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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國是學會於一九七五年成立,一直致力推動「認祖關社」運動,至今已有三十多年歷史,乃中文大學中一個以關注國家及香港事務為定位的學會組織。 https://www.facebook.com/cuhkcss

要改變社會,必先喚醒群眾,而喚醒群眾在效果上的直觀反映就是群眾運動的人數。然而,從烏合之眾(A_study_of_popular_mind)一書看,群眾的本質就是愚味、感情用事,要與他們溝通、對話就必須以簡單、煽情的語言入手,把論述化約,甚至化約成煽動性的口號,才能達到動員群眾的效果,這一來就如林行止所說的「運動群眾」,群眾成為動員的對象而已,而非鮮活的個體。然而,以這是煽情語言操作群眾似乎就與「喚醒」、「覺醒」這些群眾運動的初衷相違背,因為目標是建設更好的社會,讓每個人都是具有理性思考的個體,自覺有民治、自由、民主的權利。

一直以來都有不少人詬病,港鐵的扶手電梯洗腦廣播如何煩厭惱人,以至港鐵車站範圍內各種不同提示的廣播,住在車站附近的居民,想必深受其疲勞轟炸。每次乘搭扶手電梯時,電梯處不斷重複三語錄音叫人「緊握扶手」、「小心空隙」之類,近年,有鑒於香港人於電梯上看手機,更很「貼心」的在錄音加插提示,叫人「企定定」,不要只顧望手提電話,用語好比家長訓導孩子般,將香港大眾當成兒童般管教,我們日常生活不能避免這種「被提示」、「被管理」。

香港與中國對局多年,如今「一國兩制」這盤棋已成殘局,兩地矛盾日趨激烈,為八十年代中英談判以後絕無僅有,出人意表的是,香港本土主義應時而生、應勢而起,香港人對中國的離心比以往更甚。究竟是甚麼造就了本土主義?而本土主義,伴隨香港發展,最終何去何從?從香港開埠至今的歷史探究,我們或許能知其端倪。

近期化妝品店、藥房等的營業額增長實已逐漸見頂,「一週一行」實施,必然加速零售業的生態改變,以短線內地客、水貨客為主要顧客的商鋪,可能出現結業潮。相關從業員的生計可能受到暫時影響,但隨著服務本地市場的商鋪重臨,自然產生足夠的就業機會。店鋪主打街坊生意,對本地消費者和小商戶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整個旅遊和零售行業回復常態,對香港社會非常重要。

若談論中國和香港的分別,便應該套用文化差異和文明差距兩個概念。文化差異指的是兩種文化的背景不同,而產生出看待事物的方法全然不同,而且無關於現代與否,而難以調和,強行調和則頭破血流,例如基督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則是一例,兩者對同一事理(聖經、神學觀點)的討論基於文化的差異性,根本無法調和,而且對世俗沒有先進、落後之分,只可以互相尊重而已,而必須作一定的互相隔離,以免二者大打出手。

水壩下的東亞

「印度常把中國當成假想敵,可是中國常把印度不當成一會事。」中國在水資源上握人咽喉,確實是有本錢不把這些國家當成一會事。不過,如此先發制人的戰略在外交上做成的損失、失去人望也可想而知。

水壩上的中國

自近代有水力發電始,各國興修水壩便「順便」加上水力發電機,既作水壩,也作發電。而絕頂聰明的中國人也不例外,不斷地興建水力發電站。然而,針無兩頭利,水壩也是如此,水力發電本身便和與供水存在必然的矛盾,水壩本身必須維持一定的水流量才能發電,故此,在旱季時仍因為發電之用而不得不於上游儲一定的水借助勢能以進行發電,而於澇季之中卻又為了保護發電機組,而要向下游大量洩洪。卻不能成功地調節水資源供求。

選擇自由的自由

追求「選擇自由的自由」為的是體現不同的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可以互相觀照,擇其善者而從之。理性者可以有理性的自由,以感覺行事者也可以有感性選擇的自由,反自由者固然可不必理會我等的自由,自由於你不曾有傷害,你仍可心甘情願作你的奴隸、繼續沉默。但社會上的多數並非如此,他們仍未作出選擇,需要自由的言論環境使他們自由地思考,作出選擇。使他們失去「選擇自由的自由」是不道德的,會使他們不能審視各方意見,只能盲從權威,對他們的主體性是徹底的踐踏。

「為什麼要愛國,你愛的是什麼國?」上國是,一來就是這一堆教人剪不斷、理還亂的「重口味」問題。再下來,「你是香港人,為什麼你是香港人,為什麼你和中國人有分別?」在國是,沒有理所當然的事,沒有先驗的結果。尋根究底之下,國共大戰是會室定期上演的劇目。

周融以六零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比喻罷課運動,更說罷課運動同樣把學生當作工具。殊不知文化大革命與罷課運動的本質有別。首先,文革時的學生可能確如周融所言是「無知及無辜」,受毛澤東及四人幫等中共核心人物所煽動,以革新文化為名排斥異己,學生未經思考加上黨媒宣傳因而受利用。但是,是次罷課確實並無強迫性,參與與否取決於學生的價值判斷,是透過批判思考、理性思維而得出的結果,並無任何強迫成份。故以文革喻罷課,實在引喻失義。

罷課不罷學

作為聰明的大學生、久經社會及公開試錘煉的青年,沒有人比我們更明白大學的知識意味着光輝的前途與錢途,只要沉默、加入建制,豐足的生活就只在目前。但我們決意把這美好的事物拋諸腦後,因為比起這些美好的事物。我們有門生動的社會政治課需要上,我們醜陋的政治仍需要改善,需要我們這些鮮活青年的血汗,構築一個更民主、開放的社會。

自由的渴望

人大常委的決定好比一場自助餐,甚麼都可以吃,但只有一道菜可以吃,這樣的自助餐還是自助餐嗎? 市民,這只不過是披着自助餐的皮的快餐而已,這只不過是變相的極權。當侯選人必須有過半數的提委提名,還有可能有多於一個侯選人嗎?明顯地,這絕不可能!

外國勢力

平心而論,外國勢力有嗎?有的。他們想中國好嗎?我相信沒有國家希望多一個強鄰,中國也不會希望印度強大到成為超級大國,整天在喜瑪拉雅山耀武揚威吧?那麼,外國勢力有用方法阻止中國強大?我相信有,不然各國之間不會有那麼多的間諜。然而,這是八九民運、佔領中環的根源嗎?我相信若自身不存在深重的矛盾,便沒有外國勢力可資利用的空間。從來,外國勢力既不神聖,也不偉大,沒有義務當神聖使者幫助我們,有機會打壓一個國家必然不遺餘力,這是國際博奕的常態,美國如此,中國也如此做,輸波不能賴地硬,要怨只能怨自己不爭氣。

門不常開

我們常問為何要爭取民主,又云民主非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等等。沒錯,民主並非解決問題的萬能機器,但民主社會下的人民對國家的未來有置喙之餘地,那些舌如彈簧的政棍仍必須恭敬地面對民意,人民的聲音不致成為「別有用心的小份人」或「一些意見」,可以肆意無視。

可怕的是,連官方媒體也漠視公德,甚至呼籲大家要包容別人漠視公德。需知道國家要進步,則必須視舊有的惡習如洪水猛獸,必須除之而後快,如明治維新時抱着「破歷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的決心,上行而下效,文明才能有進步。

可笑的「絕食」

以絕食作為抗爭手段,應當是以生命作為代價,至少有心理準備付出生命,才能具有道德感召力,以昭示強權下人民的無力。作為對強權的控訴,絕食作為抗爭手段是極其悲壯的,如台灣的著名社運人士施明德,為抗議江南案便進行四年七個月的絕食,而國民政府不單不樂見其死,反為保其命,強行對其灌食三千零四十次。看到此處,讀者可能會問政府為什麼會解懷他一己的生死,除去反對者不正對政府更有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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