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重犯的錯

Terence Yun 攝

昨天是我第一次正式地參加一個社會運動。我一出生就住在獨立屋裏，大約三歲時遷往西半山，一直免於人多擠迫的境況。直到中三遷至天后，才開始真正地接觸銅鑼灣和這個社會。但後來中五又搬進南區，缺乏對社會的認識和享受着利益，令我一直都是一個建制派，連國教我也沒有集會，七一遊行也沒有參加，直到此刻我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合群的人。是甚麼原因令我這樣保守的人，在烈日當空之下來到添馬公園呢？原因只有一個，那不合理的門檻連中立者的心都傷透了，引用今日其中一位講者David Smith教授的話：”It’s heartbreaking.”

我到達添馬公園時大約下午兩時半，目測現場約有一千至二千人，當時的主台講者是David Smith教授。儘管陽光十分猛烈，同學仍堅持坐在空曠的草地上聽課。他主要以George Orwell的兩本著作《1984》和《動物農莊》來開展他的論述。其實他的講課真的不錯，將極權統治，雙重思想等概念和蘇聯歷史很扼要地解釋了一次，尤其「2+2=5」的例子令人印象深刻，反而是翻譯有點跟不上。終於到了發問時間，我問了一道有關”Instead of sitting here, what can we do to change the situation?”的問題，即使空泛的答案是意料之內，難不免感到失望。但我希望這不是我的錯覺：在我問這道問題時，氣氛好像熱烈了一點。他離開台後，學聯的人就拿出一張摺櫈，並就今早往特首辦一事作出宣佈。當時氣氛很好，但沒有人作出後續行動。

接下來是由中文大學的周保松教授進行講課，主要是針對民主和自由是否兩個獨立概念的論述，當中包括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民主影響政治自由和公民對土地的歸屬感等論點，在此並不蹩述。到了發問時間，由於不想再聽到空泛的答案，我靜了下來。有一位女生問了一道簡單而實在的問題：「我和家人因普選而爭執，應如何解決？」就我個人來說，周教授的回答十分全面：他將問題分成三個層次，一是共同對自由的渴望，二是民主和自由何者較重要，三是抗爭手段，並就三個層次各自給予建議。他亦在回答時談到希望將秋天的添馬公民課堂變成一個傳統。

然後，有一個叫Marco的男生發問。他很悲觀，認為我們沒有籌碼，必敗無疑。我十分後悔，我是不應該將發問的權利留給這人的。若你真的認為罷課沒用，為何要出席集會？若我們真的沒有籌碼，為何中央要派小丑抗撓？沒想到，周教授在此點也十分消極，他舉出六四的例子，以證明民主進程必須循序漸進。聽到這裏，我沒有留下來的意欲了；五時半起身離去，目測在場約有三千人。

中共用了六十五年時間，證明即使有後發優勢，循序漸進仍不會成功爭取民主。他們更受不了再來一次六四事件可帶來的政治衝擊。全世界的媒體除了對着伊波拉和伊斯蘭國，就是對着小小的東方之珠。如果想保持明珠的耀眼，我們絕不能過分自卑自憐，要相信自己能做到的事是有用的，不只是言語，還有行動。我仍會繼續出席添馬集會，因為有些錯，犯一次就很夠了。

作者：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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