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世人也有。後知後覺的群眾，從來是跟隨先知先覺的人的。群眾只需要被帶領，需要給予方向，他們不需要被告知所有小節，最好乜柒都有人代勞。推動社會改革，尚且很難爭取大多數的認同，例如有利低收入人士或僱員，多數便不利富人和商家，革命那麼浩瀚，有甚麼可能奢望不會醒覺的加入和支持？革命的，只要有槍，有筆，有錢，就會有人，就會有力量足以迫得當權者不得不放權，然後群眾就會紛紛倒戈——現在連北京也有人供水來支持香港獨立了，大家就更不用憂愁。

群眾根本不介意走在最前的人，有沒有拋離自己，他們最在意的，只是戰爭完結之後有沒有金分，支持革命是不是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項目。好聽的說，這是分工合作，裡應外合，難聽的說，這是外判苦差，隔岸觀火。這種心態，是一群被剝削淨盡而不得不連成一氣的貧下中農和一群生於香港好食好住有兒有女的基層中產所共有的。變，不是不好，但變了之後不好，大家就寧願見步行步慢慢走，反正人生苦短。於是要緊跟群眾的說法也就得以大行其道了。

而其實主張緊跟群眾和尊重群眾的人，只有兩種。一種，是自以為中立的，另一種，則是據民粹為己用的。自以為中立的，香港遍地皆是，訴諸群眾，有如使出一記寒冰掌，可以推卸權責。在略為自由的地方，例如香港，群眾是拒絕激進和革命的擋箭牌，因為七百萬人意見必然莫衷一是。而在據民粹為己用方面，毛澤東希特拉史太林等就是個能手。群眾的看法跟他們一樣，或是被他們所影響時，群眾就成為他們的政治籌碼，用以壓倒黨內異見。民粹本來是中性的，但在極權專制的社會，群眾就是羊群這個本質沒有人敢講，結果大家就在群眾運動之中浪費了一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