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香港新聞自由的狹窄縫罅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sf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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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有關香港的新聞自由的爭論不斷。一方面,有言論指每況愈下。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調查,在2011年,有54%市民認為香港傳媒進行自我審查,比起2002年的約3成多出超過二十個百分比。另一方面,有人認為,在整體上,香港傳媒擔任「第四權」的角色仍然保持不變,某些議題報道篇幅較少只是傳媒市場化的結果。無論如何,新聞自由牽涉社會公義以至全球城市的議題,事關重大,引起筆者的關注。筆者將從法律層面、文化層面、各項數據統計及比較「第四權」與「第五權」的角度出發,探討香港新聞自由的何去何從。

 

法律保障薄弱

香港保障新聞自由的法例漏洞仍多。無可否認,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七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但是,近期記者進行採訪時似乎得不到應有的法律保障。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11年中國副總理李克強訪問香港所引起的風波。8月16日,記者採訪李克強探訪長者中心時,被警務人員拉扯出採訪區外。警察並進行不合理的搜身,如銀包內格。8月18日,傳媒拍攝李克強在香港大學百周年校慶典中的發言,被警方拒絕,只能在另一房間觀看直播。而《明報》(2012年6月29日)報道,「剛獲續任監警會主席兩年的翟紹唐,上月(2012年5月) 發布副總理訪港期間針對警方投訴的中期報告,確認有警員妨礙記者採訪及無理搜身。」由此可見,記者的人身安全及採訪自由得不到完善的保障。

不過,如果從香港法治精神最嚴謹的角度來看,在法庭未有宣判前,筆者難以譴責政府已經違反法律,因為這牽涉到程序公義和假定無罪的原則。這亦是香港司法獨立可貴之處。但是,按著名政治哲學家Judith Shklar (1990) 的分析,社會存在著不公義的事情的原因,有時候不是因為政府和市民違反法律,而是法律條文本身出現問題,導致整個公義系統出現漏洞所致。依照此理論,如果香港不再正視有關保障新聞自由的法律的不足之處,例如如何保障記者進行民事訴訟的權利等,傳媒便會逐漸失去了維護社會公義的功用。

 

傳媒多元化只屬假象

另外,市場化的趨勢令傳媒種類多元化的現象流於表面。在香港,有不少報刊為同一傳媒機構擁有(見表一)。如仔細比較同一機構旗下的報刊,不難發現它們的評論模式大同小異,令批判的角度略欠多元化。

須承認的是,新聞報道偏頗並不是香港的獨有現象,例如美國傳媒在報道國際新聞時甚少客觀地處理阿拉伯世界的觀點。另外,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亦曾歸納,「不論是國營或私有的中國媒體,都被西方標籤為宣傳機器」。這些例子,能否足以證實媒體霸權的存在,仍然值得商榷。

然而,香港傳媒種類不多的問題非常值得重視。報章、雜誌多為同一財團所擁有,免費電視台出現「一台獨大」的情況等等,不但令傳播媒介的市場萎縮,而且局限本地的文化創意,影響市民的文化生活素質。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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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據統計層面看香港的新聞自由

再者,從各項統計及排名分析香港新聞自由例退的情況。香港記者協會曾反映,不少新聞工作者以各種淡化手法報道不利中央或特區政府的消息,主要目的是為了避免背負破壞所屬的新聞機構與中央政府的關係的罪名。同時,亦有國際性數據顯示,香港的新聞自由出現倒退的現象。例如,從無國界記者公佈的2011年至2012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香港新聞自由出現例退的情況。它由2002年的第18位跌至現時的61位,總下降了43位。它的排名比鄰近的國家,如日本更低 (見表二) 。另外,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公佈的「二○○九年世界各國新聞自由度調查報告」中,香港由「自由」評級例退至「部分自由」評級,主因是官方的影響力滲透至香港傳媒,令其獨立性受到質疑。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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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提及的數個調查,在具體上如何操作,以至負責調查的機構的背景中立性和獨立性等,都啟人疑竇。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陳韜文教授和李立峯副教授曾在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載Contemporary Hong Kong Politics: Governance in the Post-1997 Era, p. 155-176)一文分析指,在回歸後,香港新聞自由的整體情況沒有太大的倒退(頁162) 。他們 (參考同上)又指出:

「中國領導層明確向香港傳媒提出三不(three noes): (1) 不提倡台灣和西藏的獨立,(2) 不對中國領導人進行人身攻擊,及 (3) 不參與顛覆國家的活動。這三不原則主要針對國家層面的事務,而不是本地的政治事務。」

故此,香港傳媒要批評特區政府在施政上的過失,理論上並不抵觸這三不原則。不過,在現實上,某些具爭議性的問題仍未有妥善的解決辦法。例如有部分人士認為,香港電台應發揮官方廣播媒體的功能,但如此一來,該電台便要摒棄「編輯自主」的原則,失去公共廣播機構為大眾服務的意義 (Chan & Lee 2007)。又例如,香港愈來愈多採用「植入式」資訊或官方攝製隊拍下的片段,作新聞報道的情況,這引起部分從事傳媒行業人士的不滿。

 

「第四權」 v「第五權」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單靠傳統媒體的影響力,已不能挽救香港的新聞自由。況且,傳統媒體在現實上亦受到不少局限,例如營運成本高、受政府管制、編採方針受市場化和成本效益等的思想主導。即使不少新聞工作者具備道德操守,亦未必可以保證市民大眾能接受多元化或具深度的訊息。即使傳媒被奉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以外的「第四權」,此權亦只是制度內的權力,無法擺脫「守門人」要面對的限制。

面對如此格局,香港仍有幾種選擇:(1) 向現實低頭;(2) 尋找方法鞏固香港的「第四權」;(3) 認清現實情況,從中開拓另一種可行辦法,令市民大眾接受多元化的訊息。如果揀選第1個選項的話,那麼上述所有分析得來的結果便失去其含義。第2個選項和第3個選項各有可取之處。無論如何,確保資訊的流通是保障新聞自由的重要前提。在全球化下,市民可透過互聯網的平台,如Facebook、Twitter、微博、YouTube等,發揮監察政府的功用,此功用亦稱為「第五權」。其實,上述選擇題有別於傳統的選擇題。至少,筆者並沒有規定讀者只選其中一項。最後,第4、5、6項或更多的選擇,以至「第四權」與「第五權」之間的關係,最佳的選擇就是留給讀者尋找和判斷。

 

參考:

Chan, Joseph M. & Lee, Francis L. F. (2007).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in Lam Wai-man, Lui, Percy Luen-tim, Wong, Wilson & Holliday, Ian (eds.),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olitics: Governance in the Post-1997 Er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 155-176

Shklar, Judith N. (1990). The Faces of Injusti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40-50

Shklar, Judith N. (1990). The Faces of Injusti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40-50

 

作者:黃銘釗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節目管理(資訊科技)高級文憑畢業生。熱愛攝影和探討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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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資訊

ID: 79989
Date: 2014-07-31 02:12:31
Generated at: 2022-08-17 18:34:09
Permalink: https://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7/31/79989/尋找香港新聞自由的狹窄縫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