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成長時期，經常會聽到《龍的傳人》這首歌頌中華民族的歌，而其中一段常被人引用的歌詞就是：「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黃皮膚」和「龍」常常都被中國人當作民族的圖騰，而將兩個圖騰經常會糅合了中國古代神話象徵、故事和人物，如黃帝、黃土或皇氣，讓黃種人這概念更是被當作一個仿似有科學根據的人種分類，將中國人的概念牢牢地鎖在「皮膚顔色」之上，但是在東亞地區的人類膚色真的是科學可證的黃色嗎？在退一步想，究竟是誰認為中國人、甚至是東亞地區的人是黃皮膚、黃種人呢？是中國人自己，是日本人自己還是誰呢？
《成為黃種人——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此書正是在回應上述問題。此書的中心主張是「黃色是一個種族性術語，而非描述性術語」。「黃種人」和「蒙古人種」這兩字正正是種族歧視思想與剛起步的西方自然科學相結合所衍生的詞匯，它們被發明出來用作保護「白色人種」具優越性等主張，刻意製造我者、他者之別以及種族之間的階級觀念，用以排擠一些從「白色人種」看來是「低等」的「有色」人種，從而合理化他們的殖民政策。
作者發現黃種人或者黃皮膚這類語言不曾出現在古代中國的文獻之中，而當阿拉伯人或歐洲人在十三世紀打後來到遠東地區（中國和日本）後，他們都竟是用「白色」、「白皮膚」或者「較深色皮膚」的人去形容遠東地區的人。曾有一段時間，到達東亞地區的歐洲人認為東亞地區的人是那群在聖經神話中遺失在東方的基督徒。這些歐洲人在當時的視角下，認為東亞地區的文明可與他們的文明相比，並且認為這些可以被教化為基督徒，所以在他們的旅行報告中，他們會用白色或者一些較淺的顔色去形容東亞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歐洲當時的世界，他們僅知道「白色」的歐洲人和「黑色」的非洲人這樣的刻板形象，而他們急需找到一個顔色（開始的想法是白色，後來則是一個介乎於白與黑之間的顔色）去形容他們遇上的東亞人。
隨著時間推展，傳教士在中國、日本等地的傳教工作進展不佳加之對東亞地區有了更多的來訪，在跟着幾個世紀這些歐洲旅人或傳教士的旅記和報告中，東亞人的膚色形容開始越變越深，從白色到深褐色、到紅色、到棕色、到黃色，五花八門、各樣顔色都有。這樣的推展被研究人員認為是一個歐洲社會對於東亞社會在本質上是否與歐洲基督教文化相似或者能否被其同化的一個評價，從開始時歐洲人認為東亞人能假以時日成為歐洲文明的一員，到後來嘗試將其用膚色將其隔絕開來。有趣的是在同一個時空下，在美洲大陸的原住民亦開始被歐洲殖民者賦予顔色：紅色的印第安人(Red Indian)，這顔色也許和美洲原住民會將一些顔料塗在身上用以震懾敵人有關，但這同時亦反映了歐洲人當時急需尋找一個介乎白和黑之間的顔色去形容他們在不同大陸上遇上的人。
逐漸地在十七和十八世紀，自然科學開始興起。而自然科學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就是將自然界中不同的物種分類，並將人亦并入動物分類，並創造出人屬（Homo Sapiens）這一種類。同時間，既然這些自然學家這麽喜歡分類而他們亦見過或聽説過這世界上有不同樣貌特徵、膚色的人，當然他們亦會人類裏面將其分一分類，但問題是如何去分呢？
在這個問題上，作者發現這些自然學家開始武斷地用黃色或者其他類似的顔色去形容東亞，而同時創造了「蒙古人種」這一類的字詞並且將其結合，不斷在他們的著作中重彈這樣的論調。而到了十九世紀，幾乎大部分來訪東亞的歐洲人在這些自然科學的論述之下都口徑一致地將東亞人形容為黃色皮膚。
作者發現這些自然學家在武斷地運用一種介乎於白與黑之間的顔色去形容東亞人以及創造出「蒙古人種」這類字詞時，他們幾乎都在强調着我者與他者的不同，强調着白色的人種的優越性以及其他膚色非我族類等論述。他們將一些疾病與他們所創的「蒙古人種」扯上關係，如唐氏綜合症(Down Syndrome)。他們在早期將唐氏綜合症稱為「蒙古人症」，認為這是一種返祖現象（他們的論述是優越的歐洲人回到沒那麽優越的東亞人樣子）。
而同時這些歧視、或可説對於東亞不同於己的恐懼開始植根在歐洲的統治階層當中。我們經常聽到的「黃禍」二字開始出現。而當時的德國皇帝用這兩字去形容在數個世紀前的蒙古人入侵則是一個因應當前政治需要用當前語境去重新演繹歷史的活生生例子，須知道在蒙古人入侵的年代，東亞人仍是被人形容為白色或者是一些較淺的顔色。當時在19世紀的歐洲，黃種人、黃禍等詞語已經成為了家傳戶曉、用以形容東亞的用詞。在一幅模仿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畫作而繪製而成稱為《黃禍》的畫中，大天使米迦勒號召歐洲各民族去對抗「大黃種人、佛教和其他異教野蠻的入侵」，這可見上述論述已經深入當時民心。
問題是在什麽時候中國人接受了如此的稱謂呢？而同時間日本人又是如何看待黃種人的論調呢？
在中華文化中，黃色一直都有其地位，如黃帝、黃土、近代皇帝的顔色（如漢朝其實崇尚黑色），但是以黃種人自居則是發生在與歐洲人在十九世紀的激蕩相遇之後。當封建落後的清朝開始希望引進西學用以強國時，他們同時引入了自然科學中對於世界人種的武斷分類，且發現可與自身文化中一些類似的圖騰相結合，所以他們不理會這些用詞背後種族歧視的來源而引而自用。甚至，當他們將其引而自用時，他們亦將其背後的種族歧視思維内化，就如梁啓超曾在《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中説：「彼夫印度之不昌，限於種也，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絕，惟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為之事，黃人無不能者。」中國當時的人欣然接受如此設定，並且認為自己可以於歐洲「白人」并駕齊驅，在種族排行榜上佔在上席。
與此同時，日本人的態度則是一百八十度相反。他們對此黃種人（或蒙古人種）的論述相當反感，除了黃色在他們的文化中幾乎沒有任何地位外，他們不願意與中國這一鄰居同稱一名，認為他們比中國人優越，同時亦認為這是西方意圖防止他們在世界舞臺分一杯羹的方法。
在强調不要種族歧視的二十一世紀中，我們仍能看到在東亞地區這些種族歧視的幽靈。這些論述甚至被全球機構内化，如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二十世紀的正式聲明「種族問題」中依舊指出「蒙古人」、「黑人」與「高加索人」是大多數人類學家都同意的人種，雖然到了近代已經開始對盛行多年的種族偏見或刻板定型提出質疑，但作者認為對於黃種人和蒙古人種這一類別，世界依然沒有太大的注視。
「我們在本書中看到，黃色與蒙古人種都是多少帶有神秘色彩的選擇，也是近期才出現……成吉思汗或匈奴王阿提拉的侵略當然會被視為禍害。然而，這些禍害是到十九世紀才被視為黃色，也就是在蒙古人種成為一個種族類別之後；而以蒙古人種這個方式，將東亞地區不同民族與文化匯集在一起，既奇怪又不適當。當膚色、種族與禍害在中國（其實僅有中國）與黃色的意義出現驚人結合之後，它們便在十九世紀晚期共同傳達出一種特別惡毒的種族主義。」看完此書，我們就知道當弄清一些圖騰，如黃皮膚、黃種人等用詞的來源時，我們竟是如此好笑，將一些種族歧視自己的用語重新演繹自身歷史並且任由這些種族歧視的幽靈繼續在東亞上空徘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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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