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metoo一直有保留，由特首出來說項的一刻，我已在電台節目提出保留。不是說林鄭利用metoo 一事籌措自己的政治本錢那麼簡單，而是看到政工作者，一眾自恃為女性發聲的壓力團體、政客、學者，面對時局有所轉換，有著集體的失語症。然後，只是到處打擊跟他們不同立場的人，就覺得香港人很可憐。
香港人的時間是不值錢的。
對他們而言，免費的東西，就最好。每次有什麼東西「買一送一」，排隊時間高達兩三小時，都沒有問題。一杯名牌雪糕幾多錢呢？40元港幣，對不？現在最低工資，都37.5了。兩個人，如果都大學畢業，時薪怎麼樣，都有40元以上吧？排兩小時去換一杯軟雪糕，時間成本是幾多？
我唔識講，我唔理，我唔知，總之我要你點點點。
是不是似曾相識？對。這就是香港人對「政治」的大概水準。他們認定了一些事情是對的，你就自然而然覺得，這件事就應該要做。
即使你用盡所有方法，告訴他們這種狀態是有不妥的，違反民主精神和原則的，都好像不重要。因為你這麼說，會影響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會上好子彈準備攻擊。
這幾天，發生了什麼事？
我只可以覺得，每一次要動員，要宣傳，都可以令人覺得有一點很難為情。我以為，好多人好在乎假新聞，但當特首林鄭月娥在立法會沒有說過「對付我」，她說的是「對待我」，但所有傳媒，不分左中右，都說她說「對付我」，大家都當沒有事發生。日本沒有說過「或考慮」免簽證，但就可以做圖然後廣傳。為什麼？只要是「符合他們要宣傳的意識」，你就可以隨便用「假新聞」了嗎？
他在台上，沒有那種痛哭流涕，沒有販賣那些「我好努力好辛苦我現在捱到今天多謝大家」的戲碼。他賣的，是專業的演出。每一首歌，舞台調度都換一個畫面。一個紅館，三面台，可以設計的東西有幾多？他封了兩個大block 的位置，目的就是要造就各式的舞台效果。這個演唱會的聖地，一時像一個深邃的宇宙，一時又可以因為各種屏幕的壓縮而變成小劇場，在多個鏡頭的支配中演崩潰的人。地面還有LED 燈，可以讓這位大歌手在香港來一次「躺著來賺錢」，唱《飛》的時候，他真的睡在紅館的台上。舞台上的可能性，我想他要探索，他都試了一次了。究竟，他帶了幾多東西來香港？
八十年代，台灣人以前覺得《英雄本色》、梁文道說mark 哥褸是台北青年時代尖端的見證。以前，歌手張國榮要找蔡康永去二二八公園是「見識」，蔡氏也得小心翼翼，因為他是所有華人心中的天王巨星。
大部分人都認為休息是減壓良方，但社會對休息的錯誤觀念，如「勤有功，戲無益」，以及家長從小到大灌輸「不要玩，快溫習」的觀念，令青少年貶抑休息的價值，誤會休息等於浪費時間，故必須完成溫習、工作後才能休息。
你知不知道，現在是沒有人做樓面的。九十後那些，好樣一點的，會說英語的，大多都不肯做。然後兩三天就嫌辛苦，要不上班就不上班。你再到網路看看那些面書的請人谷，一去到是請樓面的，幾乎是有手有腳，樣子還可以的，就會有人說『你什麼時候上班』。
我記得，十年前，我在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某教授的辦公室，他沏茶，我給他新書。那時候，我們聊「香港」這課題的時候，他待我上賓，傾囊相授。他曾經對我說一個故事：有一個現在被稱為泛民的大家姐，在一條條例草案不被通過之後，傳了一個很長很惡的電郵給很多學者，說「條條例衰左就係因為你地唔撐呀！」唔……那一秒，我有點猶疑，（我說多一次，對文盲眼殘智商有問題的深黃絲，我唯有有教無類的嘗試多說一次，請你們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只是猶疑，我沒有質疑那位泛民阿姐的對錯），我甚至反思，學者的工作範圍，應去到那兒。
你對陳維安涼薄之時，又有沒有想過南丫島慘劇，又或是經歷海難的香港人，對著這笑話是笑不出的？我的家人，都有癌症歷史。她們有不少都經歷癌症治療的人，所以他們對韓劇內出現的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絕症gag，有點感動都不覺有。
出稿收錢先？結果呢？「就畀d 廣告界癲佬係d 圍內吹水group 度講你（佢又唔知我係入面果下好野架啵！哈哈哈，做人最蠢係咩？以為自己係背後講人是非，但佢句是非係講埋畀我聽既！）講完出黎，先要畀一堆網民話，之後再畀大戶講句『永不錄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