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朗
日朗
日朗
不平則鳴,專發逆言。

我們的回憶,都只是創作

大家記得對上一次與家人在酒樓晚飯的情景嗎?仔細一想,一幅環境嘈雜,老竇在嘮叨,細佬低頭撳手機,楊州炒飯飯多肉少……的具體畫面浮現腦海。腦中有這幅鮮明畫面嗎?有的。這是重拾當晚的景象嗎?不然。我們記住了的其實只是這樣的主線索:「嘈吵」、「父母在嘮叨」、「細佬望手機」、「楊州炒飯飯多肉少」幾條抽象訊息。當我們要回憶當晚情景時,腦部就立刻依照真正記住了的這幾條原本抽象的線索,即時繪畫整幅畫面──線索以外的大量留白由即時想像填補(所以「回憶」內容很受嘗試回憶時的身處情況影響),然後矇騙自己是重拾到當刻的景像。我們是以為整個多維畫面是一直藏在腦海中的──而不是這樣一直待到回憶時才即刻創製。

寫「帶頭」,不寫「牽頭」

何解香港人近年不再直述「帶頭」,而學大陸當人係扯線公仔,以「牽頭」為喻呢?

有些事情,雖然違法,但無傷大雅,諸如行人在馬路前望見遠遠無車,就在紅燈仍亮時過馬路,或在街上想起沒帶身份證又不返家取回之類──法規為一般情況而定,只要所涵蓋的大部分情況下市民守之都利大於弊,即可考慮頒行,故此當中必然會有守與不守無關利害的可能情況。這些情況下,以法為先的人仍照法規而行,而重德輕法的人卻可能違法而行。但既然所為影響微末,談不上惡果之餘,法治系統亦能容納之。

「我要搵食!」「我要開工!」「我要養家!」市民生活一直受佔領運動所阻,輕則交通不便,重則生計受損,對這場運動的控訴由是無日無之。「你有權追求民主,但不可以損人生計」成了反佔領輿論的常見口號。在這些論述之下,佔領人士損及他人,所以是不應該的──然而這犯了一個嚴重的概念問題,忽視了現況之下「不是我阻你,就是你阻我」的相互關係。

限定兩、三個中共心腹參選,例如「唐英年VS梁振英」之類,選民就只能嘗試選取當中「害較輕」者。恐/奸/不/黑要派臥底潛伏,一旦有臥底以讓利或示忠等方式過了提名委員會一關,做特首,只要向市民顯示自己「害較輕」就可以了;這不是比在一大堆候選人中顯示自己是最優秀的,輕易得多嗎?

當內地官員或親北京輿論說「愛國就須支持中央政府,反對一黨專政就不愛國」,不一定就是將國與黨或政府等同了,其意思可以是,支持黨或政府是愛國的表現,因為支持黨或政府是支持國家的最佳(或唯一)途徑,最合乎國家利益,然則這是判斷問題,而非語意問題了──到底怎樣對待黨或政府及其政策,才是對國家最有助益的做法?此中只有途徑與目標的偶然關係。例如本年六月三日,明報記者訪問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與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對愛國的理解。當劉慧卿稱「我維護中國利益,我只是不維護共產黨利益。」曾鈺成回應:「是否有一個抽象的中國利益呢?(曾鈺成似乎不知道,中國人民的利益就是中國的實際利益。)」這就涉及事實判斷的問題而非語意問題了──究竟中國利益何在?是與黨的利益密不可分嗎?怎樣做才對中國有實質利益?

內地官方一直以來所謂「結論」,到底是甚麼?我們可參考官員與香港建制派的說法。王光亞謂「早有結論……維護大局穩定,促進社會和諧是廣大人民普遍願望。」似乎是說,當年做法保障了大局繼後之穩定,故此合宜。歷年立法會辯論平反六四議案時,建制派議員為當年北京政府的舉措辯難,則多以中國八九年至今經濟上之發展與成就為言。總而言之,就是明示或暗示六四當年以血腥鎮壓作清場手段,確保了中國「穩定繁榮」的局面,因此是值得的。這是我們從支持政府當年鎮壓手段者口中聽得最多的辯詞。(只是往往用上有點隱晦的說法。)

如此試題,何以示考生?

首題著考生以「必要的沉默」為題撰文,論者或謂疑似維穩,非議不少。筆者以為該題確實欠妥,但主要是行文問題。句式是嚴守學界流行講的「漢語語法」,卻頗有機械中文之弊,不堪示人。若將題目依原來構思而改至詞理通明,則輿論責難之聲當可大減。

梁振英的媽媽及母親

中國人為文,多崇尚「剪截浮詞」原則(見《文心雕龍、鎔裁》);「一個孤僧獨自歸」式反覆,向來視作為文大忌;筆者寡識,亦未聞歐美政要敢對人民如此說話。然則梁振英這套「殘像拳」,有何師承?(或按梁特的說法:其來由、來源、發端以及濫觴,從何而來?)

名何以浮,榮何以虛?

1992年,美國富商貝羅特宣佈參選總統,擁戴者眾,貝羅特因事退出後再次宣布參選,聲勢驟降。研究人員一直調查貝羅特支持者的心態,曾囑貝羅特有過的支持者回憶他早前棄選時的反感,發現貝羅特再次參選後還支持他的人多錯誤低估當初得悉他棄選的反感,而這時不再支持貝羅特的多錯誤高估當時的反感。記憶充滿孔洞,而我們都慣以當前的感覺將舊憶的孔洞填補。

  剛過去的六四悼念活動,支聯會初用上「愛國愛民」字眼,而遭到不少原來支持六四悼念活動的人士口誅筆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