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藍皓 攝
知名作家鄧小樺,心繫字海仍不忘關注社運。是日在臉書撰文 (見獨媒《群眾智慧,走過陰謀的海》),公開呼籲群眾慎防謠言,致令「遮打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功虧一簣於「右膠」及不明真相的村民身上,著實用心良苦。可惜其字裏行間充斥詭辯,令人搖頭三嘆,誠為可惜。
鄧嘆息「大臺、糾察、社工、協調崗位」等在場者由衷貢獻,卻被別有用心者肆意污衊。誠然,各地義工朋友在是次社運責任重大,其用心也不應置疑,可是無端將「和平佔中」的糾察、社工與現場的志願人士捆綁,甚至牽扯至物資處、環保分類的義工,根本是無中生有的滑坡。
本來由設立佔領區開始,已有熱心市民及學生自願擔當義工,維持秩序、管理物資、清理布置,早已與該地村民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現在憑空由「和平佔中」派遣的糾察團隊及社運人士加入執法,鄧卻質疑批評者有意「奪權/整散個場」,我倒想問:敢問他們是由誰授權,擁有執法權限?究竟是何單位派遣他們宣傳「協商」(Deliberative Poll)這項玩意,而「協商」的方式是有否得到在場者同意?所謂主導權何時由「大會」把持?他們的空降,是否與當地村民協調,保證公平處事?佔中義工的信念又是否與各佔領區群眾相同?今天戴耀廷亦承認彼此溝通不足,簡而言之,就是「問過村民未?村民唔係咁諗喎」。
另一方面,公眾及佔領者的主要質疑,是針對有個別人士藉運輸物資、人道救援、阻塞通道之名,以「協商」為用,意圖拆除鐵馬瓦解防線。早前陳健民、李卓人分別提出要在金鐘佔領區開放「人道通道」方便傷病者救援,看似合理。但事實上在反國教集會期間,市民大舉包圍政府總部及立法會,同樣出現有人不適狀況。當時我與身邊留守戰友旋即移開鐵馬,讓出通道予救護者通過,事先並無預留所謂「人道通道」,由讓路到返回靜坐的過程卻有條不紊,可見根本無需畫蛇添足。讓出通道的結果,反而是削弱防線,為警方攻堅造就便利,弊大於利。
而是次爭議的關鍵,在所謂「商討」協調機制,存在嚴重缺陷。本來費斯堅(James S. Fishkin)提倡協商投票,本身目標是輔助政策制訂,而未有打算結合社運。此類模式大概到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才廣泛應用於社運。是以將集體協商連結社運決策,並非不可行。
舉例說,其中一處發生的拆鐵馬協商,按周諾恆講法,他是意圖阻止市民拆鐵馬,並讓在場群眾表態協商,再付諸表決,決定撤走與否。但問題來了:一來拆鐵馬周邊村民甚少,怎能以一小撮人的表決,判定佔領區所有人的命運?當大部份佔領持份者(Stakeholder)對小圈子表決之事懵然不知,即形成信息不對稱,對在場群眾極不公平,而這種形同私決的協商,亦屬無效。
何況戰陣之間,非常時期非常手段。商討表決需時甚長,既要讓參與者各抒己見,又要由主持者公正地維持程序、排難解紛,在短時間之內根本不可能聚集大部份人參與。加上現場形勢瞬息萬變,萬一遇上警方掃蕩,或者親建制派糾黨挑釁,難道還來得及表決商討?
故此,決策需在短時間內決定,而當遇上有可能瓦解防守的狀況,務必及時阻止,而非運用民主協商解決。否則,與守城之兵商討表決是否拆除城牆,令城池變成四野之地一般荒誕。當非專業的糾察或社運人士意圖通過協商「解決」此類問題嘅,應慎思「壩崩一角,全堤皆潰」。協商機制既問題叢生,在此鄧卻隻字不提,不知是對機制不甚瞭解,抑或忽略不提。
最後,歸根究底,是不信任佔領群眾。無視村民拼死爭取、堅守多日的防線,藉由「大會」安排的糾察插手干預,將主導權乃至防守拱手相讓。試問當村民甘冒警棍、胡椒噴霧、催淚彈的危險,被驅散又去而復返,方得尺寸領地之際,所謂的大會及糾察,又在何方呢?大家群策群力,保持秩序及物資供應暢順之際,大會又憑甚麼去收割他們的成果,將「遮打革命」僭稱為「佔領中環」的行動呢?
到底誰想奪權,誰要「整散個場」,根本昭然若揭。而村民自發運動出現「大會」騎劫的徵兆,察覺事態嚴重的佔領者及網友出言警示,鄧卻將矛盾轉移去所謂「右膠」身上,不過文過飾非,無助撇清糾察破壞團結的嫌疑。社運之事重在實踐,以戰養戰;村民在前線努力,應該相信他們的智慧並予以支持,浪漫的陰謀論雖然動聽,但多有不宜,徒招重蹈覆轍的失敗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