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有此一說，《三國演義》肯定要禁了。
是嗎？
從前不少文人鄙視香港，視之為「文化沙漠」。而以寫書維生的文人，在香港也的確長嘆「搵食艱難」。不過假如「書」這回事，罕有如沙漠花草，還有需要禁的嗎？
不過同時也有一個怪現象，雖然資料有點過時，但也不失為一個值得留意的數據：按2016年《香港全民閱讀調查報告》所指，原來香港書店的「密度」竟然是全球最高！平均十萬人口就有21間。大家一向認為是文青天堂的台灣，也只是排行第二，有17.6間。而全港書店數目，當年有1,540間，為全球第二！巴黎文化之都，都只有1,134間。
很明顯香港不止不是文化沙漠，簡直應該用文化綠洲來形容才對吧？不過假如是沙漠中的綠洲，大家又幾時聽過有一門絕技叫做「綠洲花草管理學」？開玩笑吧？ 沙漠綠洲的重點，就是遠離人煙、遺世而獨立，正如世外桃園一般，最好是少搞為妙。
假如說香港是因為有大量遊客買書，所以不能以本地人口作準，那麼難道巴黎就不是？舉凡遊客多的大城市，自然書店也多，這個是常識了吧？但本土的讀者，總不能說沒有關係吧？香港每年搞大型書展，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到底是本地客多還是外地客多啦。
香港雖然書店大盛，但「公共圖書館」就很不像話：香港公共圖書館每年借出圖書5200萬本，人均借閱每年只有7.2本。所謂「大市場、小政府」，原來在看書這回事上，真的是「自古以來」的事噢。
假如這個「市場主導」的看書基調沒有改變，那麼由公共圖書館帶頭禁書，又有何作為呢？難道圖書館會左右市場閱讀習慣或者口味？又開玩笑吧？
又有一個說法，就是要禁書，先從學校入手。學生可以看到書的地方，先下手為強就最妥當。
會有用嗎？君不見，坊間即使是「包了膠」的系列，也一樣好賣，甚至是越包得密實、越賣得爽快。同學間的閒聊一大樂趣，就是談禁書，越禁得嚴、越談得妙。這個應該也是自古以來的了，只不過每代人的禁書也不盡相同罷了。所謂《西廂記》誨淫、《水滸傳》誨盜。現在要是有學生肯看，差不多算是中文狀元才對啦。
香港之所以為香港，就是一個「百無禁忌」的自由港。假如連看書這回事也沒有自由，這個就不是香港，是屁港。
書這回事，不是在於你禁與不禁，而是在於讀書的人，是用一個怎樣的腦袋去看書而已。再進而求其因果，就是越是禁人看書，腦袋越是會退化。因此書之所謂為禍，往往是因為禁書而起。這個因果關係，又可見諸「教育水平」的差異：據說，只有小學程度的人，最是危險的，因為「懂得看字」就以為「懂得看書」、還要去管其他人看什麼書，因此但凡有禁書的地方，自然民智不開，因果很簡單的事嘛。
因此錢鍾書先生《讀伊索寓言》也講得很淺白了：小朋友該不該看什麼書，全看我們成年造成什麼一個世界、什麼一個社會，給小孩子長大了來過活！《伊索寓言》這這類童書，要不要禁？也許只是文人笑談。但教育心理學家就反而認為「百無禁忌」才正確，此話又何來？
很簡單吧。其實錢鍾書本人也留白了一點，讓大家反思的：寓言之類的書「要不得」，是因為「它把純樸的小孩教得愈簡單了、愈幼稚了，以為人間是非的分別、善惡的果報，也像在禽獸中間一樣的公平清楚，長大了就處處踫壁上當。」言下之意，是人這東西，有時連禽獸也不如。如何將人變禽獸，原來也有書可以參考的呀。海耶克這麼邪門，又要不要禁？
所以禁書之所以越發不應禁，正正就是因為這個「免疫邏輯」的特性。例如希特拉的《我的奮鬥》也夠邪門了吧？裡面極多教人如何搞宣傳、如何搞煽動的材料。照理就該禁。不過假如對這些東西沒有認識的話，面對政客的宣傳和煽動，又如何分辨、如何判斷？
反之再比較邱吉爾的自傳，也談宣傳和煽動的技巧，還教你怎樣部署和修練。甚至有一本書，專門是比較邱吉爾和希特拉的演講技巧的！
那麼這本書算什麼？要禁還是不禁？還是只禁一半？
越是文明開放的社會，越不會有禁書這回事嘛。當中自有其很淺白的因果關係。而假如又有文盲以為，看書這回事，和搵食無關…. 這個又回到上面講的：小學雞教人看書的問題了。
商人無祖國呀，搵食當然文盲也有自由嘛。不過「高端金融」這回事，小則破財，重則亡國。這些就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有大量先例的。這些書都要禁了吧？很顛覆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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