧雁去見面,顧雁不去見,只是通信。顧雁現在講:我如果去見了,傅雷也捲入《星火》了,我知道我做的事有多危險,我不想牽連他。但是我們知道傅雷也沒有被顧雁牽連,照樣鬧得要自殺,照樣倖免不了。無論波及的,沒波及的,命運都是差不多,在那個時代。

那麼和顧雁交往的這段過程中,林昭給他寫了三四十封信,所以林昭最後一次在獄中見到一個同學就是張元勳,說我一生中要編三本書,其中一本叫《情書一束》,所有人都無法理解,所謂的情書一束到底給誰寫的情書,你哪裡有什麽情書呢?因為你跟那些,跟甘粹肯定沒有情書,在一起,人大一個資料室裏面勞動,跟譚天榮顯然也,譚天榮就抓走了也沒有;跟沈澤宜,沈澤宜當時就沒接受她的感情,所以跟誰都不會有情書的。只有顧雁一語道破,他一看見這句話就知道,情書一束就是寫給我的信啊,她給我有幾十封信呢。當年林昭之所以被捕,就是因為這一批信惹的禍。

 

1960年,張春元他們不顧林昭的反對,創辦了《星火》,其實只印了二三十份。這本雜誌是中國大饑荒時代,目前看到的幾乎是唯一一份民間的、提出了對那個時代批判的、公開的油印刊物,目前還沒發現第二種。林昭的那首詩也登在上面。但是光是這首詩,還不至於牽連到她。但是很快,其他人抓走之後,警察已經布下了天羅地網,在顧雁家門口,是一個小鎮上面,都租了房子,觀察了他幾個月,一直等到10月才下手。大概5月就破了這個案,10月才抓顧雁,在顧雁家的閣樓上抄出了林昭寫給顧雁的30幾封信。 所以順藤摸瓜到蘇州就把林昭抓走了。

其實10月之前,他們知道自己要出事的時候,顧雁已經專程跑到林昭家裡到蘇州去過了,說把所有我們來往的東西,一個字都不要留下,全部燒了。但是顧雁回來燒這個東西的時候發現,太才華橫溢了!覺得燒了太可惜了,那就絕版,捨不得燒。看來看去家裡的頂上有一個閣樓,就把它藏在那裡,自以為藏得很好,但他家對面人家早就租了房子在監控他,所以迅速地就把東西拿走。這批東西現在應該還在檔案裏面,沒有人能見到。

林昭被抓之後,是1960年10月被抓的,起訴書有兩份。我們以前只以為由一份起訴書,其實有兩份起訴書。其中有一份起訴書是更真實的,可以瞭解那個時候的林昭。這份起訴書上有一句關鍵的話叫:林昭被捕之後仍抱對抗態度,拒不供認罪情。這句話非常關鍵,這句話是真的。林昭被捕之後確實是仍抱對抗態度,拒不承認罪情,因為她跟《星火》真的就只有這麼些關係,沒有更多關係,這件事是真的。但是警察豈能放過她?所以還是把她一直關押到了1962年,從1960年的10月關押到了1962年的3月,當時把她放了。

放林昭到現在還基本上是一個迷。爲什麽放她?過去說的那個原因是錯誤的。以前講把林昭放出來是做誘餌,爲了誘捕最大的那一條魚,《星火》的頭,張春元,因為張春元在勞改的時候脫逃了;但是現在看來不對,因為張春元在1961年下半年就已經被捉拿歸案了,這個時候,林昭被放出來就沒有辦法肩負著去誘捕張春元的使命了。所以這個肯定不是。但是我們現在流出了一份東西,這也是在監獄裏檔案流出來的。林昭在1961年11月寫了一份思想自述,這個思想自述裏反復提到她寫有一部幾十萬字的思想日記,對自己一生的思想都有詳細的反思,這本東西我們見不到,這本東西太寶貴了,有幾十萬字聽說。她反復提到這本東西。但是現在留下的幾千字的思想檢查,個人的思想檢查,也很寶貴,這個裏面透露了這樣一個信息:林昭在1961年11月在監獄里的思想有反復。林昭竟然認同了1961 年中國的政策,認為中國在1961年以後,就是說看到了那麼多人在大饑荒中死去,當時劉少奇抬頭了,劉少奇的政策占了上風,中國要搞政治改革了。她竟然使用了“政治改革”這個詞,我不知道,使用“政治改革”這個詞有沒有比她在1961年更早的,她說共產黨如果搞政治改革,我就支持共產黨,她的意思就是這樣,所以我對共產黨不是完全否定的,我要支持一個願意走民主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共產黨。她對這個政權又重新湧入一種幻想。所以我現在在推測,她被放出來,是 在跟她當時思想上的這些檢查,包括那個幾十萬字的思想日記裏面所講述的自己思想反思過程,被共產黨當時的監獄當局所認為有悔改跡象,很有關係。

但是她在當年的12月又被抓回去了。1962年3月放出來,12月又抓回去了,中間出來9月。這9個月裏林昭爲什麽會變成跟之前換了一個人,這是現在關於林昭生平中最大的一個迷,這是我理解不了的一個事。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她其實只是接觸了2個人,一個叫朱紅,就是出賣她那個人,線人,後來當過蘇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在80年代的詩壇上還有點名氣的一個詩人,後來是體制內的。就是朱紅變成了公安局的線人。另外一個叫黃政。三個人都是右派,他們結合了,創立了一個由林昭提名的叫“中國共產主義的青年戰鬥聯盟”,這就是林昭的第二份起訴書。林昭一共兩份起訴書,第一份起訴書是3個人的,上面有顧雁,有林昭,有梁炎武。其實林昭跟梁炎武是不認識的。林昭跟梁炎武都是因為顧雁的關係,顧雁是認識林昭也認識梁炎武的,梁炎武是顧雁在北大物理系的同班同學,留在北大做助教的。這三個人放在一份起訴書上;第二份起訴書是林昭一個人的,就是講她搞組織的事情,林昭搞的共產主義的青年戰鬥聯盟,所以林昭的罪就重了,都搞組織了嘛。按照前面第一張起訴書的話,主犯是顧雁,應該是顧雁判刑最重,是顧雁第一個名字,林昭第二個名字,梁炎武第三個名字,但是判刑的結果是,顧雁只判了17年,林昭判了20年,梁炎武判了7年。梁炎武的罪行只有2條,第一條是幫助顧雁搜集各省黨政領導的名單;第二條就是通風報信。就是兩條罪名判了7年。林昭因為有第二份起訴書,到了判決書的時候,又橫回來了,判決書還是3個人。判決書3個人是一起的,顧雁17年,林昭是變成了20年。

 

我覺得這個中間發生變化是無法理解。林昭從非常溫和的,一直反對搞組織反對搞刊物的人變成了自己要主動去搞組織,這不是往槍口上送嗎?而且你是保外就醫,隨時可以收回去的,理解不了。而且跟她一1961年11月時寫的思想檢查,反思,又是完全沒有辦法理解的。那我現在推測就是:她發現上當了。

她不是放出來了嗎?她說了這些話以後放出來了,放出來了以後發現自己在獄中寫的那些東西等於是自己上當了,所以就變得更加激烈地要反抗。那我問顧雁一個問題,問顧雁怎麼理解林昭變了,跟你原來認識的林昭不一樣了。他理解是,林昭發現,自己放出來以後,張春元沒放,顧雁的罪名更沒放,她覺得出於道義我應該跟他們在一起,我應該在監獄,不應該在獄外。那要回到監獄只有犯更大的事才能回去呀。所以她就變得更激進的反抗的姿態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林昭走過來的過程,她這個人整個的並沒有對理論有什麽系統的思考,對於政治制度,她沒有什麽深思熟慮的東西。她後來的那些思想的火花都是片段 的、即興的,更多的是感性的。她自己說,我就是一個感性的反抗者,我不是理性的,我不是考邏輯出來的,我就是憑自己的直覺。她也不是一個我們所講的以權力為指向的政治中人。她更多地是從情感、從想像、從好玩、從趣味出發,所以她一生中有很多的男朋友。她在每一個階段都跟一些不同的人有過情感的關係。

顧雁說,林昭要向他表明要跟他做男女朋友,他拒絕的時候有一句話對對方說:我們現在是相濡以沫,將來是相忘於江湖。他說我們現在只是因為兩條魚在這個水都被 抽乾了的地方,所以我們需要相濡以沫,將來水不是要回來嗎?我們兩條魚還是要各自去游的。所以他用這句話去拒絕了林昭,但是他們一直保持聯繫,直到逮捕之前。

《星火》一案一共逮捕43人,判刑25人,槍斃3人。這是一個大案,一直被遮蔽的大案,波及將近200人,林昭其實也只是一個被波及的人,但是她最後卻變成了那個時代在今天看來最重要的反抗者,最重要的思想者。我覺得她最後能夠變成決絕的反抗者,並且能夠對那個時代下了一個定語,叫集權時代,跟她的信仰,就是教會學校給她的信仰維度是有關係的。她最後很多的用詞,包括她語言的乾淨,都回到了民國,不再是抒情時代的那種詞彙。所以你看她在獄中所寫的大量文字,基本上已經看不出毛時代給她的痕跡。抒情時代給她痕跡都退去了,她回到了那個多元的時代。她的色彩還是敘事的、生活的,尤其是她最後的絕筆,絕筆就是向她媽要吃的。

要吃的其實那個裏面就包含著要死了。所以說:豬頭!豬頭! 豬尾巴!豬尾巴!祭祀才用豬頭豬尾巴。她不是要表達別的,第一個要表達絕食,第二她真的是對吃的充滿了……尤其是獄中的人——嚮往,所以她裏面開了一鍋蹄髈,要什麽吃的什麽吃的,開了一張信紙上都是寫滿了要吃的東西。

她就是這樣一個人,所以她跟時代的衝突從某種意義上是一個詩人跟一個抒情時代的衝突。她不是一個抒情詩人,骨子裏面還是敘事、一個生活的人,是一個追求平凡生活、追求人間生活的人。那不幸在那個時代裏面不容許一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正常狀態生活下去,所以她最後被拋出去了。

 

1968 年,我這兩天看了一下1968年她被判死刑的那天和1968年4月29號她被槍斃的那一天的《解放日報》。那兩天的報紙上,我一點都看不到林昭要被槍斃的痕跡。那當然不會有痕跡。這兩天的報紙上都是印滿了主席的語錄和頭像,報紙已經不再是新聞了,報紙完全淪為一種口號和工具。1968年4月19號,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這個時候公檢法都不存在了——軍事管制委員會給林昭發的死刑判決書上面也印了兩條毛主席語錄:第一條,不管什麽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最高指示;第二天,至死不變,願意帶著花崗石頭腦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無關大局。林昭真的是一個認識上帝的人,她是基督徒,所以她是帶著花崗石頭腦真的去見上帝。上面寫的也就是這樣一條語錄。最後這個判決書,「根據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二條、第十條第二款,根據勞動改造條例七十一條,判處林昭死刑。」十天後,就執行了這樣一個判決。那個時候外面正是一個熱鬧的時候,她是悄悄地給槍斃了。

過去說槍斃在龍華,有一個小孩子目睹了,現在看來不一定,到底槍斃在哪裡還沒找到一個確切地方,很可能就是在提籃橋附近,或者就在提籃橋裏面,因為提籃橋監獄裏是一個槍斃犯人的地方。因為那個時代都顧不上了,還要拉到外面去,根本沒有什麽遊街示眾啊,就直接槍斃了。

 

所以林昭的故事,表面上終結於1968年4月29日,但是林昭的時代其實沒有結束,留下的另一個尾巴的爭議就是林昭到底是不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我這樣理解,如果說林昭是一個精神病,那個時代就是一個真正的精神病的時代。所謂精神病就是脫離生命常態,脫離社會常態也是精神病的時代,她就是在那個一個時代裏。假如她是在病理學上被論斷為一個精神病患者,那把她送上斷頭臺那個時代就是可以詛咒的時代了。如果她不是精神病,把她送上斷頭臺,那照樣 是一個值得詛咒的時代。

所以,要回答她是不是精神病,那是病理學家的事情,但是把她送上斷頭 臺的時代一定是一個精神病時代。這個時代也並沒有真正地結束。如果林昭在大陸還沒有到可以完全公開言說的時候,這樣的時代其實沒有結束。只有到了林昭可以公開被言說,公開被研究,公開被拍成電影,公開可以討論的時代,那個時代才真正地結束。林昭真正活著的時代不是1968年4月29日之前,而是她被槍斃之後。林昭的生命,她的精神生命才真正開始。林昭在生前並不有名,認識她的就是她的同學;林昭身後才有越來越多的人去關心她,關注她,認識她,所以她的生命是從她死後開始,是從她被送上斷頭臺開始。她的時代何時結束我們沒有人可以知道,但是我們可以相信這個時代總有一天要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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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不歡

楊不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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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72430
Date: 2014-05-15 18:23:00
Generated at: 2021-05-19 08: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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