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意識方興未艾

（林亦非攝）

中共「解放」香港超過17年，「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經名存實亡。中共專政集團干涉香港內政益熾，港人抗拒赤化益烈，嚮往台灣本土民主與住民自決精神者益眾，城邦自治與港獨的呼聲漸次顯現，中共政權與香港社會兩股力量相剋相抗，不斷激起衝突與火花。為了追求香港民主普選，公民抗命（佔領中環）與不合作運動（罷工、罷課、罷市）如箭在弦，史無前例。在此陰霾密佈的暴風雨前夕，扼要回顧歷史，積極展望將來，即可預見香港民主運動未來動向，本土意識方興未艾，縱遇挫折，堅毅難屈，不斷前行。

回顧港英殖民統治時代，二戰前，雖有20年代海員大罷工與省港大罷工，也有金文泰總督在香港推崇國學以抗拒中國新文化運動，但居住在香港的華人尚未建構本土主體性，大多視香港為避難場地、革命基地、英治殖民地、商業集散地，仍與同鄉宗親維持緊密聯繫，旅港暫居。及至侵港日軍投降，國共內戰爆發，大量難民湧入，帶來資本勞力，韓戰禁運催生轉口貿易，避難場地與商業集散地的定位更顯突出。這正就是所謂「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港英政府一度研擬推動本土民主化的楊慕琦計畫，讓市議會有三分之二議員由直選產生，最後卻在葛量洪總督手上礙於內外政局無疾而終。與此同時，國共兩黨的明暗諜戰與地下組織互相較勁，毛魔大搞政治運動，梧桐山餓殍與珠江口浮屍慘絕人寰。那一代香港人親歷其境，逐漸形成恐共與拒共心理，堅信香港是中國政治漩渦的避難福地。1967中共策動左派人士與地下黨員反英暴動失敗，土製炸彈滿城，當街燒死電台主持林彬，大失人心，但卻讓香港人同仇敵愾，團結互助，港中區隔，在「港人」與「左仔」之間劃清界線。再加上免費電視台開播，後來的麥理浩總督在70年代推動「善治」，例如公營房屋、肅貪倡廉、免費教育、公援社福、公營醫療、勞工保障、基建工程、地下鐵、新市鎮，香港華人逐漸在港英政府領導下，產生「香港是我家」的本土意識與城市歸屬感，保存粵語文化，流行歌曲和電視電影風靡東亞，但是沒有明確追求脫英反殖與當家作主，更未質疑自己是中國人的身分。雖無民主政制，但有基本自由與獨立司法。

及至80年代中英兩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雙方均視香港為棋子，堅拒港人參與中英談判而成為「三腳凳」。香港人無權參與談判，雖有共同的本土憂慮，但也只不過提出「中國主權換英國治權」或「民主回歸」的呼聲。《中英聯合聲明》在1984年發表後，香港「民主回歸派」爭取1988直選立法局，並在1995年再爭取全面直選，但都不成功。然而，港英政府已在殖民時代最後16年期間逐步增加區議會、兩個市政局、立法局的直選議席以推動民主化，但卻引起中共強烈不滿，斥責彭定康末代總督是反中亂港的歷史罪人。此外，1989年六四事件前後，由前地下共青團員司徒華領導的支聯會籌款支援北京學運，在中共屠城後更發起黑衣大遊行，充滿人道與公義精神，然而「愛國意識」這股逆流空前高漲，既以「文化中國」取代「政權中國」作為「愛國精神」的骨幹，又以「建設民主中國」作為「政權中國」的改革呼聲，雖與香港本土的「民主自治意識」並行，但卻強化了「中國人身分」與「香港人身分」之間的混沌定位，既視自己為中國人，又稱呼大陸人為「阿燦」，甚至認為「中國無民主，香港必無民主」。綜觀全局，香港人雖然逐漸從初生的「本土意識」發展出「民主意識」，但卻與「愛國意識」及「避難意識」牽扯難分。一方面支持「回歸」中國，響應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承諾，但從來沒有大力反對過根本沒有香港主流民意參與制定的《基本法》。另一方面卻出現信心危機，移民外國者眾。恐共過後，不是拒共，就是避共，少言抗共。中國人與香港人身分認同重疊混沌，優次難分，開啟了中共集團日後溫水煮蛙的空間。

1997年「回歸」後，直到2003年為止，雖有房地產泡沫、科網股爆破、胡仙弊案、中國人大居港權釋法動搖司法獨立與法治精神，但上述港人身分認同與意識格局基本不變，中共干預香港事務程度也較低。2003年，沙士疫情爆發，《基本法》第23條國家安全立法觸發逾50萬市民遊行，港人發現屠夫亮劍，開始挺身而出，立足本土，守護法治，要求民主，尊重自治，發出抗議，突然嚇怕中共。中共治港政策開始大幅度轉變，中聯辦與地下黨維穩經費激增，加強統戰干預滲透，開放自由行湧港，加快中港融合。董建華下台後，中共安排曾蔭權在2005年上任，安撫公務員與大商家，用數年時間換取港共地下黨勢力進一步統戰與滲透的機會。2008年，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撰文揭露已由中國治港幹部組成「第二支管治隊伍」，港人治港謊言破滅，高度自治正式殞亡。2010年，香港民主派內部因「五區總辭變相公投」與「超級議席政改方案」兩事瀕臨分裂，至今裂痕猶存，中共更加老神在在。及至習近平掌權前夕，地下黨員梁振英在2012年擊敗地產霸權支持的唐英年上位，共產黨比地產黨更顯強勢，赤化香港更加肆無忌憚。

在2003年往後十多年，香港「本土意識」逐漸冒起，歸根結柢就是從上世紀70年代「香港是我家」的歸屬感，逐漸產生千禧年代「守護我家園」的使命感，並且開始萌生2010年代建立「命運共同體」的本土、民主、抗共凝聚力。這個過程開始於2003年首次七一大遊行，接下來就是左翼團體針對重大社會議題的抗爭運動，例如涉及城市保育（2004年利東街重建規劃、2006年天星碼頭事件、2007年皇后碼頭事件）、勞工權益（2007年香港紮鐵工人大罷工、2008年屈臣氏蒸餾水工潮）、批判地產霸權的集體抗爭。及至2009年爆發守護菜園村與反高鐵抗爭後，本土關懷不再為左翼社運所專美，右翼團體迅速冒起。左右兩翼分別針對港中區隔、雙非孕婦產子、自由行、自駕遊、一簽多行、蝗蟲論、單程證審批權、學位短缺、跨境學童、水貨走私、奶粉荒、豪宅洗錢、粵語文化、正體中文、陸客便溺、鬧市擁擠、名店歧視、城邦論、港獨論等議題展開論戰，分頭抗爭。然而在某些重大議題上，雙方分進合擊，共同爭取本土民主與拒絕赤化。在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抗爭中，體現不分左右而抗拒赤化的年輕世代冒起；在2013年香港電視開台被拒、2014年劉進圖被斬，以及港人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等事件中，體現中共政權橫暴與港人集體憤怒；在近年爭取公民提名與實現真正普選的路途上，體現佔領中環、公民抗命、反對赤化的呼聲，甚至主動向台灣前黨外人士及台灣太陽花學運人士取經。凡此種種，本土、民主、抗共的「命運共同體」開始萌芽成長，逐漸成為香港的主流民意，即將迎戰中共赤化香港的專政行動。

在本土意識成長的過程中，年輕一代相當活躍。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與大學生組織的「學聯」分別在反對洗腦國民教育、爭取公民提名普選特首等議題上，充分展現年輕一代的活力、創意、辯才、知識、論述、理想、勇氣、堅持。他們深感香港未來政治與社會情勢一旦惡化，將會直接衝擊自己一生。他們站起來，不願做奴才，向暴政抗爭，訴求香港公民必須立足本土、爭取民主、抗拒赤化、互相關懷，建構「命運共同體」，抵禦「中共專政體」步步進逼。由於香港年輕一代擁有這種與日俱增的覺悟、勇氣、決心，這種趨勢肯定將會延續下去。正因如此，筆者對於未來香港本土、民主、抗共「命運共同體」的發展審慎樂觀。

左翼與右翼本土運動固然有不同側重點，但其旨趣均在於追求本土民主政制與公民積極參與社會，兩者當然可以並行發展。然而，兩翼內部若干論述或欠周延，有待反思改善。

在左翼方面，大多從全球資本主義剝削、普世人權平等的「兼愛」和「人道」大局角度看待香港問題，批判金融霸權、地產霸權、官商同謀，誠有相當可貴之處，但部分人卻比較忽視文明衝突、國族意識、社群界限、資源有限等擺在面前的其他現實問題，以及「民主」究竟是「由誰作主、為誰服務」這類涉及身分認同、自治意識的重大議題。有人標榜愛世界、愛貧弱、愛國、愛民、愛港，寬恕陸客小孩當街便溺，寬容大陸孕婦湧港產子買奶粉，寬待簡體字和接受所謂多元文化，冷對港中融合不斷加劇，甚至標榜「中國如無民主，香港必無民主」、「資本主義不改，香港不會變好」，最後可能遁入「博愛」的虛偽與「渺茫」的虛無。況且，倘若一切都以弱為正，以強為邪，卒之淪為不斷革命論信徒，正邪不分，強弱循環，辯證漩渦，走火入魔，更是荒謬。

在右翼方面，大多從港人優先、港中區隔、抗拒赤化的角度看待香港問題，提出過不少非常有力的論證，值得肯定，但卻同時出現許多想入非非的偏見，甚至可能缺乏自我反省的科學精神。部分人士提出以下論點，箇中訛誤均值得深切反省：井水河水論（只要香港不冒犯中國，中國就會不冒犯香港，所以港人不宜再為六四難屬、李旺陽、劉曉波等人刺激中國神經）、全稱蝗蟲論（中國人除了劉曉波等少數人外，全是蝗蟲，反而香港人本身沒有蝗蟲惡習，就算有都只不過是受蝗蟲污染，旅遊或移民外國的香港人在外國人眼中更絕非蝗蟲）、矯枉過正論（矯枉必須過正，大規模標籤和揭批才可揚善止惡）、華夏遺民論（香港人是全球保存華夏儒釋道文化最優越的遺民，台灣和日本都要排在香港後面）、城邦邦聯論（香港要在基本法一國兩制框架下建立城邦自治，然後反過來改善中國，日後要跟中國協議成立邦聯或聯邦）、憲法迷團論（既指基本法全是廢紙，但又要呼籲修改基本法；一方面呼籲公投制定新憲，全民重新立約，但另一方面又要求修改基本法，甚至不排斥解放軍駐港）、港獨不智論（香港永遠沒有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的天然資源和軍事本錢，跟新加坡不能相提並論云云）、勇武社運論（不但要勇敢，更加要武俠，針對蝗蟲和坦護蝗蟲的政客，分區抗爭，全民游擊）。

縱使本土左翼與右翼有上述傲慢與偏見，但是放眼目前香港本土意識與抗爭思潮，只要大家反躬自省，去蕪存菁，精益求精，分進合擊，香港將會成為一個本土、民主、抗共的「命運共同體」。倘若不然，大家渾渾噩噩，得過且過，貪圖小利，只求穩定，庸愚無能，香港將會淪為一個專制、親共、陪襯的「大國附庸點」。究竟向上提昇，抑或向下沉淪，端視香港人的抉擇與行動。

中國知名維權律師滕彪先生最近有一番評論香港與中國關係的說話，對香港與台灣均有相當啟發：「自由繁榮的東方之珠必須有高度的自治，香港的命運應該由港人決定。我不反對香港獨立。但如果香港人認為，港人的自治或獨立，可以不觀察、不關注、不思考中國，那就大錯特錯了。沒有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香港人絕不可能有真正的普選。」當然，要推動香港本土民主運動，完全無需等待中國民主化後才啟動，但如果認為香港本土民主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只要中國放權妥協，允諾實現香港民主普選，港中區隔，城邦自治，甚至港獨，那麼就可從此高枕無憂，無視毗鄰香港的極權專制中國政權，那就未免太傻太天真了。沒有中國的民主化，香港人即使享有真普選，都是相當脆弱和充滿憂患的。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識者慎之。

作者：桑普

政治評論人

閱讀後覺得好，請多多讚好及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