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少滔
蕭少滔
蕭少滔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本科生校友會會長、 (前)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辯論學會首席顧問、香港中文大學辯論隊校友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國際商業/法律) HEC School of Management Paris, (Financial Engineer, Geopolitics) 恒生商學書院 香港華仁書院

中國大陸在對台「開放」以後,台灣經歷了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形成空洞化的結果。於是在六十年代一直以來所建立的完整工業格局失去了有機增長的環境,當少數企業主大發中國財的時候,表面上的數字「繁榮」掩蓋了社會整體的衰落。小英在書中創造了一個很有趣的名詞,叫「悶世代」。

我在十二月中到台灣,由台北出發,經新竹、台中到台南。原本是商務行程,但吃喝玩樂之餘,順道當然是探一下當地的民情。沿途所見,都只能用「冷清」來形容,基本上完全沒有決戰的氣氛。原因很簡單:就是連深藍的死硬派,尤其是海歸的藍二代,都知道「大勢已去」。

梁振英發表港獨宣言?

聽新聞,終於完全明白,梁振英的底稿,其實係「香港獨立宣言」。梁振英就「一地兩檢」發表意見,指「外國好多都有兩個邊界一地兩檢的安排,完全唔覺得有問題」。咁當然冇問題啦——兩個獨立國家之間嘅事吖嘛!香港幾時變咗同中國平起平坐嘅一個獨立國家呢吓?

直至10月底期指結算日,恒生指數以10,154點收市。一路沽空的大鱷被迫高位平倉、損失慘重,從此不敢再來叫陣。其後還有一些投機份子死心不息,以為外匯基金終須沽出手上的股票離場,到時還可以有機可乘。但原來外匯基金的退場方式,是將「官股」進行「證券化」,打包成為「盈富基金」,一年之後以ETF 形式推出發售。港府不止順利離場,更加將香港的信託產品創新推上了一個新台階。

中國的糧食儲備,十多年前還能在一定程度上「調控市場」,但現在不行了…因為調控能力已經達不到市場的需求。這些原因包括:市場體系不健全、交易市場不發達、期貨交易品種不夠豐富、大宗商品的交易市場與交易主體不夠成熟。尤其明顯的是「價格信號扭曲、生產者和經營者對國家政策形成嚴重的路徑依賴、企業往往很難對市場做出正確的預期」。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

水泥是最基本的建築材料,小至裝修花槽,大至興建水壩,全都要用上。因此作為商品的代表性行業,應該非常說得過去。而且水泥的標準,又是早就有世界公認的尺度,是「基礎商品」無疑。至於中國大陸嘛,作為大興土木的「發展中國家」自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用家。生產方面,也同樣道理,中國也是世上生產最大量的國家。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不應跟洋鬼子一樣進行自由競爭,否則就是「不公平」。另外,就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一有機會,就會操控弄中國的經濟以達到邪惡的目的。(有點搞笑的是,怎看也很像對香港的「普選」論述一樣,哈哈哈)

中國的「定價權」大博奕

例如棉花。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棉花用家,但竟然對國際棉花價格沒有定價權!不過和前文提及的鐵和鋁不同,就是中國雖然是全球最大的棉花生產國,但同時也是「淨進口」國家。

到目前為止,對於被指「惡意沽空」的一眾投資者(或者被冠名成為投機者的基金經理),不是自己去了跳樓就是被執法機構扣上手銬去問話;傳聞中紀委更加在早前開始進駐中證監的辦公室。全國上下聞股色變。在沒有新增資金進入的情況下,整個股市變成「乾炒」。至於國家隊的資金還可以支撐多久?耐人尋味了。

南海問題的歷史記錄

所謂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點嘛,可以更直接地講明白呀,免得全世界都誤會了….實情是:中國自古以來都干涉南洋諸國內政,而且到處都是殖民地嘛。區區幾個在中途鳥不下蛋、滴水全無的小島(實在也只是時出時沒的幾塊礁石),又算什麼?連做歷史註腳的水平也不夠呀。

有關管子對金融理論可與現代水平相符合的分析,大家可以參考宋杰著《中國貨幣發展史》(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68頁:有關「貨幣供應與物價」一項,「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管子,山國軌七十四),意謂:國家如果收縮貨幣供應,令到貨幣九成在官、一成在民,那麼幣值就會大升、而物價就會大跌;相反國家大量發放貨幣,用來收納物資的時候,幣值就會大跌,而物價就會大升。

戰國時期的金融發展

10%關稅,抵到爛!而「按值征稅」又說明了實物貨幣的通行及普及情況。因此可以印證,在商代古墓出土的「無文銅貝」,其實就已經顯示早在商代就有通用金屬貨幣的需要。而起源是自由貿易,不是什麼他媽的大一統政權。有關情況,在出土竹簡也有佐證。例如1987年湖北荊門「包山大墓」發掘時所得的竹簡,稱為「包山楚簡」,地位和睡虎地秦簡一樣重要。因為當中又是一位律政狂人,攬住一大堆文件去陪葬。竹簡之中全部都是楚國在戰國晚期,有關當時社會情況的原裝文字記錄。

先秦的商品市場與金融

一般以中原文明自居的講法就是,南越是落後地區,只有生蕃和瘴疫,沒有文明。而商業文明,是漢代之後才「大盛」,根據的文獻是勝利者所寫的《漢書.地理誌》。噢,是嗎?那麼為什麼這位趙公子,陪葬的有外國東西「波斯銀器」?

原來真正管不到的地方,是秦國各地的地方政府以及和這些官府「合作愉快」的豪強!這些情況,正史是沒有詳細記錄下來的。大家可以參考石俊志所著《半兩錢制度研究》,當中提及對另一位歷史學家 (張南《秦漢貨幣史論》),就「秦代鑄錢是否統一進行」這點進行辯論。

其實不論經濟層面抑或政治層面,所出現的現象同樣都是由於秦國採取了鬥爭思維和掠奪行為。因此簡單地直線思維,將大秦亡國,歸咎於「暴政」與「不是暴政」的選項,根本就是混淆概念。

其餘的「跟進工作」,包括坑殺當年吹捧秦國開放政策、但死不閉口的知識份子們;至於最大的社會活動家李氏….我係話:李斯,結果也因為頂撞了胡亥,終於也在咸陽腰斬了。其餘用作統戰工具的各種人物,下場如何,也又不必一一細表了。總之就是在「統一」的大前題下,一切都以鬥爭手段解決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