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妄齋
無妄齋
無妄齋
是非忘所以,黑白觀自在

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亟言言論審查對創作自由之禍害,其真知灼見儼然如烔燭。不幸地大陸文壇的中流砥柱無一以守護自由為己任,更淪落得為專制張目,喪失良知的力量,那他們尚有何憑恃感召人心?知識份子中出類拔萃者皆流於腐化,那我們將何處尋覓真善美等價值標準?就連曾幾何時的照世明燈均不能倖免於利慾權柄耳濡目染,社會將如一座巍峨的古老要塞,持續被諸般惡念在牆角下挖去土石,文化、教育、義理乃至文明規範必然被蠶食至土崩瓦解,最終人類世界將陷入萬劫不復的罪惡深淵。

早前相信不少人對演奏指揮葉詠詩批評市民遊行示威及對政府的「挑釁」行為略有所聞,而新近王菀之就長者津貼爭拗表示厭惡政治之論亦言猶在耳。當晚音樂會開場前曾半開玩笑地留言:「討厭政治的火星人加上反對遊行的指揮家,到底會擦出甚麼火花?」

顧客光靠自己的舌頭,根本無法決斷孰為人間美味。根據報章雜誌或網絡上的鱔稿評論,或電視電影內的軟性廣告,才放心隨波逐流地說「好吃」。祇要媒體載有食肆的推介資訊,哪怕是難吃得要命,那些羊群也會拼命地歌頌。即使明明吃著食材香氣全失的盤中飧,看著店內外的介紹, 依舊讚不絕口。空有舌頭,又有何用?而在商言商,食店要照顧大眾的「味覺需要」同時兼顧自己心目中的口味,在面對現實的基礎上追求理想,最終那群盲目的客人就成了店家炮製自家味道的工蜂而不自知。

中共老人政治之所以如此根深柢固,另一肇因為其利益輸送具備延續性(Dynastic)兼家族式(Nepotic)的性質。前者指一代一代繼承下去,一如歷任中共要員的子弟皆把持一特定之產業系統;後者則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朝中有人,旁及家人親友受益匪淺。歐美的貪污,由於有選舉的關係,延續性被斷絕之餘,你既不能長期掌權,既得利益者亦不可能向你的家人進貢巴結。而中共的貪腐,則因為龐大的權力系統、人事複雜的大家庭與缺乏民主選舉政黨輪替而滋長,以至於無法根治。

(劇透注意)也許是精誠所至金石開,某天,他朝思暮想的女神「露比」竟降臨面前,而且成為自己的同居女友!從驚疑不信到興奮莫名的轉折以後,他們彷彿每天都打得火熱。《聖經.創世記》中上帝說︰我們要照著自己的形象與樣式造人。奇雲扮演了一回上帝的角色,塑造出夢寐以求的完美女友,帶點傲慢輕狂,但又滿足到許多人的妄想。而及後的小實驗,證明了他還可透過奇妙的打字機改變對方,於是他就更加放心地享受看來了無後顧之憂的戀愛,至少他認定不會重蹈與前度慘淡收場的覆轍。

決策者日理萬機,需要決定之事恍若排山倒海,根本無暇翻閱報告卷宗,逐一弄清來龍去脈再施然作出決定。因此祇能倚靠他們的管治本能。好的領袖,其本能是救人為先,其餘次要,即使公布真相會掃中央領導賞煙花的雅興亦在所不惜。在災禍當下,切匆讓祇知說三道四的人插手(如多管閒事的李剛),必須讓專業人士出謀獻策,再由政治人物考慮一切因素後作出最終的政治決定,而一旦決策有誤,則由政治人物承擔責任。

後殖城邦之建立,源自殖民政府的權力平移,昔日為英國政府效力的行政人員及上流階級,於主權交接後繼續主導社會。帝國舊僕侍奉新主,作風仍繫於帝統。一旦揉合北人官場文化,管治模式與時代脫節,造成之流弊並非削弱政府機器,反而趨於強大,無法駕馭。後殖城邦管治階層握有強大權力,而其言行舉止不受制於維繫社會之倫理標準: 他們甚至毋須惺惺作態,公然褻瀆民權法治等確立現代社會的基石。其行為亦鮮有受政治壓力或各方監察所束縛,因為被壓迫者既無投票反對之機會,亦無固定社會架構與平臺發動抗爭。故公權力霸凌於上成了管治必然過程,而掌權者亦無自我收斂之必要。

先問一個問題:以下兩項賭博,你會選擇哪一種?第一種賭博,有機會奪得獎金三千萬;而第二種賭博,最多祇能嬴取三萬元獎金。前者一旦幸運中獎,人生將徹底改寫:你大可即時向老闆請辭,踏入優哉悠哉的日子,祇憑存進銀行的利息,一輩子不愁衣食;而後者的獎金頂多足夠你去一趟豐足的日本遊而已。但若假設前者中獎機率僅有一千萬份之一,而後者則「高達」一萬份之一,如此一來,你又當如何抉擇?

從反日看動亂之源

「奧羅拉大橋事件」中,被社會學家里昂.曼恩(Leon Mann)稱為「挑釁性群眾」(Aggressive Crowd)的圍觀者,並非首例。曼恩研究過的案例中,有半數跳樓或跳橋自殺案件,都曾有圍觀群眾慫恿企圖自殺者趕快躍下。曼恩發現,這類群眾在晚上尤其會做這種事,因為晚上更能在不被認出身分的情形下,享受那種置身於大團體內的感覺。而圍觀者愈多,愈可能催促企圖自殺者躍下。人群愈大,愈容易讓人產生匿名(Anonymous)的感覺,此項毫無疑問;然而,亦有可能是因為叫嚷的人愈多,會使得愈多人想要叫嚷。

平情而論,理應引以自傲的初中歷史,於今對我們竟無積極用處,反而處處見其毒害。導致悲劇的主因,是學科本身透著沉沉暮氣,從內容以至思考方法均無重整革新,因循上一代著書立說而編修,授課者亦無為學子注入新的思維觀念與氣魄。儘管他們很努力,我們亦有大量的文獻典籍可供參考,從邏輯思維到公民自覺的現代標準,皆經不起考驗。雖然寧取國教不復中史是略嫌偏激,但難道我們要對上述苟且視而不見,重蹈覆轍,再度呼吸那些舊時代的空氣嗎?在科目的條框未有根治,而重訂內容未經深思熟慮之際妄談復科,豈不遺禍更深?與其做舊時代的孝子,倒不如擔當新時代的烈士,直接修讀公民教育。

周末一役,反國教運動的參與者保住十萬之數,本來漸見曙光。然而及後形勢急轉直下,得悉大聯盟貿然決定鳴金收兵,學民思潮無奈退卻的那一刻,彷如晴天霹靂,驚愕當場。平情而論,今場硬仗看似抗爭方略有小成,實際上迎來的是最壞的結果,全盤皆輸。自昨夜九點半起留意廣場組織言辭變化,早已察覺端倪,然而沒料到他們的撤離竟是轉瞬即至,殺得銳意聲援者一個措手不及。深明制度操作者應不難發覺,撤銷三年國教開展期,僅為梁振英的語言偽術。

對付政府,惟今之計僅餘「不合作主義」而已。自零三七一以降,每當特區政府有意行惡,或有違背自由民主的舉措之際,社會各界都應聯名發表宣示,甚至親身參與公民運動,這是最起碼可行之事,亦至少是對面臨苦難者的一點聲援。不要沉默抗議,亦不要寫信求情,更不要妄想與政府談判,與虎謀皮。上條陳與折衷對專制政權而言既屬無效,亦為軟弱的表現。我們要使作惡者得知:一旦他們不厭於作惡,我們就不倦於揭發;民間逐漸形成這股抗爭的習慣,引發連鎖反應,並教政府在民意的力量下成為驚弓之鳥。日子有功,才能起著制約政府的作用。

亞視之偏頗,首先見於扭曲學民思潮反對官府推行國教的目標。自發起反國教運動以降,研究國教本質的文章多如繁星,其本意毫無疑問在於政治宣傳(Propaganda)。對於幼小的孩童,本來由「新中國」於一九四九年解放伊始,至九十年代正式改革開於以前的歷史真相,固然一無所知;因此,他們透過國民所得知的,將會是社會發展迅速的偉大祖國,而非充斥著黑暗與邪惡的國度。自中共統治以來,除了文革火紅年代,如斯歌頌國家的黨化教育和宣傳從未如此舖天蓋地。經過國教經年的洗禮,中小學生必將對隱惡揚善的內容信以為真,國家一切所作所為均不以為異。如此一來,必可達到上位者自我意淫而愚化公眾的效果。而當節目顧左右而言他,不敢觸及反國教訴告且歪曲事理之際,顯然地是刺中了建制的要害。

目睹上述諸種腐朽的人,竟能夠視若無睹,吐出「我們一直都有參與,如此這般」之類的話,甚至在反國教運動的關鍵時刻,祭出「不參與既定計畫更屬不負責任,勸籲放棄迎新而轉戰支援學生是站在道德高地」,為愉快迎新而缺席的大學生辯護。在立法會當大家見到有官員與親建制派議員在重要議案辯論之時默不作聲,已經憤怒非常;聞說議員在表決之際堆砌種種藉辭(諸如覆診,同業會議,北上交流)出缺,更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感。究其緣由,是他們連決斷的能力亦付之闕如。比較事情緩急輕重,然後明智地擇取正確的路,俾能實現最大的善並導致正確的改變,才是真正的權衡。由是可知,在一眾心急如焚的學運參與者自愧未盡全力的面前,他們的辯白是如何的蒼白無力;而其抱持理竟由與尸位素餐的上位者齊同,更屬荒謬絕倫。

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身爲工黨的老黨員,目睹執政的工黨一味逢迎美國略越南的暴行,為了阻止將要被送往前線作戰的無助年輕人,不讓其因著上位者一己私利而犧牲性命,他在一場青年組織的反戰集會中當眾譴責始作俑者的殘暴不仁,並即席撕碎了自己的工黨黨員證。是的,當一個政府違背原則,公然漠視正義,成年人應做之事,就是展示自己的勇氣與決心,肩負保護年輕一輩的責任。

故事峰迴路轉,世家子冷靜思考以後推翻一切,「古督察」原來是子虛烏有。企業家夫婦立刻故態復萌,隱喻上位者的偽善與鄉愿;一陣悔疚後又恢復冷靜的世家子暗示趨向犬儒蒙昧良知的知識份子;不時反問的女兒,是少數人性未泯的呼喚;而兒子則象徵失敗主義者,耽溺於痛苦之中。最終一通電話驚醒了眾人的僥倖心理,血淋淋的真相假不了,而他們均被憤怒的群眾吞噬,可見上位者無視世態殘民自肥,民眾惟有以暴力回應壓迫,強權終究迎來了鉅大的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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