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白馬之盟」到自貿區：中央與地方之爭

photo via cc Wikimedia Commons user 守望者愛孟

開宗先明義：中國歷史就是中央與地方爭鬥的歷史。因此香港要普選，不可能等中央「施予」，只能不惜動武去「爭取」。因為這是爭鬥，而不是談判，故不可能妥協。中國從兩千年前第一次大一統至今，中央與地方只要有一點妥協，結果必然是以中央崩潰告終；從宏觀角度看，二千年來歷代能成功大一統的王朝，統一後第一要務就是要奪取地方的權力，否則必然速亡。共產黨為了自保，絕對不可能鬆手給香港。這就是中國。

教科書上的中國歷史，往往將王朝覆滅歸咎於歷代皇帝本人的問題。我們會看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環。然而，循環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分」的原因，課堂上很少深入思考。事實上，「分」與「合」的原因，正是中央與地方之間關係的變化。簡而言之，地方服從中央則合；地方背棄中央則分。地方是否服從中央，主要看中央的威信。中央的威信在王朝統一初期固然可以以軍事實力壓倒一切，但是歷朝的軍事力量在開國幾十年內就可以以「武備廢弛」來形容。軍事實力消失後，中央就只能靠利益來維持威信。最明顯的利益，就是以選任官員的制度來攏絡全國各地有實力、有號召力的人物。中央政府是不得不去利誘各地豪民的，因為從來只有中央需要地方，而地方並不需要中央。「中國好，香港好」是騙人的；「香港好，中國好」才是真的。

根據施堅雅（William Skinner）的中國宏觀區域論（Physiographic macroregions of China），他引用了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發現其實中國每十七至二十一條村落就能組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系統。無論遠在天邊的皇帝在與不在，都不會影響這些村落的生活；相反，在中央的皇帝要失去了來自這些村莊的稅收，他也就無法維持中央本身。因為他不會有足夠的資源來養軍隊與官員：他們是構成中央的重要元素。中央與地方的經濟關係，就是中央獲得地方的資源，再運用這些資源去攏絡地方人士，使中央能繼續汲取地方的資源。所以，套用馬克斯·韋伯（Marx Weber）一句話：中國官員只有一個任務，就是收稅。

說到這裡，中國為何分裂這個問題就顯然易見。當中央無法以武力震懾地方，或是中央無力利誘地方人士，中國就會趨向分裂。當兩個情況同時發生，中國便會即時解體。因而，雖說是奉天承運，其實皇帝十分怕地方豪強，更怕的是被地方豪強控制的地方政府；雖然地方政府都是由中央所派出的，但是中央一般只能任命各地衙門的首長，這位太守、刺州、縣令到任後例必依賴土豪統治，結果地方政府總是地方權利的代理人。因此，每次大一統都一定會有地方行政改革，企圖將更多的地方權力收歸中央。反之，每次大分裂都是由於地方政府背叛中央。

筆者舊文《那些年，西漢是怎樣「統一」的……》談過中國如何達成第一次長治久安的大一統，其中漢朝諸帝重要一步就是要將各地小朝廷的領袖換成劉姓子弟，並立下《白馬之盟》：「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這條《白馬之盟》可說就是自秦以後中央第一次打擊地方權力的表現。本來的異姓王換成劉姓王，意在令地方必然服從作為家族首腦的皇帝。不過，以血緣作為中央與地方的紐帶這個做法在周代已證明是不能長治久安的，所以漢朝皇帝幾代人都致力於削弱諸侯王的權力，最後在漢武帝手上終於令地方完全壓在中央之下。

可是新莽改制引起的戰亂最終令地方再次抬頭，以地方豪強出身的漢光武帝劉秀在統一後，下令廢除各郡的地方軍，改為依賴地方豪強的私人武裝。加上東漢皇帝多短命，必須依賴士族治國，而士族由察舉制入仕，往往又與各郡強族息息相關。結果百多年後，士族豪強的權力已經強大得不得了。漢桓帝時，這些士族為搞「學運」的太學生撐腰，令漢桓帝下令追捕士人，因而發生「黨錮之禍」；其後漢靈帝時也發生同類事件。漢靈帝又為了加強中央的軍事力量，建立起「西園軍」，對抗士族的權勢。不過突如其來的黃巾之亂令中央只能再次依賴地方各郡強族，靈帝將各地刺史改為州牧，授予地方獨立的軍、政、財大權，最終發展成三國鼎立的局面。

從漢朝的例子可見，漢初致力削弱地方權力（白馬之盟、推恩令），但由於軍事力量廢弛（廢郡國兵），中央只能派糖利誘地方人士（察舉制）。突發事件令中央更加依賴地方（皇帝早死、黃巾之亂），最後中央將權力下放地方（廢史改牧），促成地方脫離中央，自行立國（三國鼎立）。

三國以後，晉朝恢復封建直接引爆地方獨立的炸彈，發生八王之亂；其後不久便開始五胡亂華。直至南北朝結束，隋、唐的統一後，中央才有機會對地方政府「動手術」。隋唐以後，地方政制以州代郡，而且隋唐的州都比漢晉的郡小；地方首長任免下屬的權力也收歸中央。在中央，科舉制令攏絡對象從士族變為個人，地方大族在中央的影響力下降。可是在開元以後，節度使制度，令地方又出現獨立的軍、政、財權。加上安史之亂摧殘中央，使唐朝不得不大封節度使，作為「妥協」，最後發展成藩鎮割據、五代十國。宋朝有見及此，再次削弱地方權力，除了收回節度使，更加將地方州縣的財權收緊，各地衙門只保留必要的行政費。

宋朝此舉卻令各個地方政府更加依賴地方大族。因為地方建設只能靠豪右出錢支持。試想像一下：如果香港所有財政盈餘都要交給中央，以後想要建多一條馬路都要和李老闆商量。政府建不成這條馬路，市民要鬧；政府想要建成這條馬路，又要給李老闆多少著數。從至直至清代，地方知縣要錢沒錢，要人沒人，只能對該縣師爺鄉紳言聽計從，反倒形成了中國地方自治的傳統：一村一部《基本法》，縣太爺從來管不到城外。是真正的山高皇帝遠，中央對地方差不多可說是完全失控。

宋朝以後，除了兩宋之際的岳飛與韓世忠再次表演「地方兵權救中央」之外，因為元、清兩朝以外族入主，歷史走向已有所不同。不過，清朝滅亡卻又再次上演這種戲碼。清末新政，停止科舉，廣招新軍；又預備立憲，各省成立諮議會。結果清廷無糖再派，反而是省諮議會可以有糖派；新軍又聽命於各省，從不聽命於清廷。只要一點挑動，清朝便足以解體。最後武昌起義，各省嚮應獨立，成立中華民國，取代清朝。然後，袁世凱無法完全裁減各省軍隊，卻自製口實予地方軍起兵，使民國軍閥混戰無日無之，終於由兩批外族，兩次掃平：日本人與有蘇聯特色的中國人，並由後者再次統一。

中共建政以來，鑑於兩千年歷史教訓，至今軍權緊握在手。加上中國是有核國家，絕對武力之下，地方無力抵抗。但是地方政府從來沒有放棄與中央討價還價的天性。數年前當中央說要「深化改革」，建立「自由貿易區」，上海的才剛批準，十劃都未有一撇，各地有「野心」的城市已紛紛向中央「入紙申請」，中央結果是暫緩其他申請。所謂的「自貿區」，講的就是政府退出干預，在區內奉行市場經濟、自由貿易。政府要退出市場，接下來要構成市場的自然就是各地富商。這些豪富一向就是地方政府的米飯班主，又一向苦於中央政府政策干預，賺得人仔朝不保夕。他們要「自貿區」，就如同古代有力豪強要獨立一樣。中央自然也就不敢貿然批准他們「經濟獨立」。中央與地方爭權奪利，至今未曾停止。

分裂的中國對中國人是好是壞？事實上每次的分裂都是地方發展的機遇。魏晉南北朝的大分裂令嶺南真正開始開發；晚唐的分裂令中國經濟重心完全南移到江南，造就宋代的繁華；民國的分裂令各省都發展自己的工業，為五十年代初的經濟復甦打下基礎。相反，統一往往令地方凋零，看看宋代以後貧弱的地方政府就知道；還有五十年代後期中央發神經的「大躍進」，簡直就是統一害民的典型例子。每次各自發展以後的大一統，都比大一統後再發展強：唐以開元年間（713-741）為鼎盛時期，但經濟發展仍不及隋大業五年（609）的盛況；建基於分裂的宋朝，更是古代中國最富有的時代，遠超於明清。既然發展就是硬道理，分裂再聚合，也許是個好主意。

說回香港，以香港特殊的殖民地政治地位，要在中央直轄之下必欲除之而後快。因此，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都寧願將香港交給英國管。要不是當年有土地契約問題令英方不斷「煩」鄧矮公，也許至今香港仍然會是英屬香港。因為中共要以「民族英雄」的形象獲得統治的合法性與中央權威，鄧公再不願意也只能收回香港。無論如何，現實就是香港在1997年在中英港三方都半推半就之下成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而且還是中國境內唯一被「土豪」完全控制的地方政府，中央也只能將香港「除之而後快」。且不說能不能在中共手上「爭取」到真普選，能否維持現狀，令泛民可以留立法會內吶喊也成問題。十七年來，中共不斷在奪取香港的各方各面，如果歷代新天子奪取地方權力一樣。香港政改，說到底，不論是中共想要的政改，還是香港人想要的政改，本身就犯了中國政治中的大忌：地方向中央「提出要求」。還記得黃子華《秋前算帳》有這樣一說：

如果你同共產黨講：
「我想……」
「得喇！反黨！」
「唔係啩？我淨係想……」
「嗱！反黨第二次喇吓！」
「喂有冇搞錯呀，人哋都未講完。人哋淨係想……」
「嗱！反黨三次！得喇！叫你老母嚟打官司啦！」

中央地方爭鬥之中，中央一旦向地方「妥協」，就必然會引發骨牌效應。各個地方都會倣傚第一個獲得「妥協」的地方。如今香港政改已經引起澳門的迴響，開始有澳門人辦民間公投，開始提及政治改革。由此，中共更加不敢遂港人之願，他們會批准的政改框架必然是中共最放心的方案：提委會預遇，再給港人投票「選」出新特首。按牌理出牌，除了自亂陣腳，被中央當馬騮玩之外，甚麼也爭取不了。不以鐵與血為代價，甚麼也得不到。
記得，中央是「不敢」，而不是「不肯」。

更要記得，皇帝最怕豪強。

作者：薰華

塵世中一件無名廢青，除咗偏見同口水就冇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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