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的鬱悶

Sherman Wong 攝

近年參與社運，最鬱悶的地方並不在社運無法改變什麼，而是參與社運這回事本身就很鬱悶。被安排的活動，被安排的群眾，每個流程都釘在動彈不能的位置。我曾經問身邊的人，為什麼不更進取一些？他們說激進手段會影響外界對社運的觀感，削弱道德感召，使社運失去道德憑據，招人話柄。我點頭說明白。我理解，直到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被強行通過那一刻，我問身邊的人：「喂！有冇搞錯？不如我哋入去啦！」大家毫不猶豫──對我投以懷疑目光。手臂上那張「我不是香港警察」貼紙顯然沒有起什麼作用。我識時務，不再說話，免生事端。剛好一群認識的人正要離開，說他們在前面嘗試召集群眾衝擊，但失敗，現在走了。我點點頭，表示明白。比起我講了一句就放棄，他們才真正有恆心。台上的主持繼續慷慨陳詞，我聽見的卻是：「講你就叻，咁你做過啲乜？你有冇更好嘅方法？你自己做乜唔衝？做乜要成班人做你後盾？」我覺得很有道理，決定不做別人後盾，轉身走了。

儘管我老早不期望現有的社運能改變什麼，我仍然鬱悶。如果走上街頭是試圖反抗壓抑的結構，是為了跑到壓抑的結構的反面，那麼我並沒有成功。我遭遇另一個壓抑的結構，因此我一再重複相同的鬱悶。從某個時候開始，社運本身成為了壓抑的結構。它並不指向自由，而且恰恰是法西斯的。法西斯不必禁止人說什麼，法西斯強迫人說什麼。社運領袖一再強調要找出臥底，提醒所有人監視身邊的可疑分子。他有沒有高聲叫喊口號？沒有的話，他可能是臥底。他有沒有積極參與討論會？沒有的話，他可能是臥底。來！我們一起叫喊口號：「撤回東北爛計劃！撤回東北爛計劃！你身邊有沒有臥底？他們有沒有大聲叫口號？」抓臥底的遊戲一再重覆，白色恐怖在空氣中瀰漫，我發現自己並不純粹，我是雜質。我在腦海有些別的想法，這些想法不是被直接禁制，但成為罪證。這些想法需要淨化，需要以另一種聲音取代。譬如說，擴音器的聲音。

很遺憾社會運動又開始結構化。這也許是香港社會運動的宿命，一個一再重複的悲劇。我忽然懷念當年警察喝罵著要求與群眾的領頭人對話時，群眾──真正的群眾，齊聲回答：「我們沒有領頭人。」當年還沒有光環，沒有誰比誰更高尚，沒有誰比誰更資深。有人提議衝擊，沒有人懷疑他是臥底。大家口耳相傳，衝就衝，不衝就算了，不必等大會指示，沒有誰懷疑誰是臥底。當年還沒有光環，還沒有輩分，不必審問每個意見的來源，每個想法在開放的空間流動，或萌芽，或凋萎。直至今天，就算包容變得比粗口更難聽，我仍然相信包容是種美德。但我老早意識到包容正如謙虛，是個只能用以要求自己而不能拿來要求別人的詞彙，否則它會引發詭異的矛盾。也許我們都發現了，要求別人謙虛，這個要求本身是不謙虛的；要求別人包容，這個要求本身是不包容的。如果我們的社會運動最終是為了建立真正的公民社會，打破建制的壓抑，這時候我們也許該停步追問：社會運動本身是否陷入了一種矛盾，成為了它自己想要反抗的對象？

黃毓民曾經提出一個很震撼的說法：「民主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這是黃毓民唯一完整留在我腦海的話，因為我對這句話幻想了很多東西。我的幻想是，所謂分裂彼此敵對，分裂只是容許路線不同的人另開僻徑。就像公司分拆業務，只要協調得宜，當不至於惡性競爭，甚至可以謀取更大利益。分裂本身並不可怕，分裂甚至可以是生命力本身，是包容的彰顯。反而當統一成為社運路上的迷思，它所生成的大佬意識才是致命死角。倘若認真去回想，那些曾經走在最前的民主鬥士為什麼一次又一次在半途成為社運的障礙？要新生代以額外的力量去應付？也許我們會發現，當大佬意識開始形成，當論資排輩成為風尚，當社運組織越來越看重信徒數量的上升而不渴求更多思想衝擊，一場運動會因為結構化而失去了初衷。終於我們也許會發現，社會運動、民主運動──身為雞蛋的一方，其實擅長游擊戰的靈活變化，不適合常規戰的森嚴軍紀。

有時候我會真心期望每個聲稱光環屬於群眾的人，切切實實知道自己在講些什麼，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麼。睜開眼睛，看看他們的群眾就在這裡，其實並不是那麼抽象。我很鬱悶，我想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反抗者跟他反抗的對象，漸漸變化成同一種東西。

作者：Nigel Wong

Nigel Wong 是真名，跟1990年出生一樣，有印在身分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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