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沙士的瘟疫，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缺少，歷代都有。但實在影響有多大？ 會否造成皇朝傾覆？ 這個問題，在 2020年的春季忽然又冒了出來。
最早有系統記載分析的，也許算是借黃帝之名而編輯春秋戰國驗方的《黃帝內經》吧，而東漢張仲景的《傷寒論》才算是有名有姓，詳論季節性疫症的著作。而魏晉又有比較明確的文字，提到一場疫症可以死多少人。參考《曹丕，與吳質書》，提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建安二十二年，有記載瘟疫流行，建安七子，全部都是高門仕族，幾乎一次死光。而曹家是王族，尚且「親故多離其災」。可見當年的疫疾，殺傷力絕對不弱。而張仲景自己在《傷寒論》自序就這樣說明：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原來張仲景之所以專注分析「傷寒」，正正就是這種季節性疫症殺了他的宗族大部份人，十年不到，二百多人的家族，死了三分之二，而當中死於傷寒的，是十居其七。而張氏家族，是高端人口啊，也精通醫藥，尚且如此，一般老百姓景況如何，又可能比這個更糟糕。
如此看來，今時今日所謂致命肺炎，應該比不上古代的殺傷力了。
不過這種殺傷力，最初又似乎和皇朝命運關係不大。也許因為中國自古就有一種「天命」信仰，要是皇帝「有道」而天下太平，自然也會少瘟疫。而每當「天下無道」戰亂四起，才會有瘟疫出現。這個唯心的因果次順，似乎是倒過來的。也不奇怪，因為中國古代，人均壽命本來都不太長，三四十歲左右吧，能活到七十歲的，算是「古來稀」了。「韭菜」這東西，也許是最好的寫照。既然本來就是粗生粗養，反正人多。人要是死多了，只要有足夠人口存活下來，過一陣子，也又好像問題不大。
至隋唐時期，都有記載大型瘟疫。不過都只是遍及部份地區。例如山東、河南等等，當時人口比較集中的地區。反而宋朝的記載不多，只是與蒙古交戰時期才多記載。元朝比較大型的疫症，反而是黑死病。
古怪的是明朝。光是崇禎一朝，十年之內，竟然有記載大型疫症八起，由山西向東橫掃，北京城也受災嚴重。也有說法是西闖霸王之所以由西起兵向東挺進拿下北京，沿途如摧枯拉朽，正是由於有瘟疫開路。至此才有正式說法是傳染病足以覆滅皇朝。
明末名醫吳又可著《瘟疫論》，正值此時在災區行醫。他所論述的症狀，正正就和沙士差不多。此時他才提出：守古法不合新病。而據瘟疫論的分析：病由口鼻而入（呼吸道感染），雖無 「病毒」的稱謂，但實際就指出病毒性感染的具體徴狀。他稱之為「戾氣」。
到了清代，又是回復到大約五至十年一場區域性瘟疫的節奏。直至大規模城市建設開始，死人的數字才見得嚇人。例如同治二年初（1863年），上海發生疫症，死亡人數超過二萬! 連帶傳播到江蘇省其他地方，到大約六七月後才渡過高峰期。
有沒有留意，這個比較準確的時間記錄，正好和沙士的周期差不多！
而其後滿清皇朝受困擾較多的是鼠疫。香港開埠後，也是以鼠疫為主要傳染病。1894年香港鼠疫爆發，死亡二千多人，三分之一人口逃難。幸好香港有英國先進醫藥專家坐鎮，很快就發展出一套現代化的防疫制度。香港和中國的「瘟疫歷史」才告一刀兩斷。直到，well，香港重新成為中國之後囉。
可見，各種大型疫症，對於古老而人口龐大的中華帝國而言，其實都不會發生覆滅性的影響; 反正人多命賤。不過由瘟疫而造成的管理麻煩，反而更有效解釋帝國的逐步解體，正是由瘟疫造成的各地優先自保心態，以致中央無力調動各地共同回應各種內憂外患。尤其在中央集權，威權控制的社會環境之下，一旦帝國中央的管治能力出現失效，帝國出現崩潰式解體，也又似乎相當合情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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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