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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韓少功（本文摘自作者《革命後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印《參閱文稿》時再次修改。）
紅色中國一開始就陷入烏托邦之困，困於一個人口大國的治理手段短缺。一批造反者荷槍實彈闖進了京城，面對滿目瘡痍的一個爛攤子，要在緊急狀態下迅速實現強國，需要超強的管理和異乎尋常的社會動員力。但把所有的工具擺上桌面，就不難發現宗法缺位（族權廢止），宗教缺位（神權幾乎廢止），而更重要、更普遍、更難辦的則是金錢缺位。所謂資源匱乏，說白了就是缺錢，常處於左右支絀兜不住的困境。同步到來的條件是全球紅色文化讓錢的名聲可疑；集權制度傳統讓錢的效能退減……諸多因素在此疊加，「物質刺激」就只能是一條殘腿，進入戰略設計的概率實在太小。獎金、股權、地權、佣金、版稅、紅利、年薪制、專利費、財產私有制等這些正常國家行之有效的手段，統統不合用和無法用。連當時的行政處分和法院判案也幾無罰金一說，一大原因是：必需品分配僅能「保基本」，讓大家都罰無可罰。
也許明眼人都能看出：此時桌面上所剩的工具只剩下權力，或者說政治。這個國家只能比一般國家更多借助和依靠權力。政治的微笑化、鼓掌化、皆大歡喜化已不可持續。政治榮譽、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權力幾乎成了唯一的分配品，是針對任何不服從者的唯一可剝奪物，相當於唯一的社會操控杠杆。
換句話說，攀比與競爭是人性基本面之一，當人們的利益被一種平等分配體制鎖定，當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財產私有制取消後思富和求富，大富和暴富，誇富和炫富，新的「利益」便登場了，或說開始凸顯—政治榮譽、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權力不過是新的面包，隱秘的利潤和股權，同樣能引起斤斤計較。當唯物主義者們挾「上帝死了」的時代大勢，在高歌猛進的科學潮流下唾棄宗教，那也不過是關閉另一扇求富之門—天堂、地獄、六道輪回、因果報應之類，作為宗教所許諾的彼岸獎罰，相當於面包的期權，亡靈的保險受益資格。事情到了這一步，當生前與死後的利益都不容異動，那麼新的「利益」便是唯一的利益。換句話說，唯政治榮譽、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權力構成市場流動性，勢必被公眾趨之若鶩。天下熙熙，皆為政治來；天下攘攘，皆為政治往。「文革」的熙熙和攘攘有何難以理解？
如果說逐利，這當然是一種非物態的逐利。
如果說利益最大化，這當然是一種非物態的利益最大化—至少在政治權益可兌換成實惠前是這樣。
我們有什麼理由采取雙重標准，把這一些再尋常和再務實不過的逐利者，看作一大群瘋子？我們有什麼理由對逐利這一最基本的人權和最普世的生物性大驚小怪，然後對自己的逐利業績倒是津津樂道？這事其實早已不算新鮮。法國學者鮑德利亞（JeanBaudrillard）已敏感到非物態的利益。比如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中，他認為所謂「現代」是以工業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霸權上升為特征的生產時代，而所謂「後現代」則是一個由符號、代碼和模型控制的模擬時代。在後一種處境裡，消費實際上已經超出實際需求的滿足，變成了「符號化物品」、「符號化服務」中所蘊含的「意義消費」1。另一個法國學者布爾迪厄（PierreBourdieu）沒走得這麼遠，仍對物質和經濟保持足夠重視，不曾把馬克思學說譏為「蒸汽機時代」的「拜物教」（鮑德利亞語），但也對「文化權力」和「符號資本」備加關切2。他們的思想焦點從物質移向精神，從實體移向符號，從生理需求移向心理需求，從使用價值移向意義價值。這當然較容易解釋當下的媒體社會，解釋名牌汽車、名牌襯衫、名牌手袋、名牌月餅一類現像，解釋為何有些人哭著喊著就是「不要最對的，偏要最貴的」。家住你隔壁的那哥們，花一千元買下一盒月餅，較之於20元一盒的月餅，吃起來差不多，似乎買得很虧，但他大舉砸錢買下一堆精美包裝所帶來的體面感、愉悅感、階層認同感等，可能「比現實更現實」（鮑德利亞語），比利益更像利益—據說這就是後現代社會的新法則，被傳統學界忽略。
非物態利益並非後現代專利，與經濟發達和物質剩余並不構成唯一關聯。在物質短缺的年月，魯迅小說中的阿Q與王胡早就開始計較面子，計較一個咬虱子的響亮度，為此一決高下大打出手3。肥大虱子所引起的榮耀之爭，一場窮光蛋之間展開的心理侵占和精神屠殺，在這裡也是「比現實更現實」。在物質利益大體凍結的時代，因種種特定條件，「文革」也可以成為一個符號的大產地、大賣場、大股市—別無選擇的民眾心理需求悉數彙集於此，猶如過量的現金流入市，推動了一波又一波山呼海嘯的追漲殺跌，使各種政治符號的價位不斷飆升。這些符號若虛若實，不像物質財富那樣看得見，摸得著，容易算計，讓經濟學家們用不上方程式和微積分，但它們構成了當事人最真切的日常感受，同樣是可以占有的、流轉的、儲備的、剝奪的、對衝的、炒作的、分配的、壟斷的、繼承的、價位波動的……一個人只要稍有想像力，幾乎可把經濟學的全部用語掄上來，用於這個符號生產和消費的全過程，得出權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系列恰當隱喻。
這些甚至不是隱喻，不過是實說，只是我們的一條舌頭被語言舊習切削，在經濟用語之外顯得詞彙太少。
一條紅領巾就是這樣的符號。
當年有的小學生為了得到它，不僅搶先擦黑板和擦窗台，放學途中還眼珠賊溜溜地轉，太想撿到一個硬幣甚至一個錢包，去交給老師以示自己高尚無私—我就有過這樣的勾當。
有的孩子為了得到它，去老師那裡揭發同伴的劣跡，包括偷摘桃子、街頭打架、往女同學的抽屜裡撒尿，一心樹立堅持原則愛憎分明的自我形像—我的一位發小就是這樣成功的。
有的孩子為了得到它，在防空演習中拽住一個小同學，硬要對方趴下，見對方不配合，便一腳將其踢翻在地，自己再重重地壓上去，壓出了身板下一陣哇哇大哭—他覺得電影中的英雄掩護戰友就是這動作，自己萬萬不可放過勇敢一下的機會。
還有的孩子為了得到它，常去公園、廣場、街頭巷尾偵察巡邏，看一些形跡可疑的男女是否在偷偷拍照，是否在提包裡暗藏了發報機—他們覺得來自台灣和美國的特務一定鬼鬼祟祟，一定長得歪瓜裂棗，時不時向同伙打暗號，最終不可能逃脫自己的火眼金睛。他必須為革命一鳴驚人，讓老師和同學們從此刮目相看。
多年後的孩子們可能十分困惑：不至於吧？一條紅領巾，一個加入少年先鋒隊的資格，又不是什麼智能手機或高考加分，怎麼就讓那些家伙中了邪？一旦時過境遷，當社會出現了多元價值標准，有了其它領域裡的競比，比方看誰的滑輪鞋更時尚，看誰的搖滾唱得更酷，看誰的電子游戲裝備更多，看誰的全家出國旅游更High……一條紅領巾當然大大失重。誰要是為它焦慮不堪，肯定被同學們覺得腦子進水。誰的父母要是抓肝抓肺地逼兒子寫上幾十份入隊申請，肯定被其他學生家長笑暈。不過，這個道理的另一面恰恰是：正因為缺失滑輪鞋、搖滾樂、游戲裝備以及出國旅游，紅領巾才會成為校園裡最重要的符號，最重要的人生增值，在生活中的相對權重大大增加，在感受中的邊際效應突然放大—那些小屁孩，即便沒怎麼「後現代」，還是會情不自禁地為之挖空心思千辛萬苦。
事情不可能有別的結果。在這裡，他們通常會采用兩種競爭方式：一，奉獻型競爭，如表現自己的無私（拾金不昧），釋放自己的勇敢（義救戰友），如此等等。二，攻擊型競爭，不是針對自己的伙伴（揭發劣跡），就是針對幻覺中的敵人（搜捕特務），如此等等。奉獻與攻擊其實是同一種競爭，用力方向不同而已，分別指向價值標尺的兩端，即自我成聖和外在擒魔。
李准編劇和魯韌導演的《李雙雙》，是「文革」前流行影片之一。片中的女一號李雙雙是人民公社社員，有火辣性格和一張快嘴，最愛「管閑事」，經常同村裡的自私落後現像展開鬥爭，因此屢被丈夫埋怨。丈夫喜旺顧及情面，怕得罪人，遇到妻子在外生事，便不論是非一味軟弱，出面向當事的對方賠不是。倆夫妻在一系列糾葛中打打鬧鬧，哭哭笑笑，分分合合，最終當然是妻子的共產主義精神大獲全勝，並且揭發和制止了金樵、孫有貪污運輸費的劣跡，保衛了集體財產。生產隊一片麥浪滾滾的豐收景像裡，雙雙與喜旺也花好月圓，恩愛更深。
這一影片廣受熱捧，家喻戶曉，其思想取向成為後來很多文藝作品的母題，催生了《家庭問題》、《年輕的一代》、《霓虹燈下的哨兵》等熱片，顯示出此時的政治氣溫一路推高，監督和批判已深入家庭，深入基層，遍及社會每個角落。一種嚴肅的政治是非之爭，哪怕在夫妻之間也難避免—雖然《李雙雙》尚處於溫和階段，以男歡女愛落下了甜蜜的句點。
喜旺的人情主義其實來自古老的文化縱深。膽小、圓通、苟且、無原則、隨波逐流、和光同塵，即孔子所痛惡的「鄉愿，德之賊」4也。這種農耕定居社會裡常見的處世態度，這種熟人社會裡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萬能笑臉，認情不認理的泥水匠工夫，一直構成了國家再造的文化性格缺陷，哪怕在「文革」結束多年後，也仍是眾多「人情票」和「人情案」的酵母，是生成腐敗的心理土壤，危及民主與法制。在很多人那裡，有時只不過是一兩年的同窗之誼，不過是一兩次碰杯之歡，就足以使人膽比天大，做假證或做假賬比喝水還容易。寧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只要與自己無關，與自己的親友無關，再臭的一團狗屎也忍得下。許多知識精英對此不可藥救的人情泥潭一直痛心疾首。手機上一個段子說：「中國人可山寨一切，只有民主與法制山寨不了。」
對物的山寨當然易，對人的山寨當然難；正如關於物的理科教學易，關於人的文科教學難。人的血管裡流淌著文化習染、知識沉澱、制度烙印、自然稟賦等，任何雲計算和大數據也難以確切描寫。
面對這一泥潭，彰公法而抑人情，展開廣泛的刮骨療毒，倒像是針對中國傳統的一次空前挑戰。這裡的大義滅親和大公無私，更多一些商鞅、李斯的古代法家風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習慣，接近西方的宗教，比如基督教的懺悔，基督教的誡訓，基督教徒小組定期聚會的「證道」—大家圍坐一圈，現身說法，勤加檢討，洗心革面，努力改造世界觀和人生觀，相當於基督版的「支部會議」、「組織生活」、「內部整風」。這種大規模的民間心靈再造，充滿著法家的嚴厲感和宗教的神聖感，以千萬個李雙雙圍殲「人情風」，與「鄉原」確實格格不入，不失為新民運動的大破大立，史無前例的急風暴雨。
賣淫、賭博、毒品、走私、會道門、童養媳、小老婆、高利貸、人口買賣、詐財的神婆巫漢……這些舊中國的毒害盡遭打擊，幾乎在一夜之間消失，不僅讓國民們印像深刻，也讓很多訪華的外國人驚訝，包括一位英國作家，後來被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秘密約談，應邀寫出專題報告印發給民主黨的外交事務咨詢委員會5。一般意義上的犯罪率，據聯合國國際犯罪防範中心數據庫，取1950~1965年間中國的最高值十萬分之64人，較之於2000年的360人，盡管立案門檻前低後高，可比性大打折扣，仍只夠六分之一。其中「文革」前夕的1965年，犯罪立案率接近最低值，每十萬人中僅29人6，不足同期美國的70分之一7。時值美國約翰遜政府發動「囚犯戰爭」（WaronPrisoners），夜不閉戶和路不拾遺在中國很多地方卻成為尋常。作為一個出身於地主家庭的女兒，我母親不會特別贊同革命，但革命鼓勵女性反抗包辦，不隨夫姓，甚至可休夫改嫁，也消滅了鴉片、賭博、娼館以及小老婆，讓眾多家庭的丈夫免於墮落，為眾多主婦摘除心病，足以讓她一輩子盛贊新社會。哪怕在每天只有幾分錢菜金的窮日子裡，哪怕在「文革」結束多年後的富日子裡，她也始終把毛澤東的畫像高掛於牆—這樣的老太婆不在少數。她們想必都能回答蔣介石為之困擾多時的問題之一：「為什麼婦女不相信我們？」8
官員的清廉作風被很多民眾日後懷念，也事出有因。群眾運動說來就來，對早期貪腐多少形成了一定的阻遏。那時當官的薪資本就不高，一旦沒忍住伸了手，貪了公家的幾個饅頭或一個熱水瓶，便相當於市場經濟發達後的官員拐跑千萬巨款，立刻被公共輿論吊打火燒，在大字報的海洋裡身敗名裂，說不定還丟掉烏紗帽。連劉少奇的夫人出國訪問時多備了幾套旗袍，鄧小平有時打打橋牌，也曾作為「走資派」的著名罪證，在「文革」中傳遍四面八方。那時的機關辦公樓裡常常不見人影，官員們為改革（如合作醫療）和發展（如農田水利建設）奔波，在路上遇到熟人，如不說自己剛從鄉下來，剛從車間來，便有些氣虛理短。天生長得白胖的，恨不能給自己臉上抹鞋油，恨不能找木匠給自己刨去一層肉，以看齊焦裕祿那種瘦骨嶙峋的標准形像—「這事不用爭，自己拿一百張老照片去看吧。」（黃紀蘇語）有些官員日後為自己抱屈的一篇順口溜，確為官場一部並不少見的清貧史：「1940年代流血水，50年代流汗水，60年代流淚水，70年代以後流口水。」
那時的知識分子更是只能夾緊尾巴做人。坐擁豪宅、名車、公司紅利、外國銀行賬號、小清新女助手兼師母天敵……這些反動行徑他們想都不敢想，甚至遭到他們普遍蔑視。剽竊論文或索要紅包，哪怕是心中一閃念，也能讓自己嚇出尿來，甚至對自己慚愧不已。他們勒上袖套，戴上草帽，風塵僕僕，摩頂放踵，奔波在生產最需要或群眾最困難的地方，胃痛了，咳血了，也決不下火線，一心「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他們那裡，日記中沒記上幾條老農民或老工人的感人事跡，就似乎不像日記。不能給晚輩展示手掌裡的幾塊繭皮，也不像個正經的大舅或大姨。他們中的一部分，日後也許痛惜光陰虛擲與專業耽誤，憤憤於自己當年降尊紆貴，但有意思是的，2007年由廣東省發明協會主辦，由搜狐網發起，科技成果評選在全國範圍內經多輪篩選，最終評出了中國現代「新四大發明」，分別是（1）人工合成胰島素、（2）雜交水稻、（3）漢字激光照排、（4）復方蒿甲醚—細數這四大成果，它們無不產生於「文革」，都是精英們降尊紆貴時的作為，與高待遇無關，與知識產權無關。
這樣的社會變化有多少合理，有多少不合理，有多少合理中的不合理，有多少不合理中的合理，須細心辨析。其中有多少人的奉獻出於心甘情願，一切都甘之如飴，也難以估量。重要的是，與很多局外人的想像相異，即使是被迫跟潮的大多數，他們要死要活地獻身革命，一般來說並無槍口威逼，不是迫於美國那樣世界上最大的警察隊伍、最多的監禁場所、最昂貴的司法開支，倒是更多受制於李雙雙這樣的至愛親朋，受制於他們一雙雙揉不得壞人壞事的眼睛。
借前面的比喻：一個政治股市全面沸騰之際，奉獻型競爭與攻擊型競爭相互推高，全民聖徒化與全民警察化比翼齊飛。人人盯我，我盯人人。達則兼盯天下，窮則獨盯其身。盯吾老以及人之老，盯吾幼以及人之幼……幾乎人人都是業余的檢查員、監督員、巡視官、思想警察。由規勸、批評、斥責、揭發、大字報組成的「群眾專政」織就天羅地網，使每個人都成了照妖鏡，同時每個人又都置身於白熾化的無影燈下，時時感受到眾目睽睽的道德高壓態勢，爭當公民模範幾乎是唯一的人生選擇。
全國一盤棋，上下一張網，國家體制建設的諸多難題也迎刃而解。與亞洲、非洲、中東等地太多後發展國家的情況不一樣，政府不再僅僅是首都和市民的政府，不再是眾多部落首領和軍閥合租的空虛門面，共用的前台秘書。史學家黃仁宇極為重視的「底層社會結構」，即國民黨在大陸來不及完成的重要社會工程，由紅色中國搞定，被他視為現代化一大成就9。軍閥割據一去不返，連族權、神權、幫會、土司等形形色色的「微割據」（所謂各種「封建」殘余）也逐一退出視野。鄉村中大批城堡、碉樓、圍屋等民防工程失修遭棄，武館、鏢局、拳師等民防手段後繼乏人，足見「一片散沙」各自為政的亂像不再。民間暴力悉數解除，行政體系深植基層，窮鄉僻壤之地也一片和平，可為這一說法的圖解。
多少年後，我在台灣遇到一位退休將軍。說起兩岸的恩怨情仇，他說台灣的間諜活動在大陸成功率最低，潛伏的幾無漏網，登陸的落地即廢，基本上有去無回，訓練經費全打了水漂。他不知道，他領導過的那個情報機構，面對的遠不是派出所和邊防站，而是成本低廉和無處不在的大嫂、大叔、大娘、大爺、大姐、大哥、小妹、小弟，是數以億計的明崗暗哨，包括各路「小腳偵緝隊」—他還能有什麼勝算？
我同他說不清楚，尤其說不清楚黃仁宇那個「底層」命題。我只能再給他敬酒。
全民警察化曾是解決問題的手段，但漸漸成了問題本身，成了制造各種次生問題的母問題。紅色中國的社會矛盾錯綜復雜，逐步積累成患，其中一題於1964年進入毛澤東筆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10後來的「黨內資產階級」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等，不過是這一概念的延伸和微調。對黨內「幾十萬到百把萬」、「貴族階層」的說法，似是他的進一步量化評估11。沒有資料證明他讀過意大利托派學者布魯諾·裡齊（BrunoRizzi）的《世界官僚制度》，或了解南斯拉夫著名異見者吉拉斯（MilovanDjilas），但他的這一系列論斷與吉拉斯的「新階級」12一說甚為接近，幾乎不約而同，一舉奠定了他在全球左翼陣營的地位，與斯大林拉開相當的距離，以至日後不論有多少負面消息曝光，他仍不失巨大的國際聲望，一直被很多人惦記，被非洲黑兄弟們往胳膊上刺，被一些歐美院校學子往文化衫上印。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法國《世界報》征集有關時評文章。最終刊登的有九篇，其中八篇充滿了贊詞。有些法國人戲曰：他們的報紙罵法國總統可以，罵毛絕對不行。
稍有區別的是，有些人願把他看作爺爺版的格瓦拉，另一些人醉心於他對社會主義體制官僚化的抨擊，更願意把他看作東方版和帝王版的吉拉斯。「文革」中知名的異見者楊小凱（楊曦光），曾為一篇〈中國向何處去〉付出過十年鐵窗生涯的代價，但直到入監前他一直把毛澤東視為曠世知音13。早期的中國異見者也大多為「毛粉」，與撰寫過《造反有理》一書的薩特（Jean-PaulSartre）差不多，與撰寫過《長征》一書的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差不多。除此之外，泛紅群體與泛黑群體的社會鴻溝日深，與官民矛盾形成了一大交叉。華裔作家陳佩華（AnitaChan）、美國學者駱思典（StanleyRosen）、安德佳（JonathanUnger）在〈學生與階級之戰：廣州紅衛兵派性與文化大革命〉中注意到，在他們所調查的兩千名紅衛兵中，「出身不好的」在造反派中占比75%，「出身好的」在保守派中占比80%14。兩派的組織成分大異，顯示出造反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政治賤民的曲線反抗，其針對點正是毛澤東的「階級路線」，可說與他一開始就同床異夢，一名而兩實。韓裔學者李鴻永（HongYungLee）等也都注意到「文革」中造反名義下的諸多民意訴求，特別是歷次運動中的受害者，更多關注一種高層外「人民的文革」15。在他們看來，這些利益主張並未超過溫飽、尊嚴、自由的合理尺度，不失為造反運動得以廣泛勃興的一部分真實原因，因此「毛的文革」與「人民的文革」構成了一種互相利用的關系，不是一回事—他們據此與一般「毛粉」門戶角立。
這些學者提到知青、臨時工、個體業者、遣返回鄉工人、復員軍人、其他低薪群體等，比如武漢一個「582」戰團，即1958年就業但工資一直停留在二級的工人。作為參與造反的一部分，這些群體最關心的不是意識形態，倒是多有經濟利益背景。其中，城鄉差別又算得上很多人最大的冤屈之源，是全國物質利益分配的最大一筆欠賬。楊小凱撰寫過《長沙知識青年運動考察報告》，認為知青是最可靠的革命力量，其依據就是他們在政治、經濟上的雙重受壓。我在1967年看過一次知青造反派演出的話劇，劇名是《姐姐你別哭》，可謂中國最早的「傷痕文學」，表現的是一個反革命分子的女兒，如何被迫下放農村，如何被農民欺凌與侮辱，其凄婉劇情讓觀眾無不落淚。我沒想到的是，多年後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同樣是長效催淚彈，幾十年內一直熱賣，一再印得印刷機發燙，其共鳴者顯然多是與作者相似的鄉村兒女—他們對通向城市的一條黃沙小路耿耿於懷，甚至淚眼迷蒙。
兩部文藝作品，一是說下鄉知青，一是說回鄉知青，視角不同且情緒有點擰，但都涉及到城鄉分隔這一歷史難題和現實不公（包括以「下鄉」為經濟處罰的政治不公）。「戶口」是一個沉甸甸的話題，對於很多人來說如同噩夢。一旦被戶口所囚，鄉村居民就失去了入城就學、就業、退休的社會權益，就可能永遠承受困苦和沉悶，哪怕進城去賣苦力也被視為非法「盲流」，借用一句小品台詞：「離流氓也就不遠了。」這一口氣怎麼也沒法讓人咽下16。他們勒緊肚皮以支撐國家財政，為工業化所需要的原始積累輸血，憑什麼就要被拋出「平等」的大鍋飯之外？既然「文革」以共產主義為旗，那麼他們表達自己的合理訴求，憑什麼被誣為「造戶口反」「造經濟反」的惡行，被當局一棍子打回去17？憑什麼在主流造反派那裡也得不到足夠的支持？
其它社會矛盾還有不少。
顯而易見，諸多矛盾有些是全局性的，有些是局部性的；有些是結構性的，有些是技術性的；有些主要是政治性的，有些主要是經濟性的；有些是剛性的只能斷臂求生，有些是柔性卻不妨調和……可惜不少人對此心不在焉。馬若德與費正清認為「文革」的社會基礎是「軍隊、激進文人、不滿現狀的青年」18，有點讓人不知所雲。「不滿」什麼？哪些「文人」激進？軍隊內部的激烈紛爭（如「二月逆流」事件）19該如何解釋？兩位哈佛教授如此隨意打包，似乎是瞥一眼新華社的照片就做研究，在長安街轉上幾圈就著手寫論文。影片《芙蓉鎮》出自國人之手，作為批判「文革」的經典之作，受官方與業界大力推崇，竟把劇中人物聖魔兩分，紅臉對白臉，還把白臉直接掛鉤「國營」企業，把紅臉一律批發給「民營」人士，同樣讓人不知所雲。作者似乎從未在中國生活過，不知亦聖亦魔才是最為普遍的國人履歷，更不知「上海工總司」「武漢鋼工總」「長沙工聯」那些故事裡20，造反與「國營」不「國營」一毛關系都沒有。
毛澤東也表現出目光迷亂。身處全球冷戰的格局，中國被迫卷入了財富、軍事、文化等力量對比懸殊的全球拼爭。他在一張世界地圖上看不到多少溫情，於是很容易把物質利益之爭、行政磨擦之爭、文化差異之爭、認識側重之爭等統統視為意識形態較量，甚至把人脈派系、作風、方法、性格、意氣等方面的磕磕碰碰，讀入思想有色眼鏡，讀出清一色的階級鬥爭，須鏈接國民黨特務的暗殺，圍堵中國的數百個美軍基地，還有印尼右派軍人政變的血流成河……這一切始終成為他處理國內問題時不在場的第三方，才下眉頭，又上心頭。1964年他與劉少奇有關「四清」運動性質的爭議，顯示出雙方認識的生澀，理不出清晰頭緒。
他最終把「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奉為警世恆言，把「突出政治」視為治國重典，於是一切都開始敏感化、嚴重化、政治化、敵對化，不能不讓人茫然和心悸。在這種情況下，不論什麼都拿來「上綱上線」，一種政治掛帥的杠杆化操作，很快就使社會生活全面變形，各地、各業、各級的攻擊型競爭由此失控。
新政權確實對手環伺和困難重重，但這種「攻擊」演化成捕風捉影、添油加醋、誇大其詞、深文周納、混淆敵我、村村冒煙、四方告急，八百裡快馬進京……造成第一假相是反革命的「裴多菲俱樂部」遍布全國（1957），第二假相是廬山會議後彭德懷的同盟者大有人在萬分危險（1959），第三假相是「黨內、政府內、軍內、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的分子……」（1966）更多的假相也隨之而來，亡黨亡國的危險似逼近目前。以至在後來的日子裡，人們到圖書館隨便挑上一本書，都能在字裡行間看出包藏禍心的蛛絲馬跡，因此無需當局下文件，當局也下不了這麼多文件，但各地書架上早已空空蕩蕩，讀者和管理員下手更快。
其實，一種盛產假相的體制弊端，是矛盾中最大的矛盾，問題中最大的問題，危險中最大的危險，卻不幸成為長久的盲區。那些官僚主義也好，特權意識、野心家、貪污什麼的也好，算不上特別稀罕，放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有，放在任何一種社會體制裡都有，與「階級」和「資產階級」到底有什麼瓜葛？與剩余價值、資本壟斷以及美國第七艦隊是不是一回事？出現在漢朝、唐朝、明朝的貪官污吏，是否也是美國中情局派出的穿越高手，嗖嗖嗖地勾兌時空，嘩嘩嘩地隱身附體，正在古代營構福特公司和杜邦公司的生產關系？國企與私企都可能出現的制假、騙售、偷稅、隱秘排污等，是否都源於統一的培訓和派遣，與什麼所有制扯得上？再往細節上說，法學和經濟學或有階級性，但乘法九九表是否也有階級性？一個人在白天收地租有階級性，但夜裡讀唐詩或打老鼠是否也有階級性？顯然，人類歷史並非只有一個蒸汽機時代，只有一個充滿機油、煙囪、貧民窟的時代。「階級」誠然是群類辨識的重要視角之一，重要方法之一，重要的集合模型與分析單元之一，但並非全部。「階級」一詞的有效性往往系於貧富懸殊，特別嚴重和突出在小康線以下的時代，當民族、宗教、文化、生態等矛盾突顯時卻未必，其邊際效應很可能減退—反之亦然。
換一個角度說，凡有人群的地方，無論貧富都有壞人，是需要道德來處理的；無論貧富都有罪人，是需要法律來處理的，並不一定都適用「階級鬥爭」這劑猛藥。階級問題也有變形或轉化的可能，需相機處理，因症施治，另謀解決之法。相當一部分現像與其說是群體的問題，不如說更像個人的問題。與其說體現了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鬥爭，不如說更像是人類對自身弱點的鬥爭，甚至是每一個人肉體與精神之間的永恆緊張—即便在階級淡化之時也是如此，在最好的社會裡也是如此。富足版的原始部落不會比階級社會更像天堂。
因此，「階級」只是普遍逐利行為的衍生社會構造之一，同其它構造一樣，不過是社會診狀，至多是次級病因。對它不能不講，但不能講得過分，不能當染房漂染一切。不幸的是，「文革」深受二元對立的冷戰思潮糾纏，其政治虛熱和敵情過敏，與冷戰對手恰好形成了同構。在很多後人看來，它差不多就是美國麥卡錫運動的鏡像，一種逆向的高倍數放大21。
大勢已成，積重難返，意識偏執與體制扭曲相互強化，缺乏制動閘的全民警察化一路咆哮向前。連劉少奇的女兒也開始寫大字報揭發老爸22，於是再不可思議的爆料也都像實情了，再離奇的情節也都有了可能。到處都有攻擊成習、攻擊成癖、攻擊以為榮的效忠者，不斷制造出新的「敵人」—包括把一部分人果真逼成了敵人，事實證實了臆想。「信則有，不信則無」，涉及人類社會的很多奇怪糾紛就是這樣「信」出來的。到處都有大嘴巴、是非人、告密專家、政治暴發戶，不再滿足於攻擊落後思想或低俗行為一類小靶子，更願意成天瞪大眼睛，雙目如炬，精神抖擻，叱吒風雲，一心挖出身邊的「定時炸彈」，以證明「千萬顆紅心」中有我一顆。無論是村裡王小二斷言老地主看天肯定是盼望國民黨的飛機，還是朝中老臣懷疑彭德懷見蘇共首領時不帶翻譯必懷叛國之意23……他們的口氣一樣，表情一樣，越來越凶險，使全國上下彌漫著好鬥風格和陰謀想像。我身邊的一哥們，就曾誇耀他在一幅山水畫裡發現了暗藏的反動標語，在人民幣鈔票裡發現了蔣介石側影，鬧得大家好長一段日子心驚肉跳。
一切條件都已具備。聖徒化與警察化兩大政治泡沫交彙，「文革」其實已呼之欲出。在毛澤東那裡，後者誇大敵情，提供了他發動「文革」的必要性；前者美化民情，提供了他發動「文革」的可行性。目的有了，手段也有了，他下一步該如何辦？
他是該去賞花，還是該去釣魚，還是該去北歐哪個宅子裡與美國總統和蘇共總書記微笑碰杯？
1966年的「5·16」通知24下達，「文革」大幕正式拉啟。毛澤東在隨後近兩年間癱瘓了全國的黨團組織，讓各級政府主官幾乎統統下課，鼓勵學生鬧事和工人奪權，容許造反派自由結社、散傳單、燒檔案、封報館、扛機槍、占領官府大樓、全國免費大串聯……一個西方記者如果此時在中國人面前說教「民權」，肯定覺得自己班門弄斧。我的一位周姓朋友，郊區農戶的兒子、湖南「高校風雷」的頭兒，因被總理周恩來點名參加一個緊急會議，商議省會各派大聯合的國是，竟一身臭汗和兩只破鞋，坐上部隊臨時調配的一架雙座軍機急飛北京。離開軍用機場，他手槍還別在屁股頭，進入人民大會堂時居然無人加以安檢和攔阻。如此零規矩、大撒把的「民主」和「自由」，如此奇異的群眾當家作主，恐怕連好萊塢導演們也覺得匪夷所思。哪個編劇要是寫出這種情節，肯定會被老板辭退，讓老婆急召心理醫生。但這一類離奇情形和故事在中國確實發生了。黨政休克和全國大亂的試驗，或如哈佛教授認定的「民粹主義」核爆，在世界範圍內空前絕後，構成了「文革」的早期面貌。
其中的道理也許並非特別奇怪：
既然「幾十萬到百把萬」「貴族階層」（毛澤東語）已劫持各級政權，為什麼不該鬧他一個全面造反？
既然「六億神州盡舜堯」（毛澤東語），那麼鬧一個天翻地覆又有何風險？直接訴諸群眾難道不是把握最大和成本最小的勝利之道？繞開那些科層制的官僚機構，摒棄那些體內消化的關門整肅，來一個全面的揭蓋子、清底子、刨根子、攻打土圍子，難道不是又一場最為得心應手的人民戰爭？
他的奇想，看上去也是精算與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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