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以往某冊中國文學教科書曾經如此解讀魯迅的《藥》:主角夏瑜的母親去拜祭亡兒時,神色閃縮,不理解兒子的壯烈,這所反映了的,正是魯迅認為當時的革命志士脫離群眾,而革命不能脫離群眾。這是編者大約的意思,最準確的行文用字,我不記得了。
這篇小說,於1919面世,而魯迅後來又成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要員,積極搶佔文藝界席位,與資本主義階級敵人胡適、徐志摩和梁實秋等人爆發連場筆戰。他受共產主義思潮的影響,放下得了知識分子的架子,紆尊降貴,看重所謂群眾的力量,是可以理解,而且不難推斷的。
然而,矛盾的是,魯迅筆下的群眾,其形象都是無可救藥的。大家回顧一下文本,感受一下各個角色的愚昧無知,感到的,應該是灰暗的無奈,冰冷的絕望。他們相信人血饅頭可以治病,他們聽到「癆病」二字就覺得不吉利,他們認為夏瑜是該打該死的賤骨頭,他們支持大清政府依法施政。魯迅對於這批群眾的反智,是極盡嘲諷之能事的,而他的冷峻,正正就揭示了他們與已經覺醒的少數相距幾百個光年的殘酷現實。落區打釘,深耕細作,遍地開花,糾正他們對癆病的認識已經很艱難,改變他們對義和團的信仰,改變他們對穩定的依賴,自然是不可能的任務。
於是一種千古不變的三角關係就出現了——革命的,認為群眾脫離現實,自以為中立的,認為革命脫離群眾,而不想惹麻煩的,則認為革命脫離現實。但到底何謂脫離,誰又有資格說人脫離而自己就是衛道之士,脫離是否正常,一時三刻,甚至是花上半個世紀,也是理不清的。能夠理解孰是孰非,孰成孰敗的,從來就只有歷史。
英屬北美洲的平民和中間派,就曾經認為發動叛亂(這場叛亂後來被定名為獨立戰爭)的人脫離現實和群眾。前者,不想改變,只望賺夠了就回去英國本土安享晚年。後者,覺得改變無妨,但覺得為了擺脫英國統治而動刀動槍太激進,希望以自己的理性去拉闊光譜云云。屬地村民說,他們明白現況對於很多滿有革命熱情的人來說,確實是不夠進步,但太進步的人,總是以人身攻擊、抹黑、醜化的手段來批判那些不夠進步狠狠批判其他人流於和理非,也只會落入自我孤立,與群眾漸行漸遠的困境。事過境遷,獨立建國是否脫離群眾,有違後人意願,大家可以去找連澳洲人都要比他們英化得多的美國人去問。
當洋鬼子社會尚且存在大量平民和中間派,在清末民初時代的中國,自然是有多無少。在這段中學生覺得極難背誦的歷史中, 袁世凱取得絕對權力,激起了大量革命志士的義憤。然而,宋教仁遺下的國民黨溫和派跟梁啟超卻選擇了留在國會,繼續在體制內謀事。溫和派說,在這個社會上面,有你們這些激進力量是好的,我也是珍惜激進力量的存在的,但(注意了,「但」字之後才是重點)你們激進的,要認清現實,明白自己不是佔多數,不應批判那些跟不上浩蕩潮流的大多數。我們只是冷靜而持平的謀士與文人,服務不同的target audience而已,外頭的人都不想再添煩添亂了,民意需要尊重。這自然令討袁的各路人馬例如無人不曉的孫中山頗為反感,因為他們心中想的,正正就是群眾脫離現實,而不是自己脫離了群眾。
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世人也有。後知後覺的群眾,從來是跟隨先知先覺的人的。群眾只需要被帶領,需要給予方向,他們不需要被告知所有小節,最好乜柒都有人代勞。推動社會改革,尚且很難爭取大多數的認同,例如有利低收入人士或僱員,多數便不利富人和商家,革命那麼浩瀚,有甚麼可能奢望不會醒覺的加入和支持?革命的,只要有槍,有筆,有錢,就會有人,就會有力量足以迫得當權者不得不放權,然後群眾就會紛紛倒戈——現在連北京也有人供水來支持香港獨立了,大家就更不用憂愁。
群眾根本不介意走在最前的人,有沒有拋離自己,他們最在意的,只是戰爭完結之後有沒有金分,支持革命是不是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項目。好聽的說,這是分工合作,裡應外合,難聽的說,這是外判苦差,隔岸觀火。這種心態,是一群被剝削淨盡而不得不連成一氣的貧下中農和一群生於香港好食好住有兒有女的基層中產所共有的。變,不是不好,但變了之後不好,大家就寧願見步行步慢慢走,反正人生苦短。於是要緊跟群眾的說法也就得以大行其道了。
而其實主張緊跟群眾和尊重群眾的人,只有兩種。一種,是自以為中立的,另一種,則是據民粹為己用的。自以為中立的,香港遍地皆是,訴諸群眾,有如使出一記寒冰掌,可以推卸權責。在略為自由的地方,例如香港,群眾是拒絕激進和革命的擋箭牌,因為七百萬人意見必然莫衷一是。而在據民粹為己用方面,毛澤東希特拉史太林等就是個能手。群眾的看法跟他們一樣,或是被他們所影響時,群眾就成為他們的政治籌碼,用以壓倒黨內異見。民粹本來是中性的,但在極權專制的社會,群眾就是羊群這個本質沒有人敢講,結果大家就在群眾運動之中浪費了一世人。
激進的先鋒,有沒有脫離群眾,並不應該由同時代的平民和中間派去定論。魯迅在時局未定的時候寫的《藥》,若真有「當時的革命志士脫離群眾,而革命不能脫離群眾」的看法,其實也是警世有餘而眼界稍窄。
革命有沒有市場,有沒有群眾的支持,看的是群眾忍耐的能力,政府滋事的能力,以及激進勢力募款和論述的能力。香港的革命者,思想武裝確實不足,但沒有人能以脫離群眾這個罪名去一口咬定他們的路向是錯。仍然脫離群眾不是革命志士的錯,教育群眾也不是他們的責任,樓市崩盤,百業蕭條,羊死,自然就會落地行,自然就會撳得羊頭低。It’s not about教育不教育,深耕不深耕,but determ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