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奪去多達二千萬中國人的生命，但戰勝未有為中國人民脫離苦難。60年代的大躍進在短短幾年間以千多萬人的血再次染紅華土，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摧毀無數人身心。從數字上看，戰爭是無情，但把苦難帶回人民生活中的政治更無情。歷史是近視眼的。以中流砥柱論把中共和抗戰勝利扯上直接關係，把人民從外敵的威脅中解放的論調不禁令人思索國人的苦難是否曾經結束過。當所謂的解放成為新的逼害，人們是難以理解苦難的真正意義。我們無法忘記抗戰的痛，但戰勝並未有帶來解脫，中國人的痛只不過換了形式。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兩國政府發表了《中日聯合聲明》。話說在9月25日的中日晚宴上，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發言時說：「對於我國在過去數十年間對中國國民做出如此添麻煩之事（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た），我想在此表明深切反省之意。」本來友好的氣氛為之一變，事件更成為其後中日首腦會談之熱議。在9月26日第二次中日首腦會談上，中國總理周恩來嚴正批評：「『添了麻煩』這句話，是譬如把水濺到女性的裙子上，道歉時所用的話。日方以前所做的事，難道只用『添了麻煩』就可以了結嗎？」
社會關心副校任命一事，重點不在陳文敏教授這一角色之上，而是大學最高權力機關在任命上是否遵循應有的程序，理性務實地處理當中的爭議。一所不能恪守自主原則的大學，其維護學術自由的決心必成疑問。教育是社會再生的原動力，只有透過大學理性自主方能培養知識和意識形態的自由發展，幫助社會邁向健康多元和理性文明。由此可見，大學自主從來不是大學的自身事，而是關乎整個社會。學生和社會為「非其非」而挺身而出，是無可厚非的。
日本憲法上，解釋憲法的責任落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國會身上，而憲法第81條列明日本最高法院將會擔當解釋憲法的最終角色。然而、在實際的運作上卻往往由沒有憲法地位的內閣法制局擔當解釋憲法的最高權威，而消極的違憲審查更變相令內閣法制局取代了日本最高法院在憲法上的角色。如斯背景之下，藉更改憲法解釋以確立《安保法案》的合憲性難免會違反立憲主義（Constitutionalism），不但破壞以憲法約束政府權力的基石，動搖憲法的穩定性，更開創政府以修改憲法解釋的手段來改變政府權力的先例。
按初步資料推算，「地球2.0」已有60億年歷史，比地球的46億年還要多出14億年。雖然我們沒法推斷這顆行星上生命存在與否，但有四種可能性值得我們思考：一，行星沒有足夠條件培育出生命。二，因起步點較晚，或進化速度遲緩，未有發展出能夠接觸人類的生命體。三，生命有能力主動接觸其他外星文明。四，文明由於某些因素已經毁滅。
即使沒法立即改變政治上的縱向關係，《正義論》中揭櫫的正義原則都可以助我們改善社會個體之間的關係，進以提升公民質素，以圖改變整個政治環境。在此特殊的背景下，周保松教授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出版顯得別具意義。書中除了通過嚴謹的邏輯重新剖析羅爾斯的《正義論》的重要觀點，為讀者介紹自由平等主義（liberal_egalitarianism）內在的豐富資源，更釐清了現代社會中「自由」和「平等」之間的一些糾結，助我們一探公義社會中的究竟。
歐元需要成員國百分百之決心和承諾維護其「公信力」。一旦「脫歐」成為債務國解決問題之慣例，任何國家都可以重新發行貨幣代替歐元，長遠對歐元的衝擊是無法估計的。當中產生的道德危機將會令歐元更脆弱，間接使金融系統更動盪。在此析論上，希臘債務危機是一場經濟危機，又是政治危機；其肇因是國家性，地域性，又是國際性。根除問題之道，在於持份者願意正視問題的每個面向。堅持所有問題都是釘子，是永遠解決不了問題的。
在政治的歷史上，「少數服從多數」從來不是常態。幾千年來，一小撮人之統治被視為理所當然。到18世紀未、情況出現根本變化。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湧現出政治觀念徹底改變的思潮。平等和自由的概念初次運用在統治上，剎那間特權階級失去了往日的正當性。19世紀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抬頭，更進一步確立政治由重視少數邁向多數的民主邏輯。如功利主義始創者邊沁（Jeremy Bentham）所言，公義謀求「最多數人之最大幸福」，政治的焦點開始落在多數人的幸福上。
本來對中央唯命是從，只懂做議會橡皮圖章已是對「議員」一詞的強烈侮辱。更甚者，33位「議員」表決途中集體離場，部分人不明所以做鴨仔跟住走，把議員的神聖責任棄之於會議廳，他們憑什麼為市民議政？
近年香港人似乎對「中立」一詞產生了微妙而複雜的情感：表面上「中立」開始失去那種公平公正的意義，反而予人一種冰冷無情，不分青紅皂白的感覺。香港人在越發兩立的政治環境下，事件的政治意義越沈重，以中立自居越困難。「中立」本身並無善惡之分，但在政治的光譜上任何位置都暗示了一個價值。以往光譜較短，任何立場和中立都可能是一步之遙；但在光譜兩極毫釐千里的當今香港，中立者往往是社會上的陌路人。
你不需要用文字反抗，更不需要走上街頭抗爭，只要你被捲入天災人禍，國家就會留意你或身邊的人。多問一句「為什麼？」，那人就可能正式成為「國家的敵人」。疑問，親情或良心都是成為「國家的敵人」的條件；你有權悲痛，但沒有權過問真相。這個國度沒有西方價值，更沒有中國的傳統價值。人情和尊嚴只是假裝獻給地下無聲的死者，生者卻要活在沒有尊嚴和人情的土地上，但和死者一樣，生者都難以多發一聲。
有不同評論就指出低劣的文化會影響比較優秀的文化，壞習慣會「驅逐」好習慣，不完善的制度會破壞優秀的制度等。但大多數的分析都只局限於少數和短期的現象，思路流於狹隘。如果劣幣驅逐良幣能夠解釋及廣用於文化政治等層面上，任何壞東西都驅逐好東西，相信人類近幾千年的發展足以提供足夠的時間讓人類社會變成煉獄，任何先進的文化和道德價值都不能得以生存。
今年悼念「六四」其中一個焦點是對「建設民主中國」認同與否。有意見認為港人應該以香港人身份為本位，建立香港的民主，而非超出能力和責任所及，建設彼岸的民主。無可否認，建立香港的民主是港人最切身之關懷，建設民主中國亦似乎遙不可及，取此舍彼無可厚非。然而，邏輯上「建設民主中國」與「建設民主香港」並無任何內在矛盾或對立。回歸以來，中共亟欲在香港建立「想像的共同體」
在公權光天化日下侵害個人自由的社會，竟然會有一班人走出來以自由之名為政府助紂為虐，陷害忠良，搞到香港污煙漳氣。另一方面，目睹香港諸多畸形現象，有一部分人就誤以為任何支持政府的聲音都是站在高牆之上向雞蛋砸石頭，言論自由不應該與這些聲音狼狽為奸。
政府誤以為法院無力要求執行裁決，就斷言挑戰8.31決定是沒有法理基礎，明顯是對法院功能存有重大誤解。當政府或社會都誤信全國人大凌駕《香港基本法》，所有決定都能以「終極法律」之名背離基本法的原則之時，那「一國兩制」就應宣告失敗。
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已成過去，新帝國主義只是意識形態的幽靈，在新冷戰時代纏繞著香港。中國並不滿足於形式上的主權回歸，而是恢復帝國主義踐踏後肢離破碎的尊嚴，重新建立中國這個千年帝國的世界地位。因此中央不計成本希望人心回歸，從而得到世界和港人心悅誠服的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