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電影缺錢當然是問題，但不是最大問題，缺心缺內容才是。」
健吾：麥曦茵恭喜你監製了新電影《一念無明》，好多謝你做了這件事。但為什麼你又做了一件「搵唔到錢」的事？
麥曦茵：其實這件事每個人都「搵唔到錢」，不只是我，是整個團隊。我只是純粹幫忙協助城市大學的師弟，黃進導演，一個才華洋溢的導演的最新作品。這是他首個劇情長片，電影裡關於我們生於這個世界的難題、難關，而當我們眼見至親的人面對難題的時候，我們該擁抱還是放棄。
這套電影向觀眾提問了，我們身處這個城市空間有多狹窄，我們如何面對社會力爭上游的價值觀。
從小到大，我們一直被灌輸要成功，但當我們不停努力都失敗的時候，我們如何面對不停被否定的自己？做這個電影的過程中，總是提醒我，人有很多愚蠢的念頭，令我們愛不得其法；同時人亦有著不可逃避的責任，除了主角作為父親、作為兒子的責任，即使是身為旁人，我們對別人是否能願意理解更多，明白更多。
在兩位主創（陳楚珩編劇、黃進導演）身上看見很多二人對這個城市的心意，很感恩可以參與這個製作，做這件事與錢沒有關係，一個電影缺錢當然是問題，但不是最大問題，缺心缺內容才是。
「守護一個人或一件事，只需要一個理由。」
健吾：最近兩三年，我覺得你在香港電影界未交作品，但就好似做了很多其他事，當中包括養住好幾個同性戀者非常喜歡的男演員，其中一個就是林耀聲。（麥曦茵：希望有Market，其實我不太了解市場。）我都不了解，（麥曦茵：很難說，現在「男神」的標準好難衡量。）他表面「直不甩」但又經常扮女人，我都不知道怎樣可以幫到他。（麥曦茵：由他自由生長就好。）
但我又覺得有趣的是你退後左做一些和前線不太有直接牽連電影的工作，去做其他崗位時，你覺得而家新一代的受眾，無論是觀眾、網民，其實他們「受」什麼？他們想看什麼？
麥曦茵：其實我也因為想觀察，才表面看起來是停頓；除了有抑鬱症，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我不覺得是完全停滯，在其他範疇，反而超越了過往作為一個人可以做到的事，就像剛才說守護，我正在守護我家（公司）的「細路」。守護這兩個字是這兩三年，正在不停做的一件事，如果想一件事好，或不要「差落去」，那就做到底吧，放棄有一百萬個理由，守護一個人或一件事，只需要一個理由。電影《一念無明》的導演和編劇也是努力地守護著文本，和寫這個的初衷，一直奮戰到現在。
我不太了解也沒有刻意去迎合現在我們城市的人都在看什麼或「受」什麼，因為我也在城市當中，那些突然流行或多人議論的東西或是Icon，並沒有準則，有時候也不是直接和質素有關，主要是看有沒有話題，和什麼人在做；但我還是希望這件事能引起討論的原因除了電影有一定的質素，更希望是觀眾有需要把問題變成話題去討論、延伸閱讀的自覺，這聽起來是一種對觀眾的奢求，但我們必須相信當作品經過沈澱醞釀後，無論初衷怎麼被媒體稀釋、distract，裡面盛載的理念和內容仍然是濃郁的，能夠傳遞給觀眾。我不輕易相信表面的和平，不會輕易就被粉飾太平的包裝說服，所以我們對提出問題或不妥的作品有感覺，可能很多人也一樣不再相信「一切很美好」的假象，但也有更多數人寧願相信「我們本來很好，提出問題是一種破壞」，但我也不喜歡將事情二元化、簡化理解成對立關係，對我來說，覺得「咁沈重唔想睇」的人真的很人之常情，其實也只是以不同方法不同角度去守護自己想相信或不想揭穿的事，那是很個人的選擇。《一念無明》 具備了很多話題，獎項，影展，新導演新編劇作品，導演的靈魂論，演員不收片酬等等是外界關注的誘因，但能令電影繼續有人入場、討論下去的，最大的理由是電影本身在關心什麼。也許這些發生在身邊甚至我們身上的事，無論情緒病、貧窮、家庭問題，我們都想討論，只是不知道如何去討論，我們希望電影能成為一個引發討論的媒介。
麥曦茵：我仍然學習如何轉換身分看待一個電影製作，作為背後backup而非游走現場，和導演相處的過程和過往很不同，視點也不同。整個團隊都好年輕，平均三十歲左右或以下，導演是88年廿七歲（健吾：如果也計童星作為你們團隊一部分，即刻拉低了成件事年齡層）對，即刻拉低了個curve，整體是年輕的。大家也很小心，在一個製作費有限的處境下，極力避免蒙上任何剝削工作人員的曖昧處境。導演和團隊一直想精準、深思熟慮地盤算在16日內完成整個製作，是一個非常克制而不揮霍的拍攝。在大家都願意降低薪酬來工作的狀況下，不希望消耗團隊，也不希望令兩位主演消耗和失望，我們導演編劇監製美術其實都沒有收錢，曾志偉先生同余文樂先生是沒有收片酬，是最後的最後，如果這電影有收入，才有分紅。（健吾：所以其實你剝削左最大個兩個、最重要個兩個）所以拍攝和後期也非常克制，極少拍多於文本需求的任何鏡頭，後來的空鏡頭補拍，也是黃飛鵬導演義助，為我們補。我們共知的邏輯是，正正因為知道每個來協助的人都知道小成本製作而來幫忙，就更加不希望令參與的人感覺消耗時間，這是對參與者的尊重。
美術總監張兆康本人至今也沒有跟我們談及過他本人的錢，我們找他不是因為我們可以熟到不談錢，而是這件事只有他能勝任，他了解我們的狀況，主動為我們思考如何可以節省資源但又達到拍攝效果，即使他現在在做的，總是過億製作。他用盡方法，甚至讓助美在垃圾站內找廢棄家具置景，余文樂在洗手間照的三面鏡就是從垃圾堆裡找回來的。
健吾：但當監製會不會跟當初做導演的身分、角度完全不同？監製其實是管數，要在16日內完成，盡量不剝削人盡量不令大家不開心，你好似在做以前導演不喜歡的角色。導演當然覺得什麼都想要做多少少，來多take試多次、眼淚滴多次、拍個「靚啲」、再做再來，但而家反而變左另一個角度，希望出街時，製成品不令人覺得這是剝削人的製作，觀點角度完全不同。
麥曦茵：表面上想法完全不同，但其實與導演想法是否一致是因人而異。我不覺得每一個監製都會在不剝削人這個題目下有執著。我不知道怎麼說會「好聽啲」，我們都知道，正常情況下怎麼令導演可以較為正常地拍戲，但現在這個製作條件下，我們早也知道是不能夠舒適地拍戲的；其實我們從來沒經歷過何謂「舒服地拍戲」，無論有沒有Budget的製作，拍戲本身也是痛苦的。可能是我們經歷過的崗位都是導演和編劇，將文本創作轉化為影像製作的過程，從來都是艱巨而痛苦的。
又或者這麼說，有些製作即使有很充足的製作費，也會不給予導演合理的配套，而把資源耗費在無聊的地方，這些都是我們眼睜睜看著但不能明白的。我們不能去用別人的標準去思考自己的處境，既然我們錢那麼少，當然要用在不無聊的事上了。在正式拍攝我很少駐守現場，但每隔一兩晚，導演會跟我通電話，疏理一些拍攝上或還原文本的問題，他不是需要一個看著他怎麼拍戲的人，這也是最消耗大家精神力的模式。我不知道到最後一些話語和創作建議有沒有實際發揮作用，但似乎他在過程中，偶然需要較跳出最初創作想像的意見，壓力抒解和調整，又或是某些時候適當的催促（或給予拖延的空間），這可能是我能補足及深入觸及的範疇。老實說我的年資或者經歷都不足以做一個監製，我有自知之明，但在我做導演的經歷裡，深深領悟到監製不要阻礙拍攝，或干預創作，便已非常感恩。因為我也是導演，所以更希望平衡每一個導演的念頭，支持導演堅持追求最接近導演想法的事，特別在後製上，這齣戲反覆做了好多cut，但是當導演仍然未滿意時，我們就得去思考可否盡力bargain多點時間、空間或資源去做好這件事，甚至本來用作儲備的資源，來支持導演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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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