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澄
江澄
江澄
是個超級矛盾綜合體的雙子座女生: 讀經濟,又愛戲劇; 喜歡看電視,又怕多看電視腦袋會懶惰; 想做法國電影編劇,又不懂法文; 學了日文,又沒地方用; 自小念英國文學,又偏偏要寫中文小說; 知道寫書辛苦,但不停出書。

根據我的觀察,如果你符合以下兩大條件,在餐桌上談政治絕對沒有問題。如果不符合,那還是講少兩句免傷和氣吧。

《寒戰2》堆填區中能否淘到金沙?有,Oswald簡奧偉大律師﹝周潤發﹞和他的愛徒歐詠恩大律師﹝JaniceMan﹞像霧又像花的關係。

初看《抖室》的中文譯名和故事大綱還以為是驚慄電影,入場後才知道雖然中間逃生一節頗驚險,但整體是以溫情為主。女主角Joy十七歲時被變態狂徒Old_Nick擄走,將她困在一百方呎的工具室中。兩年後,Joy生下兒子Jack。Joy讓Jack相信這一百方呎就是真實世界的全部,電視上看到的高山流水、摩天大樓,以至世上其他人,都是假的。到Jack五歲時,Joy覺得時機成熟,決定告訴Jack他們被困的真相,並要Jack裝死逃到外邊的世界再找人救她。電影下半部就是兩母子獲救後重投正常生活的掙扎。

不過全齣戲教我最不舒服的是很多人讚,最後很多只模型飛機在獅子山前翱翔那幕。沒錯,畫面是很美,這場戲也有point,既達成了余鳳芝同時放一萬隻紙飛機的夢想,同時也是悼念早逝的好友。只是,回學校做這件事也算了,為什麼要一班完全無關的師弟妹參與,跟你倆一起放飛機,悼念一個他們不認識的人?

四姊妹無疑是《海街女孩日記》的主角,其他經常出現的重要配角計有幸的已婚醫生男友和也、佳乃的上司坂下、千佳的體育用品店老闆男友三藏、鈴的同學風太、海貓食堂老闆二宮太太、咖啡店老闆福田和三姊妹的姨婆等。這些人組成了四姊妹的生活圈,故事都圍繞著四姊妹跟他們各自的交往發展。可故事另外有兩個從沒正式出現過和一個只出現了很短時間的角色,這三個缺席的角色對四姊妹的影響比以上配角有過之而無不及,像一闕動人的音樂,一曲既終,餘音裊裊,揮之不去,形成一道氛圍,籠罩著整個故事。

​歌詞裡有一句「北極裡有一束光」,乍看很容易以為是北極光。不過不論是親身還是只看過照片的人都知道,極光是像晚霞般佈滿整個天際的,勉強可以用一片,絕不能用一束去形容。黃偉文這種級數的填詞人,用量詞怎會這樣粗疏?一束光不可能是北極光,那它是什麼?我猜想它應該是雷克雅未克的另一個著名景點,Viðey島上的和平塔﹝ImaginePeaceTower﹞。

「寶貝,對不起,我又尿了。」是MrsOH在電影中的最後一句對白。有一天,我們都要離開這個世界。如果留給最愛的人的說話就是「寶貝,對不起,我又尿了」,情可以堪?但沒辦法,這就是一生一世的愛。

不論喜寶還是Sara都是讀得書的人,不過亦舒寫的是小說,無需考慮製作成本﹝被改編成電影是後話,無關當初下筆時的狀態﹞,夢也不妨織得豪華一點。所以Sara只是想唸band1中學,繼而升讀港大;喜寶一出場已是劍橋法律系學生。甘浩賢會去大學旁聽,陪小女友上堂;勗存姿就到moot court旁聽,欣賞喜寶的雄辯滔滔。勗存姿也有情敵,但不是靦腆的大學生,而是德國貴族。

《Boyhood》:下落不明的朋友

這齣電影的拍攝手法很特別,導演用十二年的時間,每年只拍幾天,紀錄了一個男孩由七到十二歲的成長過程。故事和人物關係是虛構,但演員外型的自然變化和周遭環境,如所使用通訊器材和電玩的更替,卻無比真實。

故事很簡單,太太要離開丈夫,然後導演分別從她和他的角度去說這個故事,並把它拍成兩齣電影。雖說是從兩個人的角度去說故事,但卻不是兩個故事,觀眾不要期待會像「羅生門」那樣,有石破天驚的前後矛盾,「哦,原來係咁嘅,唔知邊個講大話呢」式的人性審判。兩個人的角度說故事,縱有前後矛盾,也是很含蓄,甚至不重要的。就是兩個人的焦點落在不同地方,記憶稍有出入而已。

好,我十分贊成。希望十月三日,可以有很多人,尤其是受停課影響的家長,齊齊穿上白衣,操去政府總部,促請特區政府立即處理各區的佔領,正式回應市民對真普選的訴求。各位忿忿不平的家長,請親自到金鐘、中環、銅鑼灣、尖沙咀和旺角看看,看看是誰拒絕對話、拒絕理性溝通、任由佔領街道無限延展?市民用和平但清

多元爵士新世代

香港國際爵士音樂節已舉辦了好幾屆。早年聽眾容易被大牌爵士樂手吸引,尤其是來自爵士發源地美國的樂手。近年,主辦機構著力發掘新世界的爵士樂,繼早前北歐風爵士樂大獲好評後,今年我們且將重點移到亞洲和大熱的南韓。

廖永雄這樣解釋他的《見山》系列,「我本身很喜歡宋代的文人畫,而那時是沒有紙的,畫都畫在絹布上,而且很多扇畫,我也想試試這個畫法。同時這亦是一個實驗。因為墨在絹布上是不會化的,而一般我們畫水墨畫,墨的濃淡和化的程度就是一幅畫的生命,完全不化的墨,我要重新掌握它的用法,只利用線條去表達。這是一種桎梏,但同時也是尊重傳統。

拜託,作者不是萬能key

從來,真的從來沒有一間學校請我去做講座是想我講文學或創作的,真正一次也沒有。那他們想作者,一個中文小說作者,講什麼呢?很奇怪但其實又不意外,最受歡迎的都是有關學習和正面人生的題目。小說世界可以很黑暗,但對著一班學生就要宣揚正面人生觀。老師們到底有沒有想過作者跟正面人生之間是沒有必然等號的?為什麼那麼喜歡邀請作者講正面人生?因為方便,揾慣揾熟,唔駛用腦?

堅盧治早期和中期的作品比較嚴肅,幾齣名作如《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和《卡拉之歌》(Carla’s Song)等看完心情都會有點沉鬱;近年的其題材雖然沒變,仍然矢志關心弱勢社羣,但卻較多運用喜劇手法表達。2009年的《尋找簡東拿》(Looking for Eric)是雅俗共賞的佳作,去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及剛在香港公映的《智取威士忌》(The Angel’s Share)也非常惹笑。

一代紅伶紅線女在廣州高齡逝世,香港媒體緊跟大陸說法說紅線女對粵劇其中一項最大的貢獻是獨創「紅腔」,部分網民隨即聲討,說一直以來紅線女唱的都是「女腔」,不是什麼「紅腔」,「紅腔」完全是大陸自創的名詞,旨在獨霸紅線女的藝術成就,抹殺她在香港的光輝日子。後來又有人指出,「紅腔」跟「女腔」的確有藝術上的分野。當年仍在香港的紅線女唱的是嬌嗲甜美的「女腔」,投奔祖國後,許是受了樣板戲的影響及年齡漸長,唱腔變得慷慨激昂,是為「紅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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