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容得下夢想嗎？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Maëlle Caborderie）

「做人如果冇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是周星馳在電影《少林足球》裡的經典對白，精警得連文憑試考生也在中文試卷中當作「古語」引用，可見多麼的深入民心。說得也對，我們都是活生生的人，從小至大或多或少都曾在心底裡做過不同的夢，或總有不同的理想、想做的事等等。你可能曾想成為一位足球員、一位舞蹈家、一位導演、一位時裝設計師、一個歌手，辦畫展、相展，開咖啡店、農場，環遊世界，甚或乎簡單點的—組織一個家庭，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安樂窩。但這刻的你，做到你想實現的自己了嗎？

若一個小孩興奮地對父母說「我想做一個足球員，去踢世界盃，做足球先生！」換來的可能是淡淡的一句「諗下好喇，讀好啲書先啦！」；長大點親戚朋友問你在大學主修甚麼，「我讀文化研究的。」「我主修哲學。」下一個不必經過思索的回應便會是「搵唔搵到食架？」「讀呢啲有乜用？」彷彿在香港讀文史哲必然會餓死街頭。記得做保險的表哥甲與在金融界打滾的表哥乙談及表妹的大學選科，說了句「我都叫佢唔好揀理科，冇用架。」一句「冇用」在讀理科的我聽來，的確難聽過粗口。一個剛萌芽的足球夢、歌唱夢，一個在文化、科研界貢獻的理想，總會受到周遭人不同程度的否定，以至你慚慚順著主流走，忘記自己曾經有過一個與別不同的夢。為什麼我們曾幾何時擁有的一團火，會在不知不覺間被拋諸腦後？這無非是因為香港教育制度的箝制及社會發展的單一性，局限了我們本有的多元潛能。

自七十年代經濟起飛，香港的經濟由勞動型轉為知識型，傳統學校便側重於學術、邏輯思維教育，人文藝術教育的重要性則次一等，甚至可說是毫不重視。每個學生在學校裡的價值取決於學術成績，管你有多熱愛音樂、多有運動細胞，在學校你終歸要考好語文，計好數學，才可得到一個大學學位—一張所謂「投身社會的入場券」。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加上典型父母「專注學業」的洗腦式「鞭策」，過程中究竟抹殺了多少孩童的夢？雖然如此，即使你花盡心力得到一個大學學位，也不等於你可自由地尋夢去。整個奉行精英主義的篩選制度，使得不少同學因為公開試成績不夠好而獲派一科不喜歡的科目，最後卻因為一張學位證書而無奈接受；或者以為如願以償獲分配了夢寐以求的學科，但讀後才發現並不如想像般美好，不適合自己，力有不逮兼喪失興趣，認為自己志不在此，想轉系卻發現，很抱歉，機會只留給「過三爆四」的人。在大學裡不能一展抱負，最後為求畢業行屍走肉過了三、四年，這些例子比比皆是。

若我們跳出學校更宏觀的看看，不難發現香港的社會決策，均以即時經濟效益為核心考量，簡而言之，務求與商家一同賺最多的錢。對本土創意文化工業、藝術創作、生態保育等行業，總不會給予大力支持。本地Youtuber Bomba成員Fox曾在社交網站透露拍片時遇到的各種阻撓，包括被領匯、房屋署保安驅趕、被疑似黑社會人士收保護費。即使向相關場地申請拍攝，也不等於解決了所有問題，因為除了申請時間長，更要繳付昂貴租金。可見在港搞創意，實在困難重重。另一點是，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客觀條件上也不免有一些限制。例如有一朋友喜歡接觸野生動物，夢想成為一個野生動物護理員，這應該很難在港實現吧，因而他也不願多想了。

早前播畢的《香港人漂流記》，追訪了多個香港人到異地尋夢的故事。他們離開香港到別處追夢，無非是因為香港這地方並不容許他們實現理想。因為香港租金昂貴選擇到台灣開青年旅舍的Mark；不想「被定義」決定到北京搞藝術，爭取獨立空間的瑞芳；到江西深山大片土地充當農夫，開創有機農場的醫生Andrew和拍檔Ada，他們都是勇敢去追夢的一群。我不是過分悲觀，而事實上在香港要實現一個非主流的夢想，談何容易，皆因香港本是一個可能性有限的城市。不論是選擇留港還是出國打拼，只要踏出了第一步，背後所需面對的接踵而來的難題、家人朋友的不認同，都會一步步磨滅一個人的意志。選擇堅持下去，可能腦袋已經過多番是否該放棄的拉鋸，再進行心態調節，跟自己說句「撐下去！」。在這個人人有壓力的都市裡，當你聽見身邊有人在夾band、搞藝術創作、搞廚餘農作，嘗試不跟隨大隊步伐默默走自己真正想走的路，與其問句「儲唔儲到錢買樓？」「有冇諗過轉行？」，何不多抱以欣賞的角度，向他們說一聲：「加油！」？

作者：小絲

大學理科生，沒甚文化修養，喜愛胡思亂想，自覺與一段人不同。只希望以拙劣文字，記下所思所想。

閱讀後覺得好，請多多讚好及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