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絲》跨性別背後：我不是同性戀。我是女人。

如果說每個人心中有一座「斷背山」，也有一點「翠絲」嗎？大雄（姜皓文飾）收到陌生男人阿邦（黃河飾）的通知，得悉同性好友離世的消息，黯然看著門後掛住的數件衣服，回應了斷背山的一幕。

循規蹈矩的「男人」

大雄看似完滿的家庭和工作背後，卻擁有只屬於自己的秘密。他的生理性別（sex）為男性，擁有男性的性徵，但他自認為是跨性別者（transsexual），對於自己易服成女裝的愛好，在他平淡的生命中無人知曉，獨自在辦公室的閣樓裡，把男裝內褲脫掉，慢慢地穿起蕾絲女裝內衣，在狹小的閣樓黯淡無光，在有限而壓迫的空間中（limitedspace）以俯視鏡頭，拍攝他穿上女裝內衣在睡在床上沾沾自喜，好像鬆了一口氣，鏡頭反映他心中的無限壓抑與慾望，他渴望成為一個真正的女性，卻只能在衣櫃似的小閣樓裡坦露自己。他回到家中只能換回男裝內褲，穿上淡色的外衣，卻包裹著暗紅的恤衫領口、梳理得貼貼服服的短髮與斯文的衣飾、磨得暗雅無光的結婚戒指。每天面對妻兒的大雄，只能表現自己為規蹈矩的好丈夫、好爸爸，「家庭」卻成為束縛生活孜孜不倦的枷鎖。

大雄的太太安宜（惠英紅飾），她在家裡客廳練習粵曲《鳳閣恩仇未了情》，反串成為男角的小生角色，她在燈光明亮的客廳，在鏡頭中心，以男腔演唱，凜凜地表現出男性氣質，同時她也代表了現代社會家庭主流的傳統父權思想，她在家中管理大小事務，為一位稱職的母親。在忌性文化（sexnegativity）的社會中，性是不可在臺面上談論，安宜提到：「在這個家中誰都不能有性慾!」她將「性」的話題收到臺底中，如一般家庭，對「性」抱持的顧忌與忌諱的情感，忠於傳統的性觀念。諷刺的是，在反串成男角的她，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兩性中遊走，在粵劇看似保守的圈子族群中，當中也有性別逆轉的表現，但在粵劇表演之時，性別之間的模糊卻成為了可被社會接受，可以明正言順討論的話題。這對夫妻性別逆轉的慾望與表現，一個在明一個在暗，社會對此的接受程度也截然不同，諷刺著社會中矛盾的性別狀況。

電影一直提到於香港社會上被忽視的性別的議題，大雄的女婿出軌、濫交，同性戀、兒子的婚前性行為等，對「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制度作出反問與懷疑。許多公民權利都以婚姻為基礎，而個人是否可享有公民權利與社會福利也取決於婚姻的狀態，而阿邦為阿正的同性丈夫，他未能把阿正的骨灰帶到香港，很多公民的權利都已被綑綁於「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婚姻，未能認定為合法婚姻狀況的他們，成為劇中的小衝突，提到骨灰被扣查時，指出各人對同性戀的冷眼嘲諷，污名化與歧視等問題。

被凝視的對象

大雄表面保守，作為家庭麵包的提供者每日循規蹈矩地工作，把內心的慾望壓抑起來，他作為視光師，每天把「眼鏡」戴到客人的頭上，為別人矯正視力；可是，他的生活圈子裡，自身的視野卻狹小得很，和朋友的關係看似緊密卻未能坦言自己性別秘密。阿邦的角色恰恰相反，他年少輕狂，充滿慾望，是位思想開放的作家，善於流露自身情感。他獨自在酒店哭泣的一幕中，他在床上扭動身體，電影用上了手持的特寫鏡頭，由他的長髮開始，慢慢地拍攝到他赤裸裸的身體，不停地剪接特寫他的皮膚、肉身、毛孔，與他充滿慾望的眼神與叫聲，他成為銀幕中被凝視之主體，主動地擺出不同姿態去滿足觀看者的慾望，成為被看的慾望對象。在父權社會中，攝影鏡頭的凝視下，女性角色經常成為被消費的對象，而阿邦的男性角色此時轉變成被看的權力關係，主動成為展現慾望的被看者。

三十年前，花艷紅打拎哥（袁富華飾），在酒樓的閣樓向大雄剖白的一幕，電影的鏡頭由遠景拍攝閣樓，四周也是黑暗，而小閣樓滲出一點光，在此時打拎哥說：「其實，我是女人！」，一場向心的剖白，猶如在漆黑中，發亮的衣櫃打開了一小撮空隙，溢出了一點點逆光，直擊大雄的心。他們只能在衣櫃中隱匿，對自身性別認同無人理解和知曉，對於擁有男性性器官的身體，只能表現出無力感，當中的掙扎、搖擺，他們無法擺脫。大雄年輕時，在浴室裡首次戰戰兢兢地偷穿家人的女裝內衣褲，青澀的臉龐上喜上眉梢，手持的鏡頭在他的背後和鏡子之間穿梭，像偷窺般的，透過鏡子，鏡頭和大雄同時觀賞他身體動作的底蘊姿態，女裝的他成為了自我的慾望主體，在穿上女裝的身上，尋找到安慰和一點性別上的歸屬感，在浴室的隱匿空間裡，「易服」成為了他心中的秘密，一個不能透露的想法，一個社會上的禁忌。偷窺般的鏡頭動作中，大雄像「偷窺」了自己的內心，當中貪婪的慾望，違背了社會主流道德的同時，也得到一點點找回自我的快感。

沒有言語的吶喊

「粉紅」與「藍」，為社會上最普遍最淺顯易明的性別分類標籤，被消費主義當道的社會上，形成了一個被遵從的習俗，在洗手間、學生手冊、兒童玩具，只要是分別男女「兩性」的場合上都會被使用。電影的片頭中，「翠絲」兩字分成了粉紅與藍的兩邊，指涉了大雄在兩性之中遊走的不穩定狀態，兩邊不是人的矛盾；大雄與打拎哥化妝戴上假髮成為扮裝皇后（Drag Queen）的造型的一幕，燈光把臺上的首飾照得十分明亮，當中粉紅與藍色的燈光交錯在特寫的臉部，閃耀不停，兩種代表兩個性別的顏色映照於臉上，將男性身體與女性打扮表現於同一個身體，而不再是局限於內裡隱蔽的女性內穿。

大雄和打拎哥在酒吧裡跳舞時流露出喜悅，而當時電影沒有畫內音，慢鏡特寫了他們狂歡的笑容與感動的淚水，此時加插了畫外音，是一道強捍的女聲，像叫喊、吶喊、狂歡似的音樂，只是一道赤裸裸的人聲哼著。歌曲沒有任何歌詞，暫停了用來理解日常文化的「語言」，此時忘了整齊有序的言語秩序、忘了社會建構一切的權力與規矩，回到只有聲音而沒有語言的最基本，歌曲表現了內心最坦盪盪的歡悅叫喊聲。朦朧醉意之中，像是回到在天堂的一陣狂歡短時光；此時，打拎哥倒下來，心臟也停止了。

大雄回到家中向太太安宜坦白，大雄把逃避現實的太太捉緊，逼她聽自己的剖白，緊湊的手持長鏡頭展開了這場荒誕滑稽的鬧劇，成為了電影的高潮。大雄的粉紅色的假髮掉了，他一邊痛哭一邊抱摸住自己的大腿，哭得眼妝花掉的男人跪求太太和他離婚，安宜否定事實，認為大雄只是「有病」，明天和他去看醫生。戲院當時有不少觀眾忍不住笑了這場荒誕的情節，當中「男扮女裝是可笑的」這在主流文化中根深蒂固，我們長久以來跟著主流的意識形態，經歷了長年的社教化（socialization），對於固有男女的形象的已產生既定想法，男性一旦失去剛陽氣質，就變得像個笑話，不是還比當時《鳳閣恩仇未了情》的性別流動的逆轉更落後嗎？對於性別的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女性展現柔弱、男性展現剛陽的一套刻板印象，在今時今日，其實我們每天都牢牢遵守，都是鞏固這套主流性別刻板印象的共犯。

最後，「翠絲」兩字在片尾再次出現，變成了粉紅色與紅色，最後成為社會認為「女性」主題顏色，是否又回到性別定型的陷阱？不知道，她幸福就可。

作者：翁映瑤

九十後，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碩士學生，終日沉迷電影音樂繪畫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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