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的含義

 

近年,社會各界對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推出一系列具爭議性的政策,表達了不同程度的不滿和憂慮。有人認為,這是公民參與的具體表現,但亦有人擔心持續下去會演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暴力行為。就此,筆者將會探討「公民」的概念及其對政府的重要性,然後再用不同學派去作深層次的討論,從中希望為社會各持分者日後如何看待公民身份、公民社會以及公民抗命運動,帶來多些參考。

「公民」的概念起源於古希臘的城邦時期,它與直接民主制(direct democracy)息息相關。不過,由於在廿一世紀並不存在直接民主制,學者一般認為,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所建構的「公民」概念有更大的參考價值。坊間有一句頗流行的諺語:「有權利必有義務。」 這句諺語可以用政治哲學中的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去補充說明。簡約地說,自由主義者認為,公民權利是指個人擁有的權利和個人被賦予參與政治共同體生活的權利,社群主義者則認為個人依附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時需負上一系列的義務和責任。當代有關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的探討已將這兩個學派混合一起應用。例如,擁有香港居民身份的青少年,一方面可以享受表達個人政治意願的權利,但另一方面亦有義務遵守《基本法》和符合道德上的要求,並盡可能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事實上,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不但能夠保障他們的知情權和彰顯他們的自由,而且可減少政府對社會實際情況的認知不足,從而協助政府改善管治效能。例如,在新界東北規劃上,香港特區政府沿用由上而下的諮詢模式,即以權威專家作出判斷,得出這主要是新界土地都市化的事務的結論,忽略了事件中的利益分配不均和政治敏感性。這件事再一次證明了「精英取向」的公民參與已不完全適用於現今的政治生態。儘管政府部分人士擔心擴大公民的權利會令政府的執行能力受到影響,本文認為這是提升公民素質和發展成熟的政制的先決條件。加拿大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家Will Kymlicka (2002,頁 284) 指出:

「現代民主[制度]的健全和穩定,不但取決於它的基本制度的正義,而且取決於[它的]公民的素質和態度。例如,他們的身份認同感,以及他們如何看待潛在的競爭形式的國家,地區,種族或宗教身份;他們渴望參與政治進程,以促進公共利益和政治機關負責;他們在表達經濟訴求和作出有關影響他們健康及環保的個人選擇時,展現出自我克制和個人責任。如果公民不具備這些素質,民主國家成為難以統治,甚至是不穩定的。」

 

參考以上的論述,香港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亦應提升公民的素質和態度。具體地說,在特別的歷史、社會、文化、經濟、教育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香港人同一時間擁有「香港居民」、「中國公民」和「世界公民」的多元身份。香港人的多元身份為他們帶來各種權利,如出境權和身處外地時享有領事保護權。但如何梳理各種身份的義務或責任之間的潛在矛盾,對部分香港人來說是一種「負擔」。這些「負擔」可以是物質層面或精神層面,甚至兩者皆有。而不同的學派對「負擔」有不同的理解。亞里士多德派學者的共和主義(Aristotelian republicanism) 試圖說服人們,民主的公民 (democratic citizenship) 的「負擔」 (burden) 並不是實際上的「負擔」 (Kymlicka 2002,頁294) 。這派別的觀點是,政治參與和公共討論的活動,不應該被看作是一項繁重的責任或義務,而應該被看作為本質上的獎勵 (Ibid.)。人們應該高興地擁抱民主的公民的號召,因為一個活躍的公民的生活是最高[層次]的生活(Ibid.)。

另一個派別則避免宣稱任何有關政治參與的內在價值 (intrinsic values),並且認同,對很多人來說,接受帶有民主成份的公民意識的號召,可能確實是一種負擔(Ibid.) 。然而,這派別強調有強大的工具性的原因 (instrumental reasons)去解釋為什麼我們要接受「負擔」,如為了維護的民主制度的運作,以及維護公民的基本自由 (Ibid.)。

 

上述這兩個派別的討論多集中在本土公民的層面。至於如何理解「世界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方面,台灣政治及國際關係學者洪鎌德(2011,頁96)認為:

「如何把康德『世界公民』與『永久和平』的理想推廣到全球各地,也就是討論世界人的『公民權』,以及視全球是一個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已是刻不容緩之急務。在此同時更要把傷害(國家對本國人民,對他國的民眾有意與無意的傷害,harm) 減到最低的程度 [。]」

換句話說,香港人如要做到「世界公民」,就要把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推至全球層面。至於如何理解將「傷害減到最低程度」,人們可參考英國19世紀古典自由主義 (classical liberalism)哲學家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其著作《論自由》(On Liberty, 1859)中提出「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傷害原則」是在捍衞公民自由和個人自由:每個人在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都有權利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不過,「世界公民」的概念在實踐過程中存在一些嚴重的缺陷。首先,由於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屬自願性質,加上世界公民之間欠缺成熟的合作方式,所以把全球當作一個政治社群來量度的時候,就會發現其政、經力量仍然非常不足。而且,即使John Stuart Mill也沒有明確地說明「不傷害別人」究竟是甚麼樣的標準且如何實施。更重要的是,諾丁漢大學政治學教授Christopher Pierson (2011,頁 23) 指出,不論在自然權利 (natural rights) 或人權 (human rights) 角度來看,公民的權利也不是全球性的;公民身份的獲取通常建基於一個的出生地或他/她的父母的公民身份。Pierson (Ibid.) 進一步指出,不是每個人居住在一個國家的領土內或在其管轄範圍內都能享受到完整的公民的身份和地位。例如,《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有「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的分別。在世俗的世界政治裡,有關公民身分的糾紛通常集中於獲取公民身份和完整權利的手段和程序,以及隨之而來的權利(Ibid.) 。外傭居港權爭議和雙非嬰兒居港權爭議便是顯例。同時,由於某種形式的公民權利是由國家提供及作出限制,這些權利一般須由國家機關作出詮釋,甚至撤銷 (Ibid.)。例如,在1999年的「香港人在內地的婚生及非婚生子女的居港權」釋法爭議中,法律學者戴耀廷(Tai 2007,頁67) 其中一項分析是: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許多人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將釋法權轉移給終審法院而不會直接行使的權力。居港權釋法[事件] 清楚顯示,這是人們對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權力一場美麗的誤會。」

對不少建制派人士來說,居港權釋法事件並沒有抵觸「一國兩制」的大原則。但是,香港確實有不少人士對於執政黨是否等同於國家機關抱有質疑的態度。有關爭議涉及大量的法例灰色地帶未能釐清。另外,從實踐的角度來看,特區政府有時忽略了以香港為家、對香港有歸屬感對建立身分認同的重要性。例如,有批評者指出,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並不能確保[被賦予居留權的「優才」]長期留港工作及對港有歸屬感,亦不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何家騏、伍志豪2011,頁222)。政府擴大招收內地生來港攻讀大學的政策亦是雙刃劍。這政策一方面有助推動中港文化交流和發展香港教育產業,但另一方面,如果他們畢業後到外國發展或回流內地發展,那麼吸納優秀人才的效果並不如政府想像般大。故此,現在有部分學者希望重新審視招收內地生是否仍適合作為大學校園國際化的主要準則。

 

無論如何,在一個共融的文明社會中,人們並不應該鼓吹帶有仇恨色彩的歧視。反之,人們應盡一切努力去減低中港兩地的矛盾。這是成熟的公民應具備的素質。另外,雖然文化保守派反對改爭取婦女權利或多元文化的融合,但由於這些論據建基於對文明的生活有嚴重偏頗的概念,所以參考價值並不大(Kymlicka 2002,頁318) 。撇除以性別和種族作為界定公民身份的極端準則,公民身份的探討有助於產生一個鮮明的「公共」 (the public)的現代概念(Pierson 2011,頁23) 。這概念是由當代最著名的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在其著作《公共空間的結構轉型》(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中提出。不過,現時的探討層面仍不足以清晰地區分「公共領域」(又稱公民生活的領域)和「私人領域」 (private sphere) (Ibid.)。

總括而言,按Kymlicka (2002,頁294) 的分析,自由主義者難以認同強制型或高壓型的國家圓滿論 (state perfectionism) ,即是由政府代替人民去判斷何為良好的生活。這違反了自由主義祟尚的個人獨立性 (individual autonomy)和國家的中立性 (state neutrality)。Pierson (2011,頁24) 則認為,公民身份會帶來好壞參半的結果。原則上,擴展公民的權力可以提高個人對抗國家的的能力,但同一時間,它意味著加強國家的統治的權力。最後,筆者認為,儘管上述論述與部分人士的主觀認知出現差距,但深入而全面地了解公民身份及其含義,對日後如何界定公民社會,以及判斷何為成熟的公民抗命運動等均有莫大的幫助。

 

參考:
Kymlicka, Will (2002). “Citizenship Theory”,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 7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 (2011). On Liberty (1859), [Luton, Bedfordshire]: Andrews U.K. Ltd.
Pierson, Christopher (2011). The Modern State, 3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Tai, Benny Y. T. (2007). ‘The Judiciary’ in Lam Wai-man, Lui, Percy Luen-tim, Wong, Wilson & Holliday, Ian (eds.),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olitics: Governance in the Post-1997 Er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 59-74
何家騏、伍志豪(2011)。<優勢人才入境計劃>,載萬穎恩主編 (2011)。《香港商業與經濟58詞》。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頁221-223
洪鎌德 (2011)。《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新論》。新北市:揚智文化

 

作者:黃銘釗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節目管理(資訊科技)高級文憑畢業生。熱愛攝影和探討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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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資訊

ID: 84129
Date: 2014-09-04 14:57:17
Generated at: 2022-08-17 18:58:07
Permalink: https://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9/04/84129/公民身份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